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实体经济痛点,广式金融创新撬动万亿级市场

在金融业严重“虚拟化”,不断追逐资产泡沫的时代,广州的改革和创新实践,无疑提供了金融业重新“嵌入”实体经济的一条可行之路。

作者:文∣本刊记者 谭保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6-12-06 收藏

   到2015年年末,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率(广义货币M2和GDP的比值)再次达到了新高,达到了两倍。在这一比值上,中国长期超过美国,位居主要经济体第一位。尽管国别统计口径有一定差异,但中国金融业的“虚拟化”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来说,金融业应该更加趋于“传统”,而过度创新,特别是侧重于“自我交易”的金融并非中国所需。在普通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因地租和其他隐性成本而成本高企之时,金融业更应提供稳定、持续的融资以解实体经济之需。
   显而易见,中国需要真正“嵌入”实体经济的金融或“类金融”服务业,通过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要么缓解资金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难题,直接降低融资成本;要么通过整合流程,降低资金在流动环节上的“损耗”,和实体经济形成双赢。
   尽管广州并非传统的金融中心,但作为珠三角重要的资金配置地,大量“嵌入”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正在崛起。
   他们既来自民间创新,也来自于政府的“有为”推动。他们不是P2P公司的老板,不是A股的资本运作大佬,他们玩的不是钱生钱或者财富腾挪的游戏,而是从实体经济“降成本”的过程中捕捉商机;既和实体经济分享合理的利润,也为打造了良性的区域金融生态汇聚着力量。

   广州跨境电商的“革命”
   传统金融的本质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创新金融同样应该如此。
   在外地工作了10多年之后,“80后”的林健决定回到广州大干一番。作为广州青年企业家肖友泉的“合伙人”,他们两人将和年轻的同事们一起打造一款帮助跨境电商企业进行跨境资金收付的“神器”—收款易Skyee。
   10多年前,林健和肖友泉曾一起在中山大学主攻经济和数学。中大毕业之后,林健在银行和支付领域浸润了10多年,曾任外资银行总行跨境支付结算部门副总经理,还在阿里巴巴做过国际支付高级产品的专家。可以说,他是中国最懂跨境支付的年轻专家之一。
   肖友泉则作为知名物流品牌出口易的创始人,在广东电商领域早已是一个知名人物。2015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广州视察期间,肖友泉曾作为广东8家企业负责人的代表之一参加了总理的座谈会。
   做收款易Skyee的创业想法,其实是两人之前工作和创业经历的自然延伸和激情碰撞。肖友泉创立的物流品牌出口易是一家跨境电商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其主要业务是做第三方仓储和物流的整合。但出口易这个“第三方”有点与众不同。
   它的同之处在于,它一下子对中国跨境电商的物流链条进行了革命性的改变。比如,一位广州的卖家,在收到美国买家的发货通知之后,按部就班发货,到货时间短则一周,长则半月。到货时间太长,极大地影响了境外买家的购买体验,这是导致“中国制造”越发低廉,卖家恶性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物流延滞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环节的流程太长、障碍太多,遇到物流高峰,在货运、通关和报税等环节都会消耗大量时间。
   如果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出口易的创新之处在于,它直接在海外建仓库,根据以往销量等大数据让卖家提前将众多“爆款”发货到国外仓库,入库待销。等买家下单之后,直接从国外发货,这将国外买家从下单到货到家门的时间,几乎缩减为了原来的一半。同时,也通过为卖家提供全程物流整合,提高了物流质量,让卖家和买家的体验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这种模式对中国整个跨境电商物流体系的改变是革命性的,风险投资也慧眼识英,作为facebook主要投资机构之一的凯鹏华盈也成为了出口易的投资人。2008年以来,这家广州企业已在全世界设有十个海外仓处理中心,覆盖超过全球交易额90%的跨境电子商务市场,成为了行业的领军者。
   跨境电商的“物流”问题解决了,但“钱流”问题则是个“老大难”问题。林健表示,跨境支付特别是跨境收款领域,目前还存在一定的混乱情况。如果从严格意义来讲,一些电商中小企业的跨境收款甚至可以说是走在“灰色地带”。这种现状既不利于监管,也反过来会增加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的运营成本。
   林健举了一个例子。为了简便和节省成本,一些跨境电商在关务上是以“物品”而不是“货品”方式通关,因此,缺少必要的海关关务证明。但银行必须要求有完备的证明才能结汇,因此,一些人在结汇上遇到了麻烦,甚至只能通过不规范的地下钱庄解决最终的货币兑换问题。这种模式既有政策风险,也有利润损失,成本非常高。
   除了结汇问题,在更重要的支付环节,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更面临着一个非常巨大的“高成本”问题。收款易Skyee这个创业企业,就是要帮助解决这个问题。Skyee包含了中文“收款易”的拼音首字缩写。“Skyee也代表着天空,透明、通彻,这正是中国跨境电商支付所需要的。”林健对《南风窗》记者如是说。
   那么,这个“高成本”难题是什么?

