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中年自觉

谢有顺很爱看美国科幻电影,也一直在强调乡村的意义。他迷恋卡夫卡,理解王朔,又觉得写黑暗绝望的中国作家太多了。他说:“我们所批判的东西,其实我们自己身上都有。”

作者:本刊记者 荣智慧 发自广州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6-07 收藏

  谢有顺坐在茶桌前,背挺得很直,很难从他的表情里看出一点情绪波动。自始至终,这位中山大学教授都在理性、克制地表达想法和思考。
  “喜怒不形于色”,这句话出自《三国志》,形容刘备沉着稳重、感情不外露—这种人是干大事的。

  警惕“生活的殖民”
  谢有顺说:“我喜欢木头。”他的工作室里到处是木头,木桌子、木椅子、木柜子……在这个接近“自然”的小世界里,有谢有顺返回“故乡”的努力。他端详着自己的书法,认真地按下刻有“长汀”的印章,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谢有顺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濯田镇美溪村。1500人的村庄,1999年才通上电,2005年开通了公路。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谢有顺不得不乘渡船回家。客家人耕读两不误,谢有顺的大伯、父亲,都写得一笔好字,口才也相当不错。谢有顺抚平了桌子上宣纸的一丝褶皱,当年他常常看父辈写对联,现在轮到他了。
  34岁时,谢有顺成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在人文学科领域已经相当罕见。44岁时,他再获殊荣,入选 “青年长江学者”。而90年代初,谢有顺还是福建师范大学学生时,他的老师孙绍振就丝毫不吝赞美之辞,“这是(福建)师大建国后最好的学生,几十年才出一个”。
  谢有顺的读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辍学是他最痛苦的记忆:在他读小学五年级时,祖母去世了,父母为了躲避计生罚款,带着他逃到了隔壁的县城。学堂是没法继续念了,父亲让他跟着乡村医生学医,毕竟这是门手艺,不仅能养活自己,将来还可以传给子孙。可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三年出师也才14岁,有谁会找14岁的孩子看病呢?
  进行完拜师仪式,谢有顺就算有了师父。师父丢来一本《汤头歌诀》,让他背会了再说。20天左右,谢有顺来到师父跟前,随师父任意抽取题目,无不流利作答。师父偷偷找到了谢有顺的父亲,“这孩子天资聪颖,跟着我太浪费了,还是回去读书吧”。
  读完了小学,谢有顺进了村办初中。没有图书馆,没有团组织,连英文老师也没有,更不要说校园文化,就这么“放羊”了三年,谢有顺中考考了全县第一名。唯一不要求英语成绩的,只有长汀中等师范学校这样的中专。他进了中专,很快又拿到了保送名额,开始了福建师大的大学生活,离开了弥漫着贫困和孤独的乡村世界。
  他一直在强调乡村的意义。“大多数作家都是城市人,他们过着准城市生活,写作的资源、材料也是按城市安排的,而沉默的群体—农民、打工者,没有多少人关注,这种沉默的人群的生活状态被淡忘了,声音被删除了。”他说,“50年后的读者,如果要借文学作品来看我们是怎么生活的,就会产生一种印象,中国人都在喝咖啡、逛街、分享全世界的奢侈品……这也是一种对生活的简化。”
  谢有顺把这种简化称为“生活的殖民”,因为“一种强势的生活会淹没另一种生活”,“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警惕起来,让不同的人都有表达的声音出现”。
  谢有顺曾经专门撰文探讨“打工文学”的代表作者郑小琼。“郑小琼本人是个打工者,感受到的是工厂的生活对人性的压抑和伤害,她是以平视的角度来写内心的……如果按照旁观者、审视者、启蒙者的角度,理解上可能有很深的误读。”
  而且,谢有顺不否认打工生活里充满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精神段落,但是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欢乐和梦想,可大多数作家忽略了这一点。
  “范雨素的文字里面就有很达观的东西,最渺小的人群也有自己的梦想,”谢有顺说,“所以我就提出来作家应该‘公正地理解生活’,现在‘心狠手辣’的作家太多了,写黑暗绝望的作家太多了。”

