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高端要素争夺战,中国一线城市以何胜出?

世界正在变平。中国的一线城市,乃至全球的大城市越来越进入了一场“高端要素争夺战”。在这场竞争中,广州基于全球资源配置、国际产业版图变革、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宏大背景,提出了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目标,打造新的城市竞争力。

作者:本刊记者谭保罗 来源:新媒体 日期:2017-01-20 收藏

   从“一口通商”开始,到辛亥革命,再到改革开放,广州都走在了中国近代化以及中国融入全球工业文明的最前列。务实、开放和平等的性格特点,经过百年历史浪潮的洗礼,最终成为广州人“特征”的关键词,也成为广州这座城市的竞争力所在。
   但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巨变,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阶段,任何一座城市都需顺应这个过程,寻找自己的新的竞争优势和新的精神气质。
   在历史的新阶段,广州提出了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目标,着力建设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从而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这一经济领域的深度革新,将可能重塑广州的城市气质。
   世界正在变平。中国的一线城市,乃至全球的大城市越来越进入了一场“高端要素争夺战”。在这场竞争中,除了原有的发展优势之外,广州还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竞争力?




广州珠江新城    图/苏俊杰
 
   

   大视野
   广州提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目标,并非只是着眼于城市本身发展的策略选择,而是一种基于全球经济版图变革,以及国家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前瞻性响应。
   近年来,全球经济界流行着一种说法,即世界经济的推动力主要是两台发动机,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当这两台发动机运转顺畅,世界经济就一片向好。当它们出现问题,世界经济便会疲弱。
   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实情基本上都是印证了这种观点。20世纪下半叶计算机发明之后,世界上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科技创新并未出现。尽管计算机操作系统、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等新的软件创新不断推出,但它们还很难堪称“革命性”三个字。
   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美国人为了提振经济的不断降息以及对房地产泡沫的助推,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美国人目前正在力推“再工业化”,但这更是一种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对全球经济的推动效应将远远小于原有的“美国消费、中国生产”模式。可以说,第一台发动机动力的长期衰减,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第二台发动机同样遇到了困境。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大陆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超过55%,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20个百分点。这一数据意味着,中国过半的人口已经进入城市生活,尽管城市化依然有潜力,但下一步的城市化将更加艰辛。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房地产去库存的浪潮中,三四线城市,甚至包括部分二线城市都出现了严重的去库存难。去库存难的背后,其实是城市化正在遇到瓶颈。简单来说,就是这些小城镇的就业机会并不多,提供给进城人员的工作机会不够,他们无法养家糊口,更无法支付按揭,因此必然去库存难。
   城市化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大城市化的过度。过度的大城市化带来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城市病,交通、环境等问题严重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此外,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则是,在中国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之下,过度的大城市化还可能带来财富分配的扭曲。一线城市的楼市暴涨,不断扭曲着财富分配,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情。
   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的确进入了一个瓶颈期。一线城市和中小城市,他们都有着不小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但可能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放在全球化的视野之下,对世界经济的而言,也是一种利空。
   近两年来,广州作为一座一线城市,通过加快推进经济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有力地遏制了资本“脱实向虚”的趋势,让资本留在了实体经济领域。与此同时,外部资本也不断重新进入实体经济。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广州直接融资余额1.2万亿元,增速52%居全国第一。
   实际上,很多城市为了调控房价纷纷推出限购,但限购本质上对控制房价的价值并没有想象的大。它很可能只是在增大购房者的成本,调控房价根本之策还是在于让资本留在实体经济内部。
   在上一轮的上涨之中,广州成为了全国一线城市之中房价唯一没有大幅上涨的城市。这并非因为广州的经济出了问题,刚好是因为广州的“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目标以及以其为指导的结构性改革步伐的加快,遏制了炒房资金的进入,实体经济并未出现大幅的“脱实向虚”。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广州这座城市越来越肩负起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任,它为中国的城市化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广州这座城市的视野,正越来越广阔,它不只是把自己局限在珠三角,而是放置于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宏大背景,去寻找一条城市发展的新路。

 



