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怀旧,伊朗向前

——奥斯卡里的世界
作者:本刊记者 何蕴琪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2-03-21 浏览:2522 收藏
  在刚刚过去的第8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艺术家》和《一次别离》成了最大的赢家。这是难得的一届朴素的奥斯卡,少了许多华丽、炫技、恢弘与沧桑,却多了几许人文主义的气味。
  《艺术家》像是美国人写给经济繁荣的爵士乐时代的一封情书,在黑白默片的形式下,带着人们怀恋往日的美好,感怀当下的失落。
  《一次别离》则让伊朗又一次赢得了全世界的目光,这里的伊朗是现代化的伊朗,是温和而富足的中产阶级的伊朗,他们在尊严与金钱、现实与信仰之间小心翼翼的挣扎甚至将美国人也打动了。
  当这个世界陷于喧嚣躁动,当现实中的美国和伊朗剑拔弩张的时候,人们或许只能从电影里寻找一份各自的安静与美好。好莱坞的文化工业持续不断地为今天全球化了的观众供应着文化快餐,不管电影里的世界离活生生的现实究竟有多远,他们总是能够敏锐地体察到这个时代人们最隐秘的情绪并将其影像化,这实在是其莫大的贡献之一。
  
  怀念往昔
  过去的2011年是艰难的一年—无论对美国还是欧洲而言。美国一位谐星将乔布斯的过世戏谑为“No Jobs”(乔布斯的英文名为Jobs,与工作一词拼法一样),暗讽当下美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失业。这个幽默并不轻松,毋宁说非常沉重。
  关于欧洲,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欧债蔓延引起的恐慌和希腊史无前例的崩溃—同样,失业令人头痛,1/4的希腊人失去了工作,而相当多的企业已数月发不出工资。媒体的预言家们在说着2012更艰难,经济学家们则纷纷撰文,讨论着资本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斯卡评奖办公室里,近6000位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成员,选出了他们心目中的最佳电影:《艺术家》。
  《艺术家》的情节并不复杂,表面看来,它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默片时代的巨星乔治•瓦伦汀因不愿进入有声片年代而被时代抛弃,他曾经的女粉丝、不名一文的女演员佩姬•米勒却因有声片而走红;乔治落魄潦倒,佩姬却有情有义,助其东山再起,在歌舞片里找到另一春。但浓缩起来,你也可以这么概括,它讲述的是一个萧条时期的失业者如何站起来的故事。
  在影片中,乔治不愿进入有声片时代,他为了抵抗潮流而亲自执导拍摄的新默片在1929年10月25日上映,这一天正是历史上著名的华尔街股灾之日。他的奋力一击和华尔街一道沉入了深渊。幸而,影片安排佩姬的出现—这时已是影片结尾,乔治和佩姬同台拍摄歌舞片,就在最后一分钟,导演让电影恢复彩色,男主角说出唯一一句台词“With Pleasure.”(我很乐意)—在佩姬帮助下,乔治总算放下了高傲的自尊心,作出配合时代的改变,在新时代里找到了属于他的位置。
  奥斯卡颁奖后,美国不乏嘘声,指责《艺术家》“献媚”于好莱坞。很多媒体也写道,这部电影是“写给好莱坞的一封情信”。然而这部电影在美国叫好叫座,对电影史并不感冒的那些普通观众同样能收获对那个时代的怀念。
  1920年代不但是好莱坞建立的时代,更重要的,也是美国疯狂繁荣的时代。在整个1920年代,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0%以上,通胀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联邦政府年年预算盈余,以至于联邦债务减少了1/3;失业率持续下跌最后降到3.2%的历史最好水平。好莱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其实正是美国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以及华尔街资本注入的结果,它反映的是美国整个经济环境的繁荣。在情绪上,全国乐观主义弥漫,人们挥金如土,这正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爵士乐时代。
  被誉为爵士乐时代代言人的作家、《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在大萧条开始后的1931年是这么回顾的:“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嘲讽的时代,一个放纵的时代。” 饰演男主角乔治的让•杜雅尔丹,在他的身体语言和表情上特别能体现这个时代的奇迹的、艺术的、嘲讽的、放纵的气氛。
  因此细究下来,毋宁说,这部电影更像“写给默片的一封情信”,或“写给爵士乐时代的一封情信”,更进一步说,这封情信其实是写给经济繁荣时代的。怀旧、温情、在可以预见的危险中找回安全,长久压抑和经历突破之后的舒展,这些可以说是《艺术家》暗藏的情绪主题。
  奥斯卡的投票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成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电影专业人士,据统计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7岁,主体是白人男性。和乔布斯一样,他们是美国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代表了今日美国最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婴儿潮一代在二战后出生,正赶上1970年代到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这封写给爵士乐时代的情信,也许能让他们焦虑的心稍稍得到安抚。
  
