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团委书记和他的白洋淀

“人的成长过程都是慢慢越来越现代,关键看到了一定程度,还能不能保留你原来比较淳朴、真挚的一面,不忘初心。” 陈永利最大的“初心”就是当一名老师。

作者:本刊记者 李少威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06-27

  拍单人照,陈永利还是用一种大合影的姿势:身体笔挺,头部上扬,标准地微笑着。
  显然,这一姿势符合周遭的人们对他的角色期待—北大团委书记,而我很快发现,早早准备好的那些尖锐的提问,是背离角色的,尽管他很清楚答案。
  生于改革开放启动的1978年,从白洋淀到北大,从“土老帽”到一个不着痕迹的北京人,从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这个青年干部完整经历了两个不同“世界”的转换,其中还有一些区别于一般人的偶然性。
  “嗯,就这样吧。”当我暗暗调整了方向之后,午后白闪闪的光线似乎变得柔和起来。
  这条社会嬗变的轨迹,陈永利体验丰富,外在的和心理上的,民间的和体制的。这个过程,可以折射在更多的人身上。

  一个好学生
  工作人员送过来两瓶饮用水之后,我们结束了寒暄。
  “我原来想了一下,要谈的有三个部分。”他说,“对个人经历,主题是对生活永远充满感激,充满热爱;对在北大的工作,主题是‘与青年一起成长,为北大再创辉煌’;至于未来的工作,‘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多元发展,集体成才’,是我对北大学生发展的期望。”
  我悄悄地把写满怀疑主义提问的两张纸揉成了一团。我说,你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
  “在老师的眼里还真是,所以我获得的荣誉很多,北大所有的荣誉我都得过,一些还是全国性的荣誉。”
  一个能在顶尖大学留校,并当上学校团委书记的人,肯定是一个“荣誉等身”的人,但陈永利说“所有”的时候还是让我惊讶。这意味着,除了社会活动能力的考验之外,表现在数字上的成绩还要足够好,而这恰恰是许多学生干部不能兼顾的。
  “你是不是对荣誉看得很重?”我问。
  他说,的确,在学生时代成绩和荣誉是自己至高的追求,主要是为了用一种形象的语境来报答父母。
  “他们在农村省吃俭用地供我上学不容易,如果我学得不像样,没法向他们交代。小学、中学都有成绩排名,那时就是拿着成绩单回去,大学就没有了,他们只能通过证书、奖章来判断你的表现,五四奖章、优秀大学生……各种红本,挺大一本,盖着北大乃至全国性的大红章,他们看着开心。”
  “全班第一名、年级前三名”,是陈永利小学、中学时代最醒目的标签。没有参加高考,直接保送北大,本科毕业后又以综合得分第一、专业得分第二的成绩保送研究生。专业是越南语,屈居第二是因为第一名的女生是广西人,广西口音和越南语更相近。硕士毕业后留校,6年后跨专业读了博士。
  看得出来,陈永利对这一过程很自豪。一刻不放松的努力,既需要智力,也需要意志力,一同构成人的主观能动性。看上去,这是一个十分个人化的过程,然而当把个人经历放进整个社会前行的主流趋势中去,又会发现,人在其中,依旧是身不由己。
  陈永利说,几十年来我们的生活是沿着一种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趋势在行进,我们自己追求个人发展,也要有意识投入这一进程当中。

