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启示录

我们并不停留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拥抱改革开放时代,革命时代“往上走”的激情,正是为了后人们能够回归“往下走”的平淡。我们也不能脱离历史的延续性,要知道今天能够“往下走”,正是因为“往上走”的那个英雄时代提供了条件。

作者:文∣李晟 南开大学法学院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10-28 收藏

   要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必须首先从精神实质上理解长征,从长征中汲取精神力量。80年过去,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不免更多浪漫主义情怀。但无论何时,长征之所以成为长征,首先需要认识到这是在遭遇惨痛失败之后的凤凰涅槃,而非浪漫主义驱动之下的一场盛大冒险,也不同于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样出奇制胜的妙笔生花。
   理解长征,应该从理解失败和对失败的态度开始。

   全局之中的胜败得失
   关于长征前的失败,要勇于承认“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同时又能够从战略上认识到“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如果不能从这一点去直面惨淡的现实,长征就只能是自欺欺人的“转进”;而如果被失败压倒,就会失去方向破罐子破摔。
   我们先从“失败”这一起点展开对长征的理解,并不有损于长征的伟大,而是更突出了其伟大。有大踏步的后退,才有大踏步的前进;只有具备清醒冷静地认识得失的全局战略思维,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全局的胜利。在博古与李德的领导下,害怕局部与暂时的失败,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策略,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从而被迫长征的重要原因。即使在战略转移时仍然想要整个中央苏区大搬家,这也导致了长征前期带着大量辎重的中央纵队行动极其缓慢,直至在湘江战役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现实仍然向我们展示着这一点,任何事业都是有失才有得,对得失的权衡取舍必须从大局着眼。尤其是历史性的变革,需要的就不是锱铢必较、患得患失的局部利益考量,而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必须得到的,什么是必须放弃的。试图保守过多的“坛坛罐罐”,只会如同柳宗元笔下的“蝜蝂”一般,“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不知为己累也”,被本不应背负的过多包袱压垮。如果说革命年代更容易看到“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那么当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面对得失保持清醒与定力就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从全球历史来看,许多强大的帝国也最终被不断的扩张拖垮,其中教训不可忽视。
   大国崛起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未来可能的挫折乃至失败甚至将远远超越长征的时代。在新的征途中,我们当然追求胜利、渴望胜利,但也不可陷入只敢言胜不敢言败的致命自负。始终警惕失败、敢于承认失败,才可能在面对困难时实现如长征一般的伟大转折,置之死地而后生。

   虽万千人吾往矣
   长征是一场战略上反败为胜的逆转,也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绝境逢生不是仅仅依靠坚持得以实现的。长征不是没有方向的“跟着走”,长征之所以成为长征,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漫漫“长”路,而是其胜利“征”程。战争中的大幅度运动是为了调动敌人,但这并非目的本身,最终目的还是要消灭敌人。如果只是有走下去的决心与毅力,只是有打不过就跑的实用主义,那只能是消极的逃避,两条腿必然跑不过4个轮子,更躲不开天上的飞机。
   从中国历史来看,纵横数千里的战略转移不乏先例,但是鲜见成功。无论是黄巢、李自成还是石达开,离开根据地之后的千里转战都不免以悲剧作为结局。长征之所以能够跳出历史的传统戏路,写下新的诗篇,关键时刻的政治智慧与决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事后回顾可见,虽然已经有了“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样的正确结论,但仍然不免常受制于“上帝视角”下的“后见之明”,只有真正进入历史的语境,设身处地去理解每一个紧要关头的决断,才能真正感受到诸如通道转兵、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这样的决策是充分认识战争与革命的根本规律之后才能做出的关键判断。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决策不可能做出,而决策者需要的也不仅是智慧,更需要勇于担当,敢于承受决策所带来的后果。
   决策者的政治智慧与担当,必然要与对成败得失的全局视野结合在一起。离开了对全局的把握,即使如林彪这样的天才将领也不免“尽走弓背路”的疑惑,作为决策者的毛泽东,也要面临“让彭德怀主持军事”这样的质疑。当人们身处社会变迁的宏大过程之中时,很难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在历史中的影响,真正意识到历史前进的确切方向。而这种面向历史的陌生感,也很容易让人们不自觉地偏向于某些看似更轻松的选择,更多注意到短期利益。
   在当代这个充满更多可能性的转型社会中,与战争年代一样要做出选择并承受选择造成的后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更加不免“见歧路而哭之”。而无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怎样的决策信息,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怎样的决策机制,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某些非此即彼的决断上,也只能是人的决断,而非一个抽象的“制度”的决断。直面现实的决断,需要的是冷静、冷峻乃至有时的冷酷,坚守“大仁政”,往往就意味着不得不放弃“小仁政”。如果在做出决断时,只是迎合公众对于更轻松、更容易的选项的惯性,那就很容易陷入乡愿乃至民粹引导的错误方向。这样的决策者哪怕是内心志向高洁,面对历史也往往最终不免受“好人做糊涂事”的拷问。
   在和平年代中,生存压力的淡化往往更多导致公众对世界的浪漫想象,更多从理想主义来理解问题及回应,从而强化这种趋向局部、短期利益的轻松选项的惯性,这就成了当代决策者面临的更严峻挑战。在关注程序与细节的政权机器逐渐成熟的同时,仍然需要“主权者”。

