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轮实业投资的“广州现象”

实业投资的“广州现象”正在成为中国一线城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典型样本。通过着力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降低营商成本,改善投资环境,既起到了对本地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保护作用,同时也产生了对央企、海外500强背后高端要素的集聚效应。

作者:文∣本刊记者 谭保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11-15 收藏

   在社交媒体中,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曾这样质疑奥巴马的医改政策。他连用了三个排比,认为这一政策将在三个方面摧毁美国经济,一是妨碍创业(stop entrepreneur),二是让增长放缓(slow growth),三是阻止研发(hal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特朗普当选,原因很复杂,但他的确指出了西方经济当前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即基于选票的高福利,将通过税收转嫁等途径给实体经济带来“高成本”,阻碍了实业投资的扩大。
   高成本,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高成本”和西方不同,它很大程度来自于地租问题。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主要集中地,多数一线城市房价已偏离企业和个人可以承受的“正常值”。这是事实,没有好争论的。
   一方面,当革命性技术变革停滞,“技术溢价”消失,“高成本”必定让产业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投资必然乏力。另一方面,全球的产业资本开始一场新的逐利之旅,即寻找那些成本适中、基建优越、行政高效的城市作为新的资本配置地。
   因此,中国的一线城市,不应该仅仅把自己看作为国内生产要素的争夺者,而应该勇敢地加入全球城市的新一轮高端要素争夺战。作为一座有着雄心的城市,推动结构性改革,应该放眼世界,走出大道。在这一道路上,广州已提前出发。

   大型央企南迁广州的“驱动力”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领域有一个流行观点,即央企群体正在“南迁”。观点有点言过其实,但也有它独特的背景和一定合理性。
   所谓“南迁”,主要在于两方面因素的推动。一是疏解首都功能的需要,多数央企都是经过“政企分家”脱胎于中央部委,总部自然位于北京。但随着首都功能过多,压力过大,央企外迁开始被讨论。
   央企的行政管理中心留在北京顺理成章,但一些功能部门的外迁则未尝不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业务部门离开首都,并不影响管理的效率。此外,业务部门外迁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南部沿海,反倒更加接近市场一线,既降低管理成本,也更加国际化。
   另一个推动央企外迁的因素是,央企必须主动顺应全球产业版图的变迁。在政经嗅觉敏锐的企业巨头看来,世界经济版图正从欧美向亚太转移。未来,东盟或说亚太西半侧,还有南亚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
   这些地区不光年轻人口比例极高,而且人民勤奋,储蓄率较高,经济发展后劲足。近年来,中国央企群体越来越承担着产能、技术和资本输出的重任,它们必须主动寻找新的经济地理支点,而“南迁”正是策略之一。
   2016年6月,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在广州南沙成立。这家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散货运输公司,即便在央企中,也是佼佼者,这家大型央企总部落户广州,具有标志性意义。大型央企接连南下落户广州,说明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不断增强。
   实际上,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在大企业拥有数量上并不占优,原因之一是央企群体偏小。北京和上海,一个是政治中心,绝大多数央企都位于这座城市;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工业中心,除宝钢、东航、中国商飞这样的产业央企外,交通银行这样的金融央企也位于上海。
   长期以来,央企被贴上了“垄断”、“效率低”等标签,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基于中国金融和经济体制的现实,如果一座城市有足够的雄心,必须吸引更多大型央企的积聚。
   央企,为何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必需品”?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在地方分割依旧存在的情况下,央企是打破生产要素地方分割,向一座一线城市积聚全国资源的最强大的市场主体。大型民企也有这个作用,但央企显然更厉害。
   二是,在中国目前的金融体制之下,央企必然是金融资源配置的主要对象,不论是银行融资,还是股市融资都是如此。当经济下行,金融资源更会从其他企业抽离避险,重新进入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央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越是经济下行,一座城市越需要央企,央企是区域经济抗风险的最强大力量。
 
   近两年来,除了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总部直接在广州设立之外,越来越多的央企南方总部、国际总部落脚广州。
   在2016年3月举办的中国广州国际投资年会上,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副董事长王野平曾透露,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大唐将整合南方资源,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区域,在广州设立南方总部。“不远的将来,大唐集团的很多员工将是广州市的市民。”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董强更透露了一个产业发展大趋势。他说,中船集团整个集团经济总量的20%在广州,未来5年,中船集团已经确定在军工、造船、贸易和研发方面投入200亿元左右。其在产品结构调整方面要加大力度,将以广州作为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长进也透露,该公司在广州南沙的新项目是企业未来的战略重点。其中,中铁港航局年产值预计超过300亿元;中铁隧道局,年产值预计超过500亿元;第三个项目是基金公司,规模是1000亿元;第四个项目是盾构装备基地,也将有希望落脚广州。
   近两年来,中国的央企群体更多的业务部门、一线部门或者新兴产业板块开始“南迁”,而广州成了主要的目的地。究其原因,在于两点:一是客观原因,即广州在地理经济学上的独特战略价值。广州是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珠三角的行政和地理中心,也是中国经济辐射东南亚、南亚以及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央企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产能、技术和资本输出,广州作为支点,理所当然。
   二是主观因素,即广州通过近两年的结构性改革,创造了优越的营商环境。以南沙自贸区的建设为支点,推动经济领域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让央企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广州对地租成本的有效控制,也有效地保护了实体经济的产业生态链。
   一位央企人士曾对《南风窗》记者坦言,很多央企的确不怕高成本,比如最近很多城市的“地王”都是央企下属企业。但另一方面,央企并不是冷冰冰的财务数字,它是几万、甚至十几万有血有肉的普通员工的集合。
   央企员工作为一个城市的市民,显然也是怕高成本的。他说,很多央企之所以愿意把产业板块到广州,很大程度在于考虑了员工利益。广州很“宜居”,这里拥有华南地区最好的文教、医疗资源,但政府调控得力,房价可以承受,不像有的城市那样高到离谱。