  新北京人
  陈永利是保定白洋淀人。从地理上看,白洋淀离北京直线距离仅100公里左右,但如果要从一个白洋淀的农家孩子变成一个北京人,这100公里就成了社会阶层流动的最极端的试验。
  个人的城市化,人们最熟悉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学而优则进城”,读书,就业;二是做生意,赚很多的钱,买房,落户。
  陈永利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他的母亲是北京人,1975年作为知青去到白洋淀,经人介绍嫁给了他的父亲,一名当地渔民。1989年,作为一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式,知青的孩子中可以有一个人代替返城。
  一个北京户口从天上砸了下来,这一年陈永利12岁,弟弟7岁。长子优先,而且性格安静的陈永利在预期中会更有前途,于是他就去了北京。
  “我其实不想去,因为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我弟弟呢,好动,贪玩,自小也不那么听大人的话,听说能去北京就特别开心,但最终父亲的权威把这一机会给了我。”
  在北京,陈永利和姥姥两个人生活;而在他5岁以前,由于父母在外,也是和奶奶一起生活。
  我说,你的童年基本属于“留守儿童”,从在农村留守,变成在北京留守。他在一闪而过的愕然之后笑起来:“确实,差不多那个意思。”
  刘姥姥带着板儿进大观园,只是临时性的,被人笑话一番之后就离开了,而陈永利则要成为北京这座“大观园”中永久性的一员,他必须在十几岁的年纪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
  到姥姥家的时候正是夏天,暑热难耐,一个单元3户人家,都敞开着门。叙旧正酣时,邻居过来敲门,气冲冲地吼了一声:“小点声说话!”
  这是陈永利第一次体会到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原来我们农村的说话方式在这里都会受到质疑。在农村,一家一个大院子,多大的嗓门街坊也听不见,即使听见了,大家也习以为常,隔着围墙嚷嚷着打招呼,都是常有的事。“我很震惊,北京的邻居会这么严厉。”尽管后来知道,这是一个特例,因为整栋楼都和这一户邻居关系不好。不过,邻居的这一“见面礼”,也让他开始意识到,城市与乡村,运行着不同的社会规则。
  “你必须去适应它,否则你永远摆脱不了内心的自卑。”让这个新北京人最为焦灼的是河北乡村口音。“去商店买东西,我说阿姨给我拿一支笔,售货员就问,什么杯,哪个杯子?在我们老家,‘笔’的发音就是‘杯’。”
  在班上,因为口音问题,他在明里暗里都被称为“土老帽”。他内心暗暗起誓,两年内完全改掉河北口音,如今陈永利已经不会说家乡话,普通话标准。
  城乡教育的差异也让他深受震撼。农村学校初中才有英语课,而城市里的孩子小学三年级已开始学英语,别人可以进行日常对话的时候,他连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北京孩子多有文艺特长、体育特长,而自己一样也不会。
  陈永利的特点是,小小年纪就有一种主动的努力意识,任何一门文化课都可以后来居上,比如第二学期开始,他的英语就能考100分。“但体育课和音乐课就没法补,以前在农村没有体育课,唱歌基本靠嚷,这些东西很难从头再来。”