  “怒气冲冲的东西正在消失”
  《小说评论》发表过一篇论文《他的存在令人惊讶—谢有顺批评六人谈》,文中谢冕、于坚等6位批评家、文学编辑或诗人,对谢有顺的评价都十分积极,甚至把他称为“文学批评的希望”。吴义勤写道:“跟谢有顺交谈,总觉得他仿佛就是浸泡在书本中的,他的举手投足都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
  谢有顺承认,最重要的阅读是在大学时期,特别是大一的时候,他一边读现代派和西方经典文学,一边大量地阅读国内80年代的文学刊物。“这很重要,我当时就跟着这些刊物,温习了当代文学的进程,看它是如何从新时期走过来的。”谢有顺认为,这一时期的阅读,跟中国文学界的发展是同步的,也使自己有了一种全国性的视野。
  “现代派,读得最多的就是卡夫卡、博尔赫斯、福克纳、马尔克斯。”谢有顺说,“我对卡夫卡是有一种迷恋的,卡夫卡是天才式的作家,他的笔下不仅仅是表现、复制这个世界,还发掘出这个世界最深层的东西,让你觉得整个人类在20世纪的探索,都没有跨过他所写出的边界—异化、恐惧、荒诞、绝望。”
  80年代的主流文学刊物,对文学的探索均抱以极大的热情。谢有顺一口气列举了不少杂志,《收获》《钟山》《花城》《当代》《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作家》《山花》……几乎都有着共同的倾向,挖掘探索性十足的先锋文学。“苏童、余华、格非的小说,其实并不好读,但是当时的刊物能够去张扬这样的美学趣味,深深影响了我对文学的理解,”谢有顺说,“文学不能是惯性的写作。”
  80年代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往往是以一种“运动”或“思潮”的方式进行。谢有顺觉得命名并不是全无道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分类,使读者能够从中看到一个时代的文学变化。从作家的心态上看,绝大多数人往往乐意被归于某种流派,因为个人孤军奋战,辨识度不高,加入一个团体则容易引起注意。而在80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之后,对作家团体的命名就变得牵强起来,很难再让人信服,写作开始成为非常个人化的事情。
  谢有顺并不赞同“70后”“80后”“90后”等标签,因为这种分类不具有学术含量,也没能包含写作潮流和写作趣味的界定,只是一种生理年龄的客观描述。“难道1980年和1979年出生的人有本质的不同?”谢有顺问道。“而且‘70后写作’刚出来的时候,为了进入这个群体,有的‘60后’作家还去改身份证,证明他确实需要这个身份。”
  关于批评的态度,谢有顺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怒气冲冲的东西正在慢慢消失”。他喝了一口茶,解释道:“李敬泽曾说,‘一个人作品写得不好,顶多是无知无能,不值得我们用杀伤性的武器来对付他’。因为每个人的审美、智慧、素养差异的原因,谁都有可能写得不好,我们不应该把很情绪化的东西带到文字中来。”他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所批判的东西,其实我们自己身上都有。”
  批评家的冷静不代表没有立场,同时也需要有“不用立场来压制和强制别人”的自觉。谢有顺公开批评过余华的小说《兄弟》,对于2005年《兄弟》上部很畅销,他认为有一定的原因存在。“余华已经靠《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奠定了优秀作家的地位,这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阅读的期许,长达十多年,余华没有新的作品,一旦发表了新的,以前作品累积的效应都会体现在新书上。”
  他并不满意《兄弟》,“人物真实吗?情节合理吗?语言准确吗?以这样标准来看,《兄弟》留下了很多的漏洞,而且不是现实主义文学就一定要写粗鄙的东西”。“这不仅是余华的问题,也是中国作家的问题,是中国作家成名之后如何走的问题。中国作家成名后,生活圈子狭窄,在书斋里写小说,只能靠想象力去把握这个时代。”

