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异邦:非我族类与华夷之别 ——海上丝路探寻之八

“大西洋人”因为具有文化上的共同性—不仅颖异博识,还积极学习中华诗书礼仪,而被归为同一个国族。

作者:张国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5-05 收藏

  与“大西洋”为文明礼仪之蛮夷不同,在明人的印象中,“佛郎机”是一群彻头彻尾的野蛮人,残暴、狡诈、好斗,经常给中国人制造麻烦,但又仰赖天朝供给。而“红毛番”是一群较为野蛮的人,但是造成的麻烦较少,在经商方面又慷慨大方,对天朝较为驯顺,但又不如“大西洋”那样知书识礼、歆慕华风。于是,“佛郎机”、“红毛番”、“大西洋”这三个名词分别代表了三种西人形象,它们虽然与族群和地域有所关联,但内在的区分依据并非族群或地域,而是华夷之别,与华人最靠近的是一群人,离得稍远的是一群人,离得最远的又是一群人。其中,对“大西洋人”的认知最能反映这一点。
  “佛郎机”和“红毛番”的奇怪外貌,都反复出现在晚明士人的记录中,因为异形异种的外貌,在国人看来,向来是蛮夷身份的显著标志之一,然而“大西洋人”的面貌从来不是士人笔下的要点,尽管事实上“大西洋人”的长相,在中国人眼里实际与佛郎机、红毛番相差不大。在众多论及利玛窦的晚明笔记中,提到利玛窦长相的竟然屈指可数,目今只见顾起元《客座赘语》、方弘静《千一录》以及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有此描述。对于其他耶稣会士,晚明士人也缺乏面貌描述。这不是一件可怪之事吗?
  不止如此,在提到利玛窦长相之时,一定会更多地提到他“儒服汉语”。顾起元简单说利玛窦“通中国语”,方弘静则赞扬他“入中华未甚久而儒服汉语,楚楚佳士”,《帝京景物略》中讲到利玛窦努力效仿中国衣冠礼仪。而那些不描述利玛窦长相的人,也会强调他的华化作风,如李贽介绍利玛窦,就没有丝毫及于其形貌,只是赞扬他负笈十万里观光上国并热心学习中华文化。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疏》向朝廷推荐耶稣会士编译西洋历法时,对他们的介绍也着意强调“慕义远来……久渐声教,晓习华音”。
  “大西洋人”因为具有文化上的共同性—不仅颖异博识,还积极学习中华诗书礼仪,而被归为同一个国族,所以姚旅称罗华宗(即罗儒望)与利玛窦同国人—同为大西洋国或欧罗巴国,事实上罗儒望是葡萄牙人,利玛窦是意大利人。反过来,那些来自葡萄牙或西班牙的耶稣会士,从没有被视为“佛郎机”。且不说晚明人的记录中不体现欧罗巴内部的划分,《明史》接受欧罗巴内有多国的观念并为诸西洋远臣划分了国籍,但是来自西班牙的庞迪我和来自葡萄牙的阳玛诺绝没有被与“佛郎机”联系起来,他们的国籍分别按西、葡两国名称的译音,称为依西把尼亚和波而都瓦尔。而“佛郎机”之名和这些音译国名,前者被用于经商、出使、骚扰海疆的葡、西国人,后者被用于葡、西国的耶稣会士。明朝人不自觉的用文化来区别想象的异邦。
  当明朝士人认清耶稣会士宣扬西方优于中土,并试图以夷变夏时,蛮夷面貌立刻成为文化上之异端的一个表征而受到重视,之前被有意无意选择性忽略的人种相貌,就成为一个被质疑的问题。
  比如崇祯年间蒋德璟在《破邪集序》中质问耶稣会士:“若吾儒家性命之学,则畏天敬天,无之非天,安有画像?即有之,恐不是深目高鼻一浓胡子耳!”万历四十四年南京反天主教事件中,南京礼部侍郎沈漼干脆把“大西洋”等同于“佛郎机”,而试图彻底颠覆大西洋人的形象,目的是揭穿其虚伪狡诈。
  沈漼《南宫署牍·参远夷三疏》中针对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王丰肃的一段话中体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论证逻辑:第一个,佛狼机= 吕宋= 大西洋,王丰肃既是佛郎机人,自然是一狡夷,亦即人群划分与群体归类的根本依据是品性,而一旦这种归类体系形成和被认可,则它又可以作为证明工具—倘要有力地论证一个人或一群人品性不端,只要论证他/ 他们来自哪里就可以。第二个,“大西洋”是一个杜撰概念,倘有人将中国附近的地方谎报为几万里之遥,那自然是心怀别意,即通过神化其出身地而神化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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