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谣的思想启示

编者按:从鲍勃·迪伦身上,我们看到了民谣的不朽。本文从服务社区的波兰歌唱家,欧洲民谣和严肃音乐融合的例子,以及自民间音乐吸取精华的中国歌唱家身上,看到了民谣的世界性和它的思想力量,及其对当下文化话语权建构的启示。

作者:何任远 资深媒体人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2-15 收藏

  在遥远的北极圈内,寒冷的冰岛并非与世隔绝。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互联网电缆和燃气管联通了这个冰封岛国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在2015年冰岛与英国签订的一份备忘录中,冰岛政府计划工业化该国的地质公园,修建发电厂,把地热资源转化成电能卖给英国。该计划在冰岛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发起抗议运动的最瞩目人物,就是世界闻名的冰岛流行民谣女歌手比约克。在这位用民谣征服世界的著名音乐家看来,正是冰岛境内延绵不断的火山自然风貌,塑造了冰岛民族的独特性格,更加是她的音乐创作灵感来源。
  民谣歌手比约克和冰岛总理之间关于火山资源问题的论战,成为西方文化界一个热点话题。对于冰岛这样的小国来说,因资源和人口稀少,对外部世界颇为依赖;然而,好像比约克这些从小国走出,在美国成为当红歌手的民谣歌手,要是没有信息全球化和整个音乐工业的全球资本运作,恐怕难以走出国门。在全球化环境下,民谣的位置到底在哪?

 

来自波兰的“乐欧民谣大使”Daga Gregorowicz关注社区服务。



  “东欧民谣大使”的生活方式拷问
  在广州沙面外面的十三行药铺,我跟来自波兰的Daga Gregorowicz女士见面了。这位把自己和另一位搭档命名为“歌妲”组合的波兰女歌手,头戴一顶鲜艳的花环,在西关闹市跟我走了一圈,对各种药材和工艺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热情开朗、脸部宽大的年轻女子,成为了波兰人向海外推广其民俗文化的“东欧民谣大使”。
  不聊不知道,原来这位在东欧颇具知名度的女郎曾是一位地质学家,偶遇另一位乌克兰女歌手后,两人相见恨晚,组建了职业民谣合唱团。对于亚洲人,特别是城市人来说,也许开怀歌唱的地方只能是在卡拉OK幽暗的房间里。而对于Daga来说,歌唱的机会不在幽暗浑浊的卡拉OK房间里——因为欧洲极少有人会唱卡拉OK——而是在自己社区的教堂合唱队里。
  “在一个合唱队里,我跟业余的人群在合作。这当然有人唱跑调的,但是我很享受与男女老少在社区里唱歌的感受。有时候我在广州的公园里也看到这种氛围,但可惜没有看到广州的年轻人结成这样的合唱组织。”Daga这样跟我说。就像冰岛的比约克那样,这位在欧洲乐坛渐露头角的民谣女歌手,也非常在意社区的音乐文化服务。一般流行歌手也许可以利用流行音乐的包装方式产生商业利益,但是好像比约克这种欧洲民谣歌手,实际上不愿意摆起明星的架子,而是在非商业活动的空档期,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进行社区音乐服务。Daga跟比约克的另一共同点是,两者都关注各自家乡的自然地貌,比约克以冰岛壮阔的火山为灵感,而生活在东欧的Daga则喜欢农庄、森林和草原。

  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遗产
  对大自然和非工业化的留恋,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浪漫主义时期的遗产。19世纪初,从英国传递到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让城乡二元化呈现出急剧分化的趋势,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城市规模迅速膨胀,工业化造成了大量原本属于村庄和大自然的地方变成了工业区厂房。英国浪漫主义早期诗人威廉·布莱克创作的《耶路撒冷》描述了在英格兰苍翠的群山中漫步,看到远处乌黑高大的磨坊,视觉在工业化和自然风光中交替转换。对标准工业化和千篇一律城市化的反感,让不少浪漫主义音乐家和文学家产生出对工业化之前生活状态的向往,民歌民谣作为乡村文化的一部分,自然成为了这些浪漫主义文艺作品的重要灵感。
  在浪漫主义推向高潮的过程中,过往的民俗民风、民谣民歌乃至神话传说,逐渐酝酿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主义世界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歌剧作曲家韦伯把德意志历史上的各种民间传说,改编成为能够登堂入室的大编制歌剧;民族主义也在中东欧地区兴起,在当时属于帝国列强瓜分的地域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这些民族,在这个时期纷纷催生出属于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潮。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民族主义在轴心国释放出巨大的负面能量,让世人警惕。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全球化加深,文化多元化,民族之间的相互包容和学习,成为了当前国际文化交流的一种主流声音。
  作为欧盟的成员国,波兰被纳入了跨民族的国际组织,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走进文化多元化轨道。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波兰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非常浓烈。民族主义有时候甚至成为了波兰音乐家的一道“紧箍咒”。20世纪初的波兰作曲家希曼诺夫斯基,曾经尝试吸取中东和地中海的文化元素进行创作,却被国内评论家大肆攻击,认为他应该把本国的民族艺术摆在首位。在全球化过程中,作为当代民谣歌手的Daga如何看待本民族文化和世界的关系?民谣在当代是否还抱着19世纪的老式民族主义视野?
  在“歌妲”的上一张专辑中,就有一首母亲为开赴前线的儿子送行的民歌。这是一首异常悲伤的歌曲,歌中唱到母亲可能看不到儿子结婚的日子了,甚至回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具躺在棺木里的冰冷尸体。这首歌曲并非波兰的作品,而是一首乌克兰歌谣。“我唱的目的,并非歌颂为某个民族去牺牲的士兵,而是通过人的基本情感,去表达和感受几乎所有民族都能共享的情感,”Daga这样跟我说,“纵观全世界,到处都有动荡的地方。你看看乌克兰和叙利亚。这首歌就是给那些可能要跟儿子生离死别的母亲们的音乐献礼。”
  就像东欧复杂的地缘政治一样,波兰跟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周边民族,都有过矛盾和历史仇恨。难道历史里的民族矛盾就好像冤魂不散那样,缠绕着世世代代的艺术家?在Daga看来,当代民谣的真正意义在于唤醒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地球村的共同关注,以及分享各个民族乡土坊间流传的爱恨情仇。除了东欧民谣之外,她和她的乌克兰搭档还跟中国民间艺人录制了一首《康定情歌》。“人们总说中国的民间音乐听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情感还是互通的。”的确,我在听过“歌妲”的其他波兰民谣之后,也发现那种高亢突兀的旋律,跟这里的山歌非常相似。其中一首是表现波兰农家少女在出嫁前夕的忐忑不安,在农庄田间唱出高亢的旋律。如果不知道背景的话,还以为是一首边远地区的中国山歌。从这个角度看,农业社会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直接进入资讯和全球化年代,反而更加能够唤起地球不同角落人们的共性。在千篇一律的商业流行文化阴影下,东西方民间艺人以浓厚的民俗特色展开对话,反而让人感到一丝清风。在以前,我们通常只认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才彰显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普世关怀,但是今时今日世界各地民歌组合交织的一个“世界音乐”网络,却让人感到跨地域和语言的艺术合作正形成一种新的全球文化。

