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被拒绝的“和平”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政府统治区内的城市居民对于反政府武装FARC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认为代价昂贵的和平很可能是一场徒劳无益且危险重重的赌博。
 

作者:文∣储殷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10-28 收藏

   2016年10月10日,哥伦比亚波哥大,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会见原住民代表。约2000名原住民抵达波哥大,支持和平谈判。
   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不出意外也不无尴尬地落在了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的头上。说它不出意外,是因为能够让哥伦比亚国内各方达成协议,走出半个世纪的血腥内战,的确是一件善莫大焉的功绩;说它不无尴尬,是因为在和平奖颁奖前的数日,哥伦比亚的全国公投否决了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FARC的和平协议。
   尽管这次否决并没有终结该国的和平进程,事实上它更有可能让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在谈判桌上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是全民公决的否决却反映出这样一个突出的事实,那就是哥伦比亚政府统治区内的城市居民对于反政府武装FARC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代价昂贵的和平在他们看来很可能是一场徒劳无益且危险重重的赌博。

   复杂现实利益的惨烈博弈
   尽管爆发于1964年的哥伦比亚内战可以算是冷战遗留下来的溃疡,但如今它已在很大程度上脱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成为各种复杂现实利益惨烈博弈而成的僵局。
   一方面,这场战争对于哥伦比亚来说,不仅仅是拉美政坛传统意义上左派与右派的武装冲突,而且也是城市力量与农村力量的对决。尽管哥伦比亚70%的国土都是农村地区,但该国80%的人口却在城市地区。这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三世界的革命模式,很难在哥伦比亚成功复制。从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的经验来看,拉美左翼的出路也许恰恰是放下武器、利用民主的机制去争取城市底层居民的支持,而盘踞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则很可能面临秘鲁“光辉道路”组织的结局。
   当然,哥伦比亚有不同于秘鲁的地方,它的农村地区虽然力量薄弱,但是地域广大、地形复杂,适合开展游击战争,且临近委内瑞拉、古巴等左翼国家,便于得到外界支持。也正因为此,哥伦比亚的左翼力量才能长时期与政府军周旋。但是坦率来说,几十年的战争打下来,代表着城市力量的哥伦比亚政府军在美国的军援下越打越强,而反政府武装则日益被动。只是这种日益被动到被彻底消灭之间,实在还有太长的距离和太大的代价。由此也带来了哥伦比亚城市力量既希望和平解决又不愿让步过多的复杂情绪。
另一方面,FARC曾经的重要外援古巴、委内瑞拉或改革或陷入困境,但毒品经济的介入,却仍然可以保证反   政府武装在长时期内维持其组织的生存。在这一点上,南美的左翼游击队与缅甸的民地武、阿富汗的塔利班,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毒品经济已经成为了和平谈判最大的阻力之一。太多的人依靠这个产业发财致富,而停战协议要求所有反政府武装控制区域的农民停止种植古柯,这意味着砸了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饭碗。不仅反政府游击队难以接受,恐怕连政府内部乃至邻国,甚至美国与此有关的利益群体也会难以接受。说白了,对于FARC来说,放下屠刀易、放弃毒品难。大多数对公投持反对意见的民众其实也是看透了这一点,因此也拒绝相信FARC会真正立地成佛。