  分化的命运
  脱离了亲缘社会,又没有朋友,初到北京的陈永利,独立,但也很孤单。
  他是带着乡愁告别白洋淀的,但这乡愁只是少小离家的不舍,和今天城里人的浪漫想象无关。
  “白洋淀”,这个词在外界印象中对应着一个美丽的鱼米之乡,而在陈永利的记忆中,则是一片干涸见底的景象。记忆中,白洋淀一直没有水,也就没有鱼,芦苇荡也长不起来。而他家所在的村子是渔村,人们的谋生之道有二:打渔,编苇席。渔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消失了,结果就是贫穷,甚至饥饿。
  5岁以前,他之所以成为“留守儿童”,就是因为本地无以为生,父亲去了天津海河打渔,而母亲则在县城上班。他离开后,白洋淀就有水了,不过对于当地人而言,前后的区别也仅仅在于是否能吃饱肚子。
  兄弟俩一走一留,命运开始分化,直到很久以后,陈永利才领会了这一去一留之间对人生的意味。
  硕士毕业之后,陈永利留在了学校,从学院团委书记,到北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再到北大团委书记,其间又读了博士,评上了副教授;他的妻子也是北大教师,留美归国的博士后。
  而弟弟初中毕业以后就没有继续读书,如今在家乡开着一间理发店。这间理发店的铺面,是陈永利出资买的。2004年开始工作,他把自己将近10年的收入,全部用于“反哺”弟弟,除了帮他买铺面,还帮他买房子,资助他结婚、养孩子。
  “我心里觉得欠着弟弟一个很大的人情,但我是对得起他的。”为了对弟弟进行物质输送,他在毕业后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直到实现心理上的自我平衡。
  “人的成长过程都是慢慢越来越现代,关键看到了一定程度,还能不能保留你原来比较淳朴、真挚的一面,不忘初心。”
  “初心”是对过去的回应。被“选”为北京人,对他而言是关键性的一步,后面还有很多偶然因素,一起将他推入社会精英阶层的行列,比如,遇到一个好老师。
  初中毕业时,父亲患了重病,家境艰难,陈永利打算读高职或中专,早一点就业,是语文老师王建国劝他继续读高中,考大学;上高中第一年就凑不齐学费,又是王建国老师发动全班捐款资助。
  陈永利最大的“初心”就是当一名老师,这一定程度上基于他对教育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的认知,这种认知直接来自王建国老师。王老师在36岁时因病去世,陈永利就一直有一种延续这一角色的使命感。
  本科即将毕业,老师问他的打算,他说想去中学教书,老师便笑了:“你可以留在北大,当一名大学老师。”

  读书有用论
  陈永利特别提出,自己并不想过多渲染儿童时代乡村生活的艰难。我说,了解只是为了理解,白洋淀当时的贫乏,其实就是构成人的命运的一部分社会要素。
  沃伦·巴菲特有一个著名的“卵巢彩票”比喻,先天是不可控的,像一场抽奖,幸运者“在恰当的时候出生在一个好地方”。白洋淀,显然不是好的“卵巢”,所以从白洋淀到北京,是一个个体像鲑鱼一样逆水“洄游”的时代缩影—给自己一个新的位置,也给下一代寻觅一个好的“卵巢”。
  现在城市里70后、80后这两代人,大多数人来自农村,父母没有为其积攒下任何社会资源(这显著区别于90后和00后),在后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他们无所凭依,最有效的“抓手”就是读书。陈永利是其中一个很特别的个案,他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呈现了一个多元因素交织的“洄游”过程。
  但这个过程无法复制,今天乃至更早以前,对于教育在社会流动层面的意义的认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松动和分化。人要怎样摆脱在抽取“卵巢彩票”失利后的先天不公处境,在今天更加值得思考。
  很自然地,我便提出了这个问题:北大的学生当中,来自城市与农村的比例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绝对数量上看,农村生源的学生比例肯定是不高的,重点大学尤其如此。”陈永利说,但这不一定都归因于政策是否公平,而是有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生源本身在大规模减少;第二,读书无用论在农村还是有一定市场,很多家庭主动放弃了孩子的学业;第三,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更容易考上重点中学,重点中学的学生更容易考上重点大学,所以其实中学阶段已经决定了大学生源的结构。”
  陈永利想强调一个常识性的道理:读书永远是有用的。
  在当校团委书记之前,他当了8年北大就业中心主任。“这么多年的感受是,越是学习好的、专业精通的,在社会上就发展得更好。学完觉得没用,不是知识本身没用,是你自己没把它用好。”
  对陈永利的采访是在电话和敲门声的不断打扰中完成的,活动的安排、学生内部矛盾的处理、领导的询问……琐细的忙碌贯穿着他除了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他却乐在其中。
  “人刚要上大学的时候,立志当总理,后来发现只能当经理,甚至最后只是当助理。这不意味着理想磨灭了或者变得现实功利了,而是一种成长。毕竟,这个社会需要的总理很少,更多的是平凡的人。”
  “你这个位置上可是出过很多大人物的。”我说了几个响当当的名字。
  他说,没有想那么远,只想一心一意做工作,“以此感谢北大和国家的培养,让我能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取得现在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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