  “肉身与信仰”
  90年代以来,文学面临着多方面冲击。一方面,作家的生存方式逐渐脱离了体制,另一方面,西方的真实面貌也得以展现,80年代那种集体性的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乐观想象,很大程度上被撕裂。
  被撕裂的想象,首先带来的是知识界的撕裂。“人文精神讨论”是当代作家无法绕过去的一环,谢有顺肯定了这场讨论的时代意义,可是“讨论为什么很快就终止了?商业的大潮,欲望的书写,太强大了,古老的方案根本无法抵御物质的侵扰”。他说,过去很多作家都会把小说控制在18万字,这样既能在刊物上发表,又可以出书,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意这样的字数。
  “人文精神的塑造,更多还是依赖于文人的精神自觉、情怀。这些东西常常是很脆弱的,如果不成为信念式的东西,就没有力量。”他说,“你看古代的士人理想,道的坚守,是带着信念的姿态,现在道已经土崩瓦解了,靠自觉是不行的,不够用了。”
  回顾“人文精神讨论”里对立的两方,谢有顺直言不讳:
  “王朔骨子里有非常道德的东西,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去理解。他所嘲讽和亵渎的东西,包括过去的岁月,都是伪善的、伪崇高的;他的骨子里有对人性的、健康的精神的向往。”
  “张承志的早期非常让人激动,在汉语写作的作家当中,他是那种很有力量的、创造性的作家。特别是在语言的建构上,很少有他这样面目清晰的创作者。如果从审美的层面上,我可以理解他把一种精神推向绝对的做法;但是如果不从审美的层面去理解,他的世界观我完全不能认同,比如他对巴勒斯坦的看法。”
  谢有顺是带着信念生活的。2010年,他去了一次以色列。他推崇《圣经》,“它对世界和人的认识是根本性的,能够让人回到起初,回到一些根本的疑难上来考虑问题”。他说:“在我心目中,英雄首先是精神意义上的英雄,我的英雄是耶稣,他的坚定、决绝、殉难的精神,像种子一样播撒下去。”
  而精神的意义,本来便蕴含在人的身体之中。谢有顺对“身体写作”的正面评价,让当时不少被贴上此标签的作家心存感激。“身体写作”在谢有顺看来,一方面使文学变成了有实感、有血肉的文学,作家由此开始面对真实的自我,因为任何精神的探讨和抵达,都无法越过身体这个载体。“空谈的道德家,经常会给我们一个彼岸世界,但是他们忘了告诉我们一条路:宗教反而比哲学有操作性,耶稣道成肉身的过程把‘道’展现在人间,这种精神才有说服力和真实感。”
  当然,“身体写作”也存在着陷阱和误区,人们把身体简化等同于肉体、物体,完全偏离了“身体写作”的原初意义。“完整的身体是包括精神和肉体的,这才是我们建构的身体概念,一些变成了肉体写作,就失去了身体的健全的维度。”
  而身体也终将被科学改变。“随着基因修改、记忆移植的出现,人类可能不是我们原来定义的人类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都会发生剧变,像量子理论的发展,证明客观世界也许并不存在。”谢有顺很爱看美国科幻电影,“钱穆说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向后看,充满了对历史的深情,缺少向前看、面向未来的维度。美国大片像《后天》《2012》《星际穿越》等,都在思考人类的未来,中国作家应该多一些这样的思考。”
  认真地将毛笔蘸饱了墨水,谢有顺说:“文学不是和时代合唱的事业,文学是保存个体差异性的堡垒。没有文学的坚守,我们就看不到个体是如何生活的、努力的。”
 
  谢有顺
  1972年生于福建长汀县,先后毕业于福建师大和复旦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南方都市报编辑、广东省作协创研部副主任,2006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现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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