蔡昉: 教育要走出“负激励”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出现了非熟练劳动者短缺的现象。然而这个就业机会增加、工资上涨迅速的“好时光”不会延续太久。现在不愿升学甚或干脆辍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群体,终究会遭遇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
作者:本刊记者 张墨宁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2-02-22 浏览:737
  充沛的劳动力资源造就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一路高歌,刘易斯拐点的悄然到来却让这种增长模式变得难以为继。随着人口红利的窗口关闭、劳动力从过剩转为短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仅是产业转型,更需要人力资本的升级。教育,无疑要承担起劳动者素质提升的重任,实现从规模到质量的转换,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
  但在教育投入回报率下降的负激励下,如何助推劳动力投入模式的改变?《南风窗》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日本的教训
  《南风窗》: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正在消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显得至关重要。在实现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教育程度应该如何与之相配套?
  蔡昉:产业升级的过程和结果,会表现为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产业升级的前提是技能升级,按照目前相应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估算,如果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即使仅仅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0.5年。
  这种产业转换所提出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绝非微不足道,因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根据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1.32年,2005年为7.88年,5年中只增加了0.32年。
  《南风窗》:目前,政府的教育投入不足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在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应该如何平衡,才能使受教育年限得到有效提高?
  蔡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上,普及基础教育无疑具有最显而易见的效果。一旦义务教育得以实施,普及率接近于百分之百,继续增加受教育年限就有赖于更高教育阶段的普及。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09年小学毛入学率为105%,初中为99%,高中为79%,高等教育为24%。由此可见,未来提高受教育年限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在于巩固义务教育的高入学率,另一方面在于大幅度提高高中和大学的入学率。
  然而,近年来出现了诸多不利于教育继续发展的因素,其中包括认识上的误导,出现了不利于增加全社会受教育年限、培养具有更高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人才的错误观念。由于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就业难,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上出现了对高校扩大招生的质疑声音,甚至有不少叫停高等学校扩招的言论。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确是一个警示,但如果以此否定高校扩招就是因噎废食。
  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值得思考和借鉴。日本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减速、1990年以后停滞,没有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继续保持适度的、在技术创新前沿上的经济增长。教育发展的相对减慢,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日本经济在其赶超过程中,主要依靠借鉴和模仿欧美国家的制造业技术,因此,面向大规模青年劳动者的中等教育,满足了经济增长的需要,也的确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效应。1960年前后,日本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随后的经济增长,不再能够靠廉价劳动力的跨地区和跨部门流动,而是越来越需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日本曾经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离不开对美国的教育赶超。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教育赶超速度就明显减慢了。虽然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上,日本仍在继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在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反而逐渐扩大。日本在1990年以后陷入“失去的20年”,教育发展的失误,对于我们来说有诸多教训可以汲取。
  教育“负激励”制造的不平等
  《南风窗》: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是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这一社会问题也在影响很多人的判断。根据《2010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专科毕业生起点薪酬最高值为1882元,本科毕业生起点薪酬最高为2520元,与高额的读书成本相比,很多家庭和个人都会有教育回报率偏低的感受。在这样的状况之下,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是会受到挫折?
  蔡昉:现在一些家庭不愿意孩子继续上学,特别是上高中和大学的意愿下降,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辍学。特别是对于那些农村的贫困家庭,外出打工工资水平的上涨大大提高了完成义务教育的机会成本,因而导致更多的辍学现象。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出现了非熟练劳动者短缺的现象,他们面临着一个就业机会增加、工资上涨迅速的大好时光。然而,这个“好时光”不会延续太久。在这个时候,如果更多的就业岗位和不断提高的报酬使青年人不愿升学甚或干脆辍学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代劳动者群体终究会遭遇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成为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
  《南风窗》:在中国的教育支出中,家庭支出比重仍然过高,明显高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其他国家的水平。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带来的后果?
  蔡昉:家庭支出很大部分用于各类教育这种状况,导致家庭的教育负担过重,不仅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也造成负面的教育激励。特别是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来说,相对教育支出负担更重。这意味着,国家未能使教育这个领域体现均等化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也未能履行必要的再分配职能,反而造成累退性的分配格局。人力资本决定个人和家庭参与劳动力市场从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程度,教育不平等则意味着这种参与和分享机会的不平等,持续下去则会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不平等格局的代际遗传。
  《南风窗》:公共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以及在义务教育和更高阶段教育之间配置的不均等,是否已成为影响教育发展的效果的重要因素?
  蔡昉:教育资源不均等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子女上面表现得最突出。虽然他们小学阶段的在学率与城市户籍儿童没有什么显著差异,但是,完成小学学业之后,辍学概率就开始高于城市儿童,越是到了较高的教育阶段,在学率就越低。与此同时,这两类儿童未来升入大学的机会大大减少。对流动儿童来说,父母在城市务工却没有城市户口,就意味着他们参加高考只能回到户籍所在的农村。而在农村,由于教育水平低、录取名额少,上大学机会要比城市低得多。所以,在高等教育尤其是重点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重在不断下降。
  许多研究者也指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相比,城乡之间在教育发展上的差距要高出数倍。因此,要真正抓住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因素,以及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的关键领域,就必须改变农村教育滞后发展的现状。
  增加公共投入的局限性
  《南风窗》:政府的财政性投入对提高教育水平能否起到明显作用?
  蔡昉: 2012年把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提高到4%,作为对政府的一个约束性要求,有助于显著增加对教育的公共投入。但是,仅仅着眼于提高公共投入比例,也存在局限性。即使公共教育投入显著增加了,如何按照教育自身规律配置资源,其难度丝毫不小于资源的筹措。特别是在中国当前的这个转折阶段上,政府在这方面有额外繁重的职能要履行。
  同时,教育发展也要靠人力资本回报所产生的激励,通过社会、家庭和个人的需求而推动。而增强接受更多教育的微观激励、扩大人力资本积累的全面需求,不仅需要在教育部门下功夫,更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着眼。
  《南风窗》:除了财政投入的增加,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政策调适和制度建设,未来的教育格局调整应该如何把握方向?
  蔡昉:首先,把义务教育延伸到学前和高中阶段,保持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速度。学前教育的重点在农村,通过免费的公共供给大幅度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覆盖率,可以显著降低教育的城乡差距。
  其次,在职培训与劳动力市场的关联性较弱,在这种情况下,培训是没有意义的,最终也会降低接受培训的意愿。具有劳动力市场分割性质的户籍制度和就业的非正规化,降低了企业提供在职培训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公共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稳定和规范的就业可以矫正在人力资本回报方面的制度扭曲,从培训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改善其效率。
  第三,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引导高等学校适应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核心是改变政府管理过度、包办各级各类教育的做法,政府只是集中于管理、规范和公共教育资源的均等性分配,给予教育更充分的空间实现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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