   上下同欲者胜
   决策者之所以面临艰难的抉择,是因为得失取舍不是棋盘上几颗黑白子的变换,而是涉及到中国这块大棋局上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们的命运,更是与整个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为了全局的胜利,必须有一些个体、一些部分作出牺牲。长征最终的胜利,就是以巨大的牺牲作为代价的。仅仅是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短短5天时间就伤亡高达5万多人,牺牲师级指挥员7人、团级指挥员16人,未过江的红三军团十八团约1800人和担任殿后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 5000多人几乎全部牺牲。以这样的代价,才换取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使得长征得以继续。“牺牲”这个词语,当我们在80年后谈起时,只是史书上的一些数目与文字,但在当时却是沸腾的热血与鲜活的生命。
   付出这样的牺牲去赢得胜利,只有在一个坚强的共同体中才有可能。历史上没有出现这样的长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这样的军队。《孙子》为代表所体现的古典军事思想,虽然“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但这种“爱兵如子”,仍然是对其以工具视之,不讲明作战的目的,而只是“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与此相反,红军最广大的基层指战员清楚自己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因而知道自己的牺牲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才能够去勇于牺牲。长征之所以成为长征,就在于全党、全军上下都形成了统一的认识,明确自己的使命在全局中占据的位置,自然就能够作为一个共同体去执行决策。这样,才既有作为开路先锋的部队,也有能够断后的部队;既有能“围点”的部队,也有能“ 打援”的部队。对比之下,国民党方面的将领则只能感慨国军都只想“吃肉”而不愿意“啃骨头”,因而即使有正确的战略部署,也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
   自上而下的思想统一,使得牺牲精神成为可能。而这种统一,不可能来自于简单的口号鼓动,也不可能只依靠严格的纪律约束,而只有在上下一致理解了最终目标并形成共识的有机共同体之中才能实现。红军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始终坚持官兵平等、“支部建在连上”的现代化组织;通过思想文化教育向指战员传播的民族国家意识,塑造了这个共同体。在长征中,这个共同体是红军,而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必须将共和国铸造为这样的共同体。“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毛泽东:《论持久战》)
   作为有机共同体的共和国并非自古以来的产物,而是近代以来长期革命与改革的成果,必须精心加以维系。在当下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中所发生的变革与转型,必然也意味着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利益分化。而这种利益分化的格局,也越来越难以达成普遍得到改进的“帕累托最优”,从局部来看,这就仍然需要有人去承担这种牺牲。在有充分的思想动员、充分说明牺牲的意义之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当然足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但是如果不能对承担牺牲者讲清楚其中的意义,而只是将其作为工具使用,那么在剧烈的分化之后,一旦形成“北京折叠”,就难以寄希望于“第三空间”的人们继续和另两个空间维系同一个共同体。

   不能忘却的征程
   革命的激情,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会逐渐退却。就历史中的人性而言,仍然存在不可逾越的局限性,人没有办法让灵魂持续“往上走”,不断追求高尚、理想主义,而必然有强大的惯性回归“往下走”,更加现实主义,从而从精神的存在转化为物质的存在。我们在革命之后“往下走”的过程中,看到各种各样的欲望、利益获得了更充分的表达。欲望和利益被表达出来之后,大家觉得是“好”的,变成了“正当的”(right),然后就慢慢变成了“权利”(right)。这正是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围绕着权利去建构社会的合法性根基,以权利的叙事构建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
   我们并不停留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拥抱改革开放时代,革命时代“往上走”的激情,正是为了后人们能够回归“往下走”的平淡,革命时代提出的为什么而牺牲的问题,正是为了后人能够去体验为什么而生活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脱离历史的延续性,只看到这个世俗化的过程。今天能够“往下走”,正是因为“往上走”的那个英雄时代提供了条件,所以才存在去追求那些更为现实和低俗的生活与利益的可能性。要想在未来继续延续并更为享受这种世俗生活,也不可能像浮士德一般陶醉地感慨“真美啊,请停留一下”,而仍然需要在另一个维度上继续漫长的征途。因此,对于长征何以成为长征的思考,也就是为了在这个时代继续保持“向上的想象”。简而言之,也就是对于“中国梦”这一伟大梦想的想象,而不是沉醉于世俗生活之中,把现实中的欲望和利益当作了目标本身。
   正是长征的胜利,以及此后数十年中几代人不屈不挠的努力,使得今天新的征程得以可能。而面对这一更为遥远的征程,对于长征的理解与思考,将有助于新一代的出征者在再次起航之际,摆脱海妖塞壬充满诱惑的歌声,从而更加顺利地抵达胜利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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