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推进改革,让市场变得更“平”

中国整体社会的“高成本”只是一个表象,在高成本之下,这个经济体内部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没有创造财富,而是处在财富分配链条的顶端,成为“租金”的收取者。在这个意义上讲,改革者必须汇聚强大的力量,突破这些利益集团的阻力,才能把改革不断深化,重整中国经济。

作者:本刊记者 谭保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1-09 收藏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在于我们很多事情都做对了。但归根到底,其实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即通过改革,不断地让生产要素自由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同,本质上在于以哪种方式来配置资源,以权力调配,那就是计划经济,以市场配置则是市场经济。当市场被践踏,一个资源匮乏的人口大国便有温饱之虞。当市场被敬畏,市场便回报以中国人一场神奇的经济腾飞,这是改革开放这一壮举的简单逻辑。
   今天,中国经济显然进入了新阶段,但在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市场的故事依然没有过时。
   实体企业和普通国民越来越苦于“高成本”,这是当前中国经济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经济领域中已经形成众多的利益集团,它们对其他市场主体和国民收取“租金”,或者进行成本转嫁,这是高成本的源头。
   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要素流动壁垒,一直在破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因此,捍卫市场化的进程,让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依然是改革者在经济领域的首要任务。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必须汇聚更强大的改革力量,必须有更强大和坚定的改革“领导力”。因为,这一轮的改革的阻力,很可能比30多年前那一场改革要大得多。

 


   纵深之处的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亟需应对问题是“高成本”,但“高成本”只是表象。
   2014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4%,这个增速是1990年以来的新低。在金融海啸之前的2007年,这一数字是14.2%。也就是说,在7年的时间,中国GDP增速滑落为原来的一半。滑落之快,让人吃惊。
   此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下行区间。2015年,GDP增速仅6.9%,2016年,形势同样不容乐观。有人预计,可能在6.7%左右。
   但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大型经济体,在长期高速增长之后,增速出现下行,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对美国、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其经济增速下滑之前,它们基本上都完成了一轮大幅度的技术创新乃至产业革命。整体国家的技术水平跃居世界前列,并培育了一大批掌控全球资源和技术的跨国企业,以及在细分市场稳居“隐形冠军”的中小企业群体。中国显然还没有。
   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在于,伴随着经济下行的是实体经济的疲弱,增长很大程度只能靠债务驱动的政府投资来拉动。此外,在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远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企业主已经开始“脱实向虚”,“弃厂上楼”。这不是增长趋缓的“自然现象”,而是经济体制的纵深之处出了问题。

   “高成本”水面下的利益集团
   2016年年底,曹德旺“跑了”这一讨论,再次将“高成本”问题抛给国人。这家全球领先的汽车玻璃公司福耀玻璃因地租成本、融资成本、劳动成本和运输成本等诸多原因,将一部分生产环节迁到了美国。曹德旺对媒体算了一笔账:除了人工成本,美国什么成本都比中国便宜。
   伴随着关于曹德旺的讨论,“死亡税率”又成为了公众讨论焦点。实际上,和所谓的“死亡税率”相比,实体经济真正的问题在整体高成本,税收只是“高成本”的一个环节而已。为什么?
   首先,由于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特殊税制体系,和欧美发达经济体相比,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直接税负,比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并不算高。但关键问题是,大量的税负却以间接税的模式,被隐性分散到了流通领域,通过提高上游原材料价格、终端消费品价格等途径转嫁给了实体经济和普通国民。
   更重要的是,由于土地财政的原因,企业的地租成本和个人的居住成本变得极其高昂,早已背离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可以承受的程度。《南风窗》记者采访发现,在部分一线城市,一些创业公司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招不到人”—不是毕业生专业素质不过硬,而是他们根本无法在这座城市体面地居住。
   此外,通胀问题也不容回避。《南风窗》此前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已形成一个以部分银行为核心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和地方政府、地产利益集团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创造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房产的买卖创造交易,伴随着交易的是银行体系信用货币的疯狂创造,而这些信用货币的创造则长期蚕食着老百姓的财富。而老百姓为了保卫财富,只能买房,而买房又进一步助推了交易的创造以及货币的创造。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是一个财富剥夺的闭环,普通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唯有买房可以自保。统计数据显示,到2015年年末,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率(广义货币M2和GDP的比值)再次达到了新高,达到了两倍。在这一比值上,中国长期超过美国,位居主要经济体第一位。
   可以看出,中国整体社会的“高成本”只是一个表象,在高成本之下,这个经济体内部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没有创造财富,而是处在财富分配链条的顶端,成为“租金”的收取者。在这个意义上讲,改革者必须汇聚强大的力量,突破这些利益集团的阻力,才能把改革不断深化,重整中国经济。
   但是,现在的改革,其阻力可能比30多年前还要大。

