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社会对流动儿童的偏见——专访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

就我们在上海的研究来看,同在公办学校,流动儿童与上海本地儿童的学习成绩并没有显著差异;一个学校的流动儿童占比,也不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
 

作者:唐格 自由撰稿人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6-29 收藏

  过去十年,中国的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周边的农民吸取到城市。城市变得越来越大,农民的孩子在城市出生,长大,孩子又孕育了孩子。在城市里,他们被称为流动儿童,十年翻了近一番,如今的数量是近4000万。
  流动儿童已经脱离了故乡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在文化和生活上更接近城市。尽管对融入城市生活有着强烈的意愿,但由父辈们参与建成的一些城市,目前还没准备好来接纳他们。
  有六年的时间,上海是这些孩子的“福地”,没有上海户口也可以在那里上学。但近来收紧的政策试图把一部分人赶出城市,但他们生存能力很强,不容易被赶走。最终,想接着读书的孩子回到乡下,却发现家乡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看来,回到家乡的孩子成了儿童中处境最糟糕的群体,甚至不如一直待在乡下的留守儿童。
  冯帅章教授2008年以来一直和团队研究城市的流动儿童。他们对上海11所公立和9所民办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做了几轮跟踪调查,许多研究成果发表在重要的国际学术杂志,这些成果还为公共领域的讨论和政府的政策决策提供了支持。2017年5月,他与合作者出版了新书《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
  就城市流动儿童的生存状态、制度困境及未来趋势,冯帅章教授谈了自己观察和看法。