   “降成本”式金融创新
   跨境电商支付分为跨境付款和跨境收款,中国人“海淘”(进口电商)需要的是跨境付款,而境外消费者网购中国电商企业的货品(出口电商)则需要跨境收款。目前,后者的市场正在急速膨胀,业内不少观点认为,跨境收款领域将有“万亿级”市场蛋糕等待着创业者们瓜分。
   林健说,由于出口电商具有金额小、数量多等碎片化特征,同时跨境收款涉及国家资本监管等因素,银行基于政策风险和成本收益的原因,并不愿意参与。因此,目前中国的跨境收款除了少量的汇款之外,大多数都是通过第三方支付来实现的。
   在跨境收款领域,中国卖家使用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有国外的Paypal、Payoneer等。但是,其中一些支付平台的收费存在一定的“不合理”现象。一是收费费率过高,有的费率高达2%至3%,这等于直接吃掉了卖家的相当一部分利润。二是收费并不透明,如果汇率波动,在汇率计算时,经常存在一定“模糊操作”的空间,让卖家暗地吃亏。
   “很多中国跨境电商的利润并不丰厚,但净利润却直接被第三方支付平台吃掉几个百分点。”林健说,绝大多数中国商家对此“并不知道”,“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无感知” 。
   此外,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一些国外第三方平台对消费者(买家)的利益保护过度,而对卖家(商户)的利益却缺乏必要的保护,导致双方权利不平衡。比如,只凭买家一张截图就可能冻结卖家的支付账户,或者直接扣除不菲的赔偿金。
   “收款易”要解决的问题正是这种“高成本”的问题。林健介绍,收款易将为跨境收款提供一站式服务,为客户代理在北美和欧洲的电商平台收取款项,完成结汇、提现等服务。通过这种整合,将极大地降低境外收款的成本。
   林健介绍,收款易未来的费率会考虑到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进行严格控制,必然会远低于国外第三方支付平台。与此同时,还将通过“整合式”的结汇,减少电商企业的汇兑损失。他表示,不同银行的外汇牌价也有所不同,将跨境收取的外汇整合为大额资金之后,再统一向银行结汇,还有可能为商家拿到法律允许的“优惠汇率”,这也将为卖家的利润做出贡献。
   林健还指出了跨境收款的另一个问题。出口电商一般先通过国外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来交易,但交易的资金要进入国内,还需要国内支付公司的“对接”。但问题在于,参与对接的国内支付公司并没有直接参与电商平台的交易,无法获得真实的交易信息和数据,这就给监管造成了一定的难题。
   “收款易”未来要做的,则是改变这种多环节衔接的现状,在美国注册相应的公司,直接介入卖家和买家的交易,获得真实的电商交易背景信息和数据。由于长期在跨境支付领域工作的原因,林健具有相当的政策敏感性,他认为,科技金融的发展,能为跨境资金流动和反洗钱监管提供非常有用的数据基础,因此这也是监管所支持的。
   林健说,2015年,中国跨境电商的市场已经超过500亿美金,广东作为制造和商贸大省占据了近半份额。但由于跨境资金支付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小实体企业“损失”的利润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如果没有支付模式的创新,随着跨境电商盘子的增大,“损失”还会进一步增加。
   除了跨境电商的收款之外,收款易未来的业务还将扩展到留学、旅游等领域。林健估计,跨境电商之外的其他领域收款市场,未来也可能是万亿级。
   对“收款易”的未来,肖友泉和林健都充满信心。两位中大学子将再次以广州为支点,展开人生新的一页。林健说,广东的电商实力容易被低估。很多知名的外贸电商企业尽管行政总部不在广东,但业务主干却根本离不开广东。全国大多数知名电商的采购、物流及其他供应链环节,可能70%都在广东。这种不为人所知的产业基础,以及广州合理的运营成本,是其选择广州创业的重要因素。
   收款易的创业故事还在路上,但它和已经成为传奇的出口易一样,可以说都捕捉到了实体经济真正的“痛点”—降成本。

