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手段的正当性

越是一些“出位言论”,可能背后都对应着严峻的社会问题和不合理的现状。从凝聚社会的角度看,这反映了一种对于共识形成颇具破坏性的认知习惯——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
作者:赵 义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2-03-26 浏览:12659 收藏

  和往年一样,前不久的全国“两会”同样有一些言论和提案引起了很大争议。比如,对于成为“三公”消费靶子的茅台酒,贵州有位副省长如此“叫屈”:“管资金分配的官员下来,你让他自己去餐馆吃饭,到了贵州却让他喝米酒,那不是得罪人嘛!”责任在于“跑部钱进”的体制,而不是茅台酒。还比如建议让穷人将生育指标转让给富人,建立公民的道德档案等。
  全国“两会”如此庄严的场合,出现一些“出位言论”,应当说不是人的智识水平出了问题。相反,越是一些“出位言论”,可能背后都对应着严峻的社会问题和不合理的现状。从凝聚社会的角度看,这反映了一种对于共识形成颇具破坏性的认知习惯——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
  如果稍加引申,这种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就会得出很荒谬的结果。“三公”消费是有体制上的原因让人不得不做,但并不代表这样做就是正确的,否则任何收买上级部门的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了。就像贪官把贪污的钱都捐资助学了,固然有让人同情的一面,但不能说贪污就是正确的。同样,穷人固然可以通过转让生育指标让下半辈子吃喝不愁,但这样下去,身体权利的出卖也可以推而广之了,这不符合现代社会有些权利绝对不能割让的基石原则。
  浅显的道理并不能阻止“出位言论”的频繁出现,这反映出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并不会因为财富多寡、权力大小和社会地位高低而有程度的区别。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思维定势。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常常是自我暗示为一些不正当行为辩护的一种方式。传统文学中,普通人将解救梦想托付于侠客们,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比如《水浒》中,只要是反抗强权、劫富济贫的,捎带手戕害了无辜,并不影响其高大形象。反过来说,那些简单明了的道德教条,如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等,主要是约束、规范大多数普通人的。
  对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来说,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尽管常遭非议,却根深蒂固。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对于那些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来说,常常面临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实践告诉他们,如果要“做事”,那么在手段上就不能被捆住手脚。为了实现高尚的目的,“权”是必需的。所以,在传统社会改革家身上,人们经常看到不拘小节、任用酷吏、“同流不合污”等遭人非议的烙印。像王安石推行新政的班底,大都被传统史学家列入了《奸臣录》,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在近代社会以来,人们吃政治人物“目的正确决定手段正确”的亏,以及由此受的苦,也不算少了。这是因为,近代社会以来,政治人物的行动直接诉诸广大民众的手段越来越多了,民粹的潮流常常成为政治人物凝聚力量和提升权力的法宝。受困于日益变动不居、各种社会问题层出的现实的普通人,很容易受到政治人物的感召,而召唤出的可能是集体无意识—个体的命运变得无足轻重,人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而非目的。并且,卑劣的手段最终也会毁了美好的政治目标。
  经过诸多教训后,人们也可以看到,在民主和法治社会,政治人物所受到的约束也越来越多。越是在看似一些小事上和政治人物不依不饶,反而说明了社会的成熟。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确定政治人物的行为边界便成了首要的任务。这简直就是划清权力边界的同义语。
  这个时候,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政治人物“做事”是最重要的,做事方式就不必过于较真。尤其是在官僚主义、人浮于事、跑官要官盛行的社会里,“做事”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人们就会格外容易被做事的政治人物感动,但人们同样也就忽略了轻视手段正当性给社会带来的伤害。至于如何让真正能做事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和脱颖而出,则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但这一点不应当通过赋予其特权来实现。
  深究通过全国“两会”等场合表现出来的社会分歧,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对问题的判断上很多时候并无多大分歧,但社会共识度为什么会持续低迷?除了利益之外,对于手段正当性的轻视是一个重要原因。潜规则的盛行和正式规则的孱弱,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轻视。社会的进步应当是目的正确和手段正确日益兼容的过程。再崇高的目的也不能掩盖手段正当性的重要性。
  当政治生活日益充满华丽辞藻的时候,人们就有必要保持一份警惕之心。因为,越是这样,很多手段越是秘而不宣。追问手段的正当性也就成了一剂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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