   双方顾虑多,协定落实难
   作为南美洲最后一个还存在内战的国家,持续不断的惨烈武装冲突,不仅让哥伦比亚东南部地区的丰富自然资源难以被有效开发,国家发展始终难以真正地全面提速,而且也让哥伦比亚社会承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与心理创伤。仅在10年间,这个国家就有4万多人死亡。这种残酷现实的确让内战各方疲惫不堪,也因此萌生了寻求和平之意,但历史的恩怨与现实政治的复杂险恶,让和平之路其实充满忐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桑托斯政府与FARC的和平进程至少面临三方面的重大考验。
   其一,是FARC成员的命运问题。一方面,尽管桑托斯政府暧昧不清地表示将对内战中针对平民的罪行进行追责,但他并没有明确表示将对FARC成员进行审判。这一点引起了大批内战受害者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双方协议规定,游击队不用归还内战期间掳走的儿童,更是难以为天主教氛围浓厚的哥伦比亚主流社会接受。另一方面,就FARC而言,尽管政府并没有表示要对其在内战中的罪行进行清算,但也并没有明确表示放弃追责,这让他们对和平始终心存怀疑。更重要的是,哥伦比亚社会内部还存在着大量的右翼准武装力量,这些准武装力量与左翼武装在内战中结下了血海深仇,FARC非常担心在放下武器之后,遭到血腥的报复。事实上FARC的这种担心有其历史依据:在1984年,贝利萨里奥政府曾经与FARC达成了一个协议,允许FARC作为爱国联盟参加竞选,结果却是和平竞选的左翼政治家遭到了右翼准武装力量的疯狂杀戮。
   其二,是桑托斯政府的权威问题。要实现痛苦的和平,除了社会大众对于和平的渴望,和平推动者的权威也必不可少。弱势的主政者很难有足够的政治资本进行博弈,只有强势的权威人物才能进行痛苦的政治妥协,就如同巴以和谈当中,以色列一方没有拉宾就没有土地换和平,没有沙龙就不可能撤离定居点。然而相比于拉宾、沙龙,桑托斯虽然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的好感,却并没有在国内具备一言九鼎、力排众议的权威。一方面,哥伦比亚的经济形势虽然相比于巴西、委内瑞拉明显趋好,但是在近几年世界经济不稳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波动,总统的支持度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随着古巴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以及委内瑞拉经济的崩溃,FARC已经丧失了最大的外援。以往曾经多次出现的,一旦战事不利就躲进委内瑞拉补充给养的老套路,很可能将无法继续。这也让哥伦比亚相当多的人产生了武力统一甚至赶尽杀绝的激进情绪。这些人认为桑托斯政府在谈判中过于软弱,为了达成和平协议不惜做出重大原则性让步,甚至将协议称为对FARC屈辱的投降。应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哥伦比亚政府控制区内并不是少数。在此次公投中,49.8%的赞成票主要来自FARC控制区域,反而是50.2%的反对者多是来自政府控制区域。
   其三,是和平协定的效力问题。反对和平协定的哥伦比亚公民认为,以如此大的代价与FARC谈判得不偿失。因为目前哥伦比亚境内活跃的游击队组织并非仅仅FARC一家,拥有5000人之众的民族解放军也同样不容小觑。虽然桑托斯政府一直强调,与FARC的谈判成功可以有力地推动政府与规模较小的民族解放军达成和平协议,但相当多的哥伦比亚民众认为,尽管和平协议规定,将逾100个城市中的叛军武装分子转移至23处临时“规范区”和8个乡村营地,帮助他们重返社会,但FARC的战士更可能加入民族解放军而不是被遣散。所以所谓的和平协议,其实根本带不来和平。
   更重要的是,FARC的日常运作已经高度依赖毒品经济,一纸和平协议就让FARC放弃美元滚滚的生意几乎是痴人说梦。如果FARC阳奉阴违继续毒品生意,政府剿还是不剿,如果剿会内战重燃,如果不剿,这几年哥伦比亚社会对毒品问题的艰苦治理可能前功尽弃。换句话说,相当多的政府支持者能够理解桑托斯寻求政治和解的努力,但是他们只愿意与作为政治对手的FARC妥协,而决不愿意与作为毒贩、绑匪、恐怖分子的FARC妥协。可是在实际生活中,要区分FARC天使与魔鬼的两面实在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国际问题专家认为,此次诺贝尔和平奖之所以授予桑托斯,实际上有为其撑腰打气、拉高人望的意图。国际社会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哥伦比亚脆弱的和平进程能够继续下去。然而坦率而言,需要和平还是战争,需要怎样的和平,还是哥伦比亚人民自己的事情。有时候不完美的妥协也许是最好的妥协,但是有时候也许脓包挤破了,才能彻底地治愈疾病。政治领袖无疑要有慈悲之心,要知道克制复仇的冲动,但是也同样要避免为外界的赞誉所裹挟。对于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言,民众的利益应该优先于个人的国际声誉,而自己的道德理想也应该在民众的意志面前保持足够的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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