  贵州山歌登堂入室
  西方古典音乐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不同的体裁设置了不同的精妙而复杂的结构,然后把文化素材填充进来,以结构为基础的“材质”组成了不同的作品。从巴赫到肖邦,再到德沃夏克,直到无调性音乐出现之前,民间音乐元素在过去两百年的音乐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采集民歌民谣素材时,音乐家或研究者通常做的就是要带着录音器材或笔记本到村落中进行田野调查。采集回来的民歌素材,通常会经过加工和改编,成为适合用五线谱记录,能够给器乐和美声唱法演绎的作品。
  在远离北上广的内陆省份贵州,混居着49个少数民族。在贵州师大音乐学院教授、高男高音歌唱家肖玛看来,这里尽管远离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区,却是“离世界很近”的地方。之所以“离世界很近”,是因为这里“大杂居,小混居”的少数民族格局,仿佛一个民谣民歌的聚宝盘,好让肖玛和他的同事收集这个省份的民间音乐元素。实际上,搜集贵州民歌民谣的工作模式,跟20世纪初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和柯达伊的模式是差不多的:柯达伊在18岁之前都住在匈牙利的乡村,对各种民歌民谣异常熟悉。成年后他继续深入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地区的村庄进行采风和田野调查,把各条村庄的歌谣记录下来,用古典音乐的手法整理成可以登堂入室的合唱歌曲,最终整理出来的是多达好几百首适合儿童合唱的歌谣。另外一位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其著名的《匈牙利乡村三景》则是把3首从乡村听回来的妇女歌谣,改编成适合室内管弦乐团和女子合唱团演奏的作品;他的《交响协奏曲》更是把世界各种民族元素融入管弦乐团的演绎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声中,传递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最终必须谅解的大同思想。
  “民族就是世界的”,这个道理几乎很多人都懂,但并非所有的民族艺术都未经加工而成为享誉世界的经典。民族艺术加工者和塑造者的个人文化修养,决定了这些作品能够走多远。波兰乡下坊间流传的玛祖卡舞曲,几乎是19世纪东欧没有文化的农民在小酒馆跳舞时的音乐。但是肖邦却把这些舞曲放入一个个精妙的结构中,成为需要演奏家技巧和艺术视野结合的钢琴和声乐组曲。同样道理,高为杰、高平和胡小鸥等中国作曲家参与编写和改编的民间歌谣,试图通过复杂的编曲,使诗歌和文学作品成为适合美声唱法的歌曲作品集。“要用世界上能够理解的语言去构建自己的文化话语权。”肖玛这样说道。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音乐学教授罗伯特·E·布朗提出“世界音乐”以来,世界各地组织起了一个具有共享性质的民间音乐素材库。这个具有互联网性质的关系网,甚至比互联网的历史还要长。很多音乐家把视野投向边远地区和全球经济体系外的生活群体,比如美洲印第安原住民、印度尼西亚岛民、东欧巴尔干半岛和北欧冰岛等地方,用国际通用的手法去表达这些地方性音乐元素。随着录音工具、交通工具和通讯成本愈加下降,不同文化背景和地区之间的音乐传播也越来越容易。不同文化元素产生出的音乐,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开始自由穿越和混搭,碰撞出新的火花。
  肖玛从民间提炼出能够登堂入室的精粹,与“歌妲”的社区生活方式关注,貌似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但是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看,两者都在一个资讯发达的全球互联网时代做着客观效果几乎是相同的事情。音乐教育学者曼特尔·胡德教授这样描述过一个理想的现代音乐家:跟很多掌握一种或者两种语言的受教育现代人那样,21世纪的音乐家除了自身“正统”的音乐理念教育之外,将会掌握多种文化背景的“双重乐感”。从强调自身特色的民族主义走到“双重乐感”,再到民间音乐人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民谣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思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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