  “一次别离”
  伊朗电影《一次别离》获得最佳外语片奖几乎毫无悬念。和《艺术家》一样,这部电影在美学上的呈现精致、巧究。当然,前者表现出喜剧性的夸张、后者则模拟出一种纪录片风格。纪录片风格的运用在导演法哈蒂那里非常圆熟,手持摄像机的使用也无可挑剔。很多时候观众感觉不到摄像机在哪里,而只以为自己走进了事件的深处,跟随人们回家、到警察局、上车。
  表面看来,这是一个中产家庭夫妇和他们的钟点女佣夫妇之间的纠纷。纳德因妻子闹离婚搬出家里,必须找到一钟点女佣帮忙照顾老人痴呆的父亲。女佣照顾不周,导致老人摔倒受伤,而女佣的丈夫则控告纳德推倒他的妻子以致她流产。两家人在围绕什么是真相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幕幕细腻深刻的人性展露,原本一宗平常的家庭纠纷,承载着的却是今天伊朗人生活、文化与信仰的细腻叙说,那里边有阶级冲突,有宗教迷途,有传统与现代的裂痕。
  与以往伊朗电影不一样的是,这里呈现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逐渐现代化起来的伊朗,是中产以及精英的伊朗,而不再仅仅是宁静的乡村、纯真的童年、神秘的宗教与残酷的战争。用导演法哈蒂的话讲,“不得不关注‘现代化’了,这是伊朗人民今天真实的面貌。”
  在影片一开始,影印机中的护照就马上带出了整个时代。随后剪切到两位主角纳德和西敏的对话镜头,西敏提出离婚,理由是丈夫纳德不愿放弃年迈的父亲所以不愿跟随她移民,而当法官问及她移民的理由时,她只说了一句,不愿意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当被追问什么样的环境时,西敏没有回答。
  这个短暂的开头提出的一个问题,观众需追随整部影片才得以发现答案—而每个人看到的答案也许都不尽相同。
  西敏为什么要移民?读书、听音乐、甚至可能会弹钢琴的西敏显然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她也代表了伊朗一部分精英的选择。美国牵头加紧对伊制裁,除了导致国际油价在不时地出现走高外,同样也对伊朗的国内经济造成损害,伊朗进口物价飞涨,失业率攀高(影片中女佣的丈夫正是被失业潮所影响),伊朗里亚尔大幅贬值(一年多时间里伊朗里亚尔兑美元已约贬值40%),这些都是伊朗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伊朗女性面对的困境,同样也是电影中处处着墨所在。3位年龄、阶层各不同的女性故事渐次呈现,她们是西敏、钟点女佣瑞茨、西敏和纳德的女儿特梅。瑞茨瞒着失业的丈夫,怀着身孕外出打工,同时需要照顾只有几岁的小女儿。她面对的是家庭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同时也有信仰的压力—在决定是否帮纳德的父亲洗浴时,她必须打电话咨询宗教人士,这样的行为是否触犯《可兰经》。特梅夹在父母中间,她不愿意失去双亲中的任何一个并为此受到伤害,她希望保护父亲纳德不受控告,却无法控制良知的审判而要揭开父亲说谎的事实。
  西敏的困境是最为隐藏的,直到影片慢慢深入,观众看到钟点女佣同时照顾女儿和老年痴呆的病人力不能胜时,才恍然明白西敏之前就是在做着这样的工作—对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崇尚独立自由(从她在阳台吸烟的镜头和移民的行为可以看出这点)的女性而言,她之前确实经历了许多被压抑的痛苦、为家庭而牺牲的自我,而移民以及为移民而离婚,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直面现实
  《一次别离》的海报上有这么一句话,“为什么你觉得我们会像动物一样打我们的老婆和孩子?我们和你一样都是人。”导演法哈蒂说,他想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对彼此的判断有多么的武断和错误。人们总会放大别人与自己的不同,但是当人们靠近彼此,就会发现我们之间是那么的相似。”这一个目标无疑得到了很好的实现,无论在美国、欧洲、中东还是亚洲,中产家庭观众几乎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共鸣。
  就在奥斯卡颁奖前没多久,伊朗和欧盟之间关于核武和经贸合作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美国威胁对伊动武,而伊朗也不甘示弱,实施军演并表达将“准备应对最坏情况”的决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似乎箭在弦上,而奥斯卡评委对《一次别离》的肯定,除却对其美学水平的认定外,也无疑是一次他们认为“政治正确”的选择。再回到刚才提及的评委会代表的美国主流价值,对婴儿潮一代而言,两性平权和反战都是他们成长过程形成的重要价值观,而选择《一次别离》恰好表达了这样的价值取向。
  在谈到《一次别离》所体现的人性共同之处时,不得不让人想到同样深受电影审查制度影响的中国电影,以及张艺谋的新作、同样角逐最佳外语片奖的《金陵十三钗》。尽管张艺谋曾经有过杰出的作品,但《十三钗》和《一次别离》放在一起看时,在艺术自信和表现力上显然不是一个层次。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对《十三钗》的批评如过江之鲫,这些批评并没能看到导演在试图接近历史的态度上表现出的勇气和真诚,尽管这种勇气和真诚仍然只能以一种缺乏深度和反思能力的方式来呈现—不过这一点不能单纯归咎于导演,而或许应归咎于整个文化。
  如果说中国有什么电影可以在表现力和题材上和《一次别离》相提并论,那么,“底层电影”或可作为例子。比如2003年由冯小刚监制、路学长导演的《卡拉是条狗》,描述普通底层“贱民”的生活,其通过小人物、小事件体现大环境、回答大问题的角度,以及其采用的现实主义手法和伊朗电影有所相似,表现力也足可媲美—《一次别离》显得更为克制、冷静,而《卡拉是条狗》更为悲观和情绪化。
  不过,中国优秀的底层电影明显无法进入好莱坞的“平均年龄57岁、白人、男性”们的眼界中,他们无法了解、也不会在这样的趣味中找到共鸣。相反地,《一次别离》呈现的中产家庭困惑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都如出一辙。正因为此,简单地拿奥斯卡来臧否中国电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伊朗电影曾经不止一次给全世界留下过惊叹,他们面临着严苛的政治审查,却总能在庸常的现实中,静静地呈现着生活的痛苦、欢乐与诗意。
  一代又一代伊朗导演背负传统,直面现实,从不逃避述说当下的责任。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中国电影学习的话,那也仅仅是:带着足够的诚意和勇气直面我们这个时代主流社会生活中最尖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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