   领导力
   广州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将着力建设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三大战略枢纽,从而形成新的发展动力源和增长极。这一目标的提出,即注重了城市的内生发展,也兼顾了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和辐射。
   长期以来,中国的大城市发展存在这一个严重的“资源攫取”问题。简单来说,即一线城市和其他大城市(主要是省会)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存在不小的负面效应,会攫取周边城市发展的资源,而不是辐射周边城市,因此难以形成一个大中小城市良性发展的格局。
   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大城市承担着太多的功能,它们是中央或者地方的权力中心,这意味着资源必然向这座城市集聚。这是一个无从选择的客观现实,但另一方面,一些城市的发展策略也会在主观上助推了这一趋势的强化。
   其中,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是通过“有形的手”拉抬本地的房价,这会导致附近区域的所有避险资金都涌入本地,最终人流也涌入了本地。实际上,这种模式带来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城市的扩张并非是基于产业的自然扩张,而是基于资产泡沫对周围资源的抓取,这既违背了城市化的规律,会导致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基于房地产泡沫的财富分配的失衡。一个人的财富基于它们进入楼市的“先后顺序”,而不是个人的优秀和努力程度,那么这样的城市化恐怕不是健康的城市化,而这样城市也难以称之为宜居城市。
   因此,无论从经济发展的健康模式,还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来看,“攫取型”的城市都不应该是一座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城市的选择。作为一个大城,它应该做的是,既要集聚资源推动资金的发展,也有通过资源的配置,辐射周边,带动所有区域内成员的共同发展。广州选择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正是这样一种选择。
   在国家的规划中,广州的地位也悄然转变。此前,国家对广州的定位是“华南中心城市”,但2016年年初,国务院批复《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指出,广州是“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广州的城市定位正在上升,而广州对周边城市带动也在加强。
   举个简答的例子,广州轨道交通布局一直是考虑到对周边城市的辐射效应。在珠江西岸,广佛的同城化正在通过地铁、城市快速轨道的加快建设的变成现实,这种双城的融合和谐度在全国范围内罕有其匹。在珠江东岸,随着穗莞深城轨的建成,广州对东莞、惠州等地的辐射也将加强。
   此外,作为传统的中国大陆华南第一空港,广州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更毋庸置疑。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6.1%和6%,其中国际业务增长最为明显,往来白云机场的国际及地区旅客同比增长超过20%。
   在西方唱衰“中国制造”的时代,广州承担起了航空枢纽的重要作用,用繁忙的国际化的商贸人流证明,珠三角的转型已经步入正途,这是不但依然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而且还可能成为未来的技术革新中心。
   可以说,城市和人一样,都需要领导力。一个区域城市区的健康发展,必然需要一座具有领导力的城市来带动。领导力,它不是对资源的攫取能力,而是一种集聚和反哺相结合的,与周边城市和谐发展,共同推动实体经济共生和革新的巨大扩张力。




图/骆昌威

   

   国际化
   广州是近代中国国际化的开始。“一口通商”曾让广州成为了农耕的中国和正在工业化的近代世界连接的纽带。改革开放之后,广州同样成为了外资进入中国的门户和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之地。
   但自从上海浦东开发以来,外资巨头更多地进军了上海,而不是选择广州,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究其原因,在于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对中国腹地的辐射能力更强。但对城市竞争而言,“优势”并非一成不变的,中国城市的竞争模式正在革命,广州正在抓住机会。
   近两年来,广州的国际化步伐正在加快,这座城市正在重新回到中国改革开放的门户。南沙自贸区的开发,正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发动机。
   自贸区的本质是物流和钱流跨越“境内”和“境外”的自由流动,其中钱流的自由流动尤为重要,世界上所有的国际性大城市都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的金融开放必然是渐进式的,过快开放资本项目的做法并不可取,但自贸区的试点则完全可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开放之路。
   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大有作为的空间,一些新兴金融势力将会崛起。比如,世界上最初的金融中心,多数都并非一国的政治中心,而是航运中心或者说物流中心。物流意味着钱流,当世界的货物都途经某个港口时,作为中转结算地,这里也必然是资金集聚之地。17世纪的全球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以及今天的新加坡都是从航运中心发展为金融中心的。
   同样,南沙自贸区的创新实践为广州未来的金融发展新路埋下了伏笔。融资租赁全国“第三极”、船舶交易所、创新型期货交易所,这些和航运、物流相关的金融创新正成为南沙改革的最大亮点,它们都和航运有关,并且一开始做到了国际化。



南沙海港雄姿

   

   除了南沙自贸的改革之外,广州近年力推国际化的大手笔是对500强企业的吸引。目前,已有288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广州,光是2016年上半年,就有16个世界500强项目已落户或签约广州,投资总额超过270亿元。
   “枢纽型网络城市”的目标之一是打造科技创新枢纽,而广州对这一枢纽的打造,还吸引了国际一线的科技巨头。2016年4月全球通信巨头思科宣布将中国创新总部落户广州番禺,其将与广州市共建中国首个以智能制造云产业为核心、年产值规模超千亿元、全球领先的智慧城。
   更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落户广州,是时隔4年该论坛重回中国举办。可以说,这是广州近年以来举办的最具高规格和质量的国际会议。500强企业的名称,代表并不是它们销售额,而是它们对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配置能力。它们掌握着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资本,最顶尖的技术。它们对一座城市而言,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吸引的资本很多都是现对低端的港台制造业资本,而现在,广州的策略正在转变。广州既不放弃原有的商贸流通业、制造业,也开始越来越注重吸引高端的要素,这是一个具有远见的选择。
   “枢纽型网络城市”建设正在步入正途,渐入佳境,它基于国际产业版图变革、中国结构性改革的宏大背景,有着宏大的视野;同时,注重和周边城市群的互惠互利,有着一座枢纽城市的责任感;最终,它将带动整个城市群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不断披荆斩棘,让珠三角重新在新一轮的国际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务实、开放和平等,加上大视野、领导力和国际化,显然,经济的深度变革,也将给广州和它的人民带来新的气质,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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