   世界500强的选择
   对中国的一线城市而言,要积聚足够的、高端的要素资源,除了吸引央企之外,还必须吸引来自海外的世界500强企业。对于一座有着国际化企图心的城市来说,这是发展所必须的“双轮”,缺一不可。
   在全球化的时代,赢得它们就是赢得最高端的生产要素,对此《南风窗》此前已多有论述。如何吸引它们?当务之急,是解决其忧虑。当下,全球的产业资本共同面临一个严峻问题,即高成本正在侵蚀投资利润。
   在西方,高成本很大程度来自于不切实际的高福利。低效的政治治理和贪图权力的政客将高福利政策作为交换选票的凭借,最终通过税收的转嫁,让实体企业和才俊人士成了买单者。在欧洲一些高福利的国家,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甚至超过70%,而企业税负(包括社保税)也不断走高。
   资本无国界。大企业和富豪,乃至专业人士的全球性大迁移已经开始。500强的CEO需要对股东的利润负责,也要对自己的薪酬负责,他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本。政治稳定的中国成了很多人的首选,但中国的一线城市却面临着另一个高成本问题—高地租,而广州除外。
   2017年,广州将举办财富全球论坛。广州开始重新主动地拥抱新一轮的全球资源配置浪潮,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选择。可以说,央企、500强为代表的“高能量”要素、高端要素开始重新汇集聚到广州,这是广州近年来最成功的发展策略选择之一。

   如何保护实业产业链?
   巨头垂青于广州,不但在于成本合适,同时也在于这座城市是否有一个良好的治理生态和产业生态。
   投资贸易便利化,这是城市治理的努力方向之一。比如,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方面,广州两年来已压减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超过90%;“多证联办”改革,更让审批时间缩减30个工作日。过去6年,《福布斯》杂志已经5次将广州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一名。
   产业生态同样不可或缺。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是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但实事求是地说,在随后的时间内,一线的外资工业巨头和消费品企业更多地进入了上海。但现在,这种局面已经在改变。
   一方面,由于交通、特别是高铁的推动,珠三角对中国腹地的辐射开始赶上长三角。比如,广州在国家层面已和北京、上海、和武汉四地一起并列我国未来的4大铁路枢纽。
   此外,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管制,管制并非仅存在于金融,在消费品的产业并购领域也是如此。比如,可口可乐中国总部位于上海,但其并购汇源,最终被否决,发出指令的并不是上海,而是北京的中央部委。因此,即便位于传统的工业中心,也并不意味着位于经济的“中枢地带”,这是外资必须重新考虑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被忽略的现象是,在很多工业领域,珠三角的产业链远比长三角完善,在电子消费品行业尤其如此。一位电子行业人士曾对《南风窗》记者说,有外资电子企业曾想把中国一个主干业务的总部迁到上海,但因为供应商的原因,最后又留了下来。
   珠三角和广州之所以产业链完善,很大程度在于这里积聚着中国制造业领域最好的中小企业群体。任何一家大企业,不论是外来的世界500强,还是国内央企巨头,它们的发展都必须依赖一个强大的生态环境。它们作为产业链的龙头,必须和产业链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进行合作和分工,才能最大限度降低成本,获取利润。
   而产业链往往有一个“先发优势”,这在制造业尤为明显。制造业的固定投资较大,搬迁成本高,因此很容易在地理上形成一个固定的生态系统,但金融、房地产则不一样,可以总部随时搬迁,全国流动的成本极低。在这个意义上讲,开放较早的珠三角在很多特定行业有着长三角所不具备的优势。思科中国创新中心、通用电气生物产业园项目之所以落户广州,而不是上海,原因很大程度就在于此。

   广州中小企业的“逆周期”
   一个地区如果希望长期保持一个良好的产业链,维持自己产业的“先发优势”,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护中小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最怕的就是高成本,而地租首当其冲。
   实际上,随着地租的上涨,一些一线城市的中小企业发生了大面积衰退,直接表现就是人口净流入变负,因为中小企业一直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2015年,中国某高房价一线城市的人口净流入已经变为负数,城市经济表面的繁荣之下,已经出现一个危险的信号。
   但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广州。相反,广州的中小企业群体出现了一个“逆周期”的现象。数据不会说谎。2016年,广州的经济数据中出现了两个亮点:一是,广州上半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28.24亿元,增长13.4%,其中,民间投资增速达到18.9%,是同期全国水平的6倍多。
   近两年来,在中国很多城市,尽管投资数据依然可观,但民间投资却一路下滑,民营资本根本不愿意继续投资实业,投资数据只能靠着“铁工基”支撑。对此,高层多次强调了各地必须激活民间投资的重要性。
   二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位居一线城市第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4.8%,为全国倒数第一。上海为倒数第6,增速7.9%,深圳同为7.9%,而广州为8.8%。
   健康的投资和普通人的消费,这背后其实是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生态环境的良好:一是地租的稳定,让实业投资有利可图,并且不过分挤压消费;二是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也让企业有能力对员工支付合理的报酬,并让人们对城市的经济有信心,从而才能提振消费。
   可以说,实业投资的“广州现象”正在成为中国一线城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典型样本。通过着力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降低营商成本,改善投资环境,既起到了对本地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保护作用,同时也产生了对央企、海外500强背后高端要素的集聚效应。投资在广州,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越来越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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