   把改革推向纵深
   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和今天的改革,在背景上,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不同。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不改革会让所有人都受损。从北京大院子弟到沿海那些有着商业雄心的中小商贩,再到中西部的农夫,所有人都希望对 匮乏的现状做出改变。尊重人性和常识,尊重市场,这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整体的自发行为。改革者,顺势而为即可。
   如今,情况早已今非昔比,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改革,强大利益集团成为了现有格局下的既得利益者。某种程度上讲,改革阻力比当年要大得多。因此,这种情况也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改革力量必须足够强大。
   新的一轮改革必须汇聚来自于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力量,形成更强大和坚定的改革领导力。唯有如此,才能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把市场化的改革推向深入。因为,新一轮改革的每一个策略,其本质都是拿走一个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
   可以说,当今的利益集团强大得超乎想象,它们包括了金融、地产集团,以及地方权势阶层等等。金融利益集团主要依附于银行体系和IPO审批制而生。在间接融资体系,它们依靠资金的价格“双轨制”,拿到低成本资金,去高利贷市场套利或者炒楼,让中小民企和楼市的“后入者”充当成本的承担者。
   在直接融资体系内部,一级市场的寻租股东依靠IPO上市指标,直接套取二级市场中小投资者的财富。在二级市场,大股东、庄家不断通过“高送转”等方式拿走本属于股民的钱。最终,中国股市的投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中国实体经济下行,亟需通过直接融资降低负债率的时点,股市却因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摧残而疲弱。
   金融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即破除资金这种关键要素的利益集团所造成的人为壁垒。改革已经启动,利率管制逐步开放、银行准入放宽、IPO注册制正“铺垫”,这些都显示了改革者的决心。
   除了金融利益集团,另一利益集团是与楼市密切相关的地方利益集团,他们是推高楼市的主力军。“土地财政”的逻辑已经相当明白,这有赖于根本层面的国家财政体系的调整,但这一改革不能忽略一个关键,即不应以削弱中央对全国财政金融的掌控力为代价。
   这是中国改革的本质需求,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推动改革真正走向深入,让中国的国内市场变得更“平”,更有效率。
   多年前,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一本《世界是平的》风行天下。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的讲的故事和中国改革的逻辑是相通的。世界变“平”,资金、人力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调配,催生了硅谷、中国的硬件制造、印度的软件外包。总之,这个日益平滑的世界市场,一步步、全方位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和全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乃至审美情趣。
   同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让国内市场变得更“平”的过程。中国企业和个人所面临的“高成本”,本质上就是生产要素的市场还不够平滑,还充满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磨损”太高,进而提高了资金、土地以及人力等要素的价格。
   改革不光关乎经济发展,也关乎民生。比如,中国的社保体系尚未实现全国“统筹”,这种社保领域的地方分割,让劳动者的社保只能留在当地。因此,社保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了企业交给地方的“社保税”。这种分割,既增大了劳动力要素在国内市场自由流动的成本,也削弱了普通国民的福利。
   把市场化改革推向纵深,让国内市场变得更“平”,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唯一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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