   产业金融的新生态
   严格来说,收款易这样的模式并不是纯粹的金融业,而可以算作是一种“类金融”的服务领域创业。但它的确是广州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截面,在广州的区域金融新生态中,越来越多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给实体经济“降成本”的创新开始涌现。
   资金是企业的生命线,企业的资金成本不妨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信息成本,即基于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成本,比如中介机构的利息、佣金等。另一类就是资金流动的损耗,比如过高的支付费率、汇兑损益。在这两方面的“降成本”上,广州已做出了诸多创新。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获取资金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显然是银行,这个途径数量大,而且成本低。在这方面,政府迫切要做的是扶持担保公司、担保基金的设立,从而最大限度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融资难问题。近年来,广州已建立起了全国领先的融资担保体系。
   真正具有“广州特色”的金融创新和改革,是民间金融的阳光化和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的发展。在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正规化方面,广州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首条民间金融街。目前,金融街入住小型金融机构已超过了200家。民间金融街的本质是,通过阳光化给原有的民间融资“降成本”。
   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民间金融之所以多半变成高利贷,除了中小企业本身的信用质量不高之外,还在于借贷链条处于灰色地带,而且太长,这给借贷带来了很大的隐性成本。这种隐性成本首先来自于法律风险。在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颁布《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前,借贷方式、借贷利率都没有法律依据,民间借贷长期处于法律的不确定地带。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自然转化为中小企业所承担的利息溢价。
   广州在全国民间借贷正规化启动之前,已在全国率先建立民间金融街,以地方政府的力量和信用推动民间借贷的正规化,既顺应了金融改革大势,也为中小实体企业获取短期融资提供了一条可选途径。实际上,广州民间金融街的模式已在国内得到推广,比如西安就在广州之后建立了西北地区首条民间金融街。
   广州区域金融生态的另一大亮点是直接融资的突飞猛进。数据显示,2016年1月~9月,广州全市直接融资余额达1.29万亿元,同比增长32.94%,占全省(含深圳)的53.83%。直接融资的提升,直接带动了社会总融资的增量。1月~9月,全市新增社会融资额达4028亿元,同比增长50.7%,广州成了华南地区最大的融资中心。
   企业债券融资与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增值更为引人瞩目。其中,企业债券融资2107.44亿元,同比增长269.71%;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540亿元,同比增长362%。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这是金融体系最典型的“降成本”。
   广州在直接融资领域的进步,除了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以吸引资本和机构之外,还一定程度受益于广州近年来的一项“金融大手笔”。目前,广州已建立起全国大城市中最完善的产业基金体系,形成了“金控平台+市区级”的双元发展模式。用普通市民可以理解的通俗语言来说,就是用利用政府财政和信用撬动社会资本对区域实体经济的投资,以基金的力量来做“产业的重活”,而把“产业的轻活”留给民间资本。
   实际上,政府产业基金的相当部分资金都会投资于装备制造等“重资产”领域,而这些领域民间资本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但它们却是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所必需。具有政府背景的产业基金投资于这些“重资产”领域,等于给产业的转型升级打好了必要的硬件基础,而民间投资则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更加主动地实现符合自己实力和转型方向的“轻资产”创新。2016年上半年,广州民间投资增速达到18.9%,是同期全国水平的6倍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资本市场之所以越来越对广州企业看好,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这种特殊的产业金融新生态,以及在这种生态之下,产业转型升级的无限可能性。因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不同,资金融出者更加看重的企业的资产运转效率,最好是“轻资产”的公司。
   实体经济的繁荣是金融的基础,也是金融的“终极目标”。近年来,广州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既来自于政府的“有为”,也来自于民间的创新。在金融业严重“虚拟化”,不断追逐资产泡沫的时代,广州的改革和创新实践,无疑提供了金融业重新“嵌入”实体经济的一条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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