  最突出的问题还是户籍制度困境
  《南风窗》:过去十年,中国流动儿童的数量快速增长,其生存状态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你认为,流动儿童的弱势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冯帅章:2008年,我成功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开始研究城市的流动儿童。我们在上海做了很多跟踪调查,发现在一些层面流动儿童确实弱于上海本地儿童,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就读的学校造成的。
  我们发现,就读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和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学习成绩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同在公办学校,则流动儿童与上海本地儿童并没有显著差异。我们的研究在剔除学生特征和家庭背景后,认为学校质量是造成流动儿童学习成绩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我认为流动儿童面临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制度困境:流动儿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户籍制度导致他们无法通过教育获得上升的机会。一旦给他们和本地儿童同样的制度和机会,比如更大比例地进入公办学校,甚至是好的公办学校,他们就可以和本地儿童在同一水平竞争。根据我们2010年的估算,对于同一个孩子,如果纳入到公办学校,在我们设计的标准化测试中,数学成绩大概可以提高8分,语文成绩可以提高5分。而且,越是弱势的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受益越大。
  《南风窗》:你认为影响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差距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逐步缩小这种差距?
  冯帅章:我认为主要还是师资的差距。如果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能够拿到政府的补贴,那么它就可以改善师资,教学质量也就会随之显著提高。这个就是上海在2008年开始“纳民”后发生的。当然,政府补贴另一方面作用在于它给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稳定的预期。
  从2008年开始,上海关闭了中心城区所有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保留了边缘城区的这类学校,然后对这些民办学校提供资金支持,民办学校目前大概每生是5000元的标准,而且规定生均经费总额的65%要用于教师工资。这样的补贴标准虽然仍大大低于公办学校2万元左右的生均经费,但已经足以支持民办学校的正常办学需要。
  2010年和2012年,我们对上海11所公办和9所民办学校的3000名学生做了两轮跟踪调查,发现2010年到2012年上海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成绩差距减小了一半。2015年到2016年,政府财政补贴无变化,我们对相同学校的学生做了新一轮跟踪调查和测试,结果发现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并无明显进步。所以,上海对民办学校的补贴显著提升了学校的教学质量。
  《南风窗》:除了学习成绩,心理、性格和健康习惯等非认知能力也是儿童核心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你的研究,流动儿童在非认知能力方面表现如何?
  冯帅章:以上海的公办学校为例,里面既有上海本地儿童,也有流动儿童,我们调查了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担任班干部的比例,班主任对他们平常表现的评价,以及他们自身的感受,比如平时是否感受到孤独、无助或无聊等。这些问题许多都指向儿童发展中的非认知层面,并未发现本地儿童和流动儿童在这一层面有显著差异。
  《南风窗》:许多人不愿让孩子跟流动儿童在一个学校读书,认为会影响孩子的成长。那么,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公办学校,是否会影响到学校的教学质量?
  冯帅章:你提到的情况非常普遍,本地人不愿让孩子跟外地孩子一起上学,甚至本地高收入者不愿让孩子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一起上学。大家似乎都担心自己的孩子受到家庭背景不好孩子的影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有1/3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到流动儿童比例较高的学校读书,即使已经就读的家长,不少也认为应该给流动儿童单独编班。
  我觉得这种担忧可能过度了。就我们在上海的研究来看,同在公办学校,流动儿童与上海本地儿童的学习成绩并没有显著差异;一个学校的流动儿童占比,也不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
  我想这可能反映了当前中国正在出现社会的分层和阶层的固化,而学区房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现象在教育方面的体现。如果一个区域的学校非常好,那么这个区域的房价就会被炒上去,能够负担的起这个房价的人自然就会进来,而相对的低收入群体就会被排除在外。但如果一个区域没有什么好学校,房价也就相对便宜。在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情况下,划片就学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教育公平或均衡。
  《南风窗》:流动儿童备受社会关注很多年了,你认为这个群体的状况发生了什么显著变化?
  冯帅章:我发现最近两三年发生的变化是,如今城市里流动儿童作为一个整体,变得更好了。这并不是说流动儿童在城市的处境得到了改善,而是这个群体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最近几年,特大城市地方政府尝试控制人口规模,其中一个措施是通过提高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来控制移民数量,因此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的门槛同时被提高了。流动性最强的那批人被排除了,而留下来的这些流动儿童,他们有着更好的家庭背景,所以在很多方面可能表现得更好。
  比如2014年上海收紧政策后,不论是进入民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都需要各种证明、手续以及父母社保方面的要求,这样符合条件的儿童就变少了,平均质量也提高了。但现在的情况是一边民办学校招不够学生,另一边很多学生因为不符合规定没有入学资格。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来说,招不到学生就拿不到政府的补贴,拿不到钱就得关闭。我们过去研究过的很多学校,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关闭了或正要关闭,因此预计未来上海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还会减少。
  《南风窗》:城市提高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后,是否意味着大规模的流动儿童会回流到农村?他们离开上海大致在什么年龄阶段?
  冯帅章:关于流动儿童教育的大部分讨论都针对小学阶段,因为流动儿童想在城市上初中很难,上高中几乎不可能。在上海,公办小学和公办初中有一个对接的体系,流动儿童从公办小学升学到公办初中相对容易;但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升入初中就比较困难,除非公办初中有额外的学位,才有可能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招生。
  一般而言,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很多流动儿童会在读完小学或初中后留在上海,也有一些会去读中职和高职,毕竟这块还留着一个小口子。如果学习成绩比较好的话,父母想让他上大学,那么就有可能很早就回到老家。我们看到,离开上海的流动儿童越来越早,有不少在小学阶段就离开上海,以方便更好地适应老家的学校。

  回流儿童处境堪忧
  《南风窗》:城市流动儿童回到家乡,对他们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冯帅章:我们的跟踪研究发现不少流动儿童因为不能在上海就读初中而回到老家,而这些儿童的父母却只有大概10%同时离开上海回家,大部分回到老家成为留守儿童,现在叫做“回流儿童”。北京大学宋映泉等学者对回流儿童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回流儿童处境堪忧,甚至比一般的留守儿童还要差。
  目前,中国流动儿童中有很大部分出生于城市,你让他回流到老家去,而父母可能继续留在城市打工。对他来说,家乡是个陌生的世界,陌生的文化,新的学习环境,然后父母又不在身边,所以这难免产生很多问题,包括他们的身份认同等心理问题。
  《南风窗》: 2014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发现针对母亲的干预,能够显著提高孩子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心理社交能力等。你怎么看随机干预试验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调查中的作用?
  冯帅章:随机干预试验的目的是发现可靠的干预手段。斯坦福大学罗思高(Scott Rozelle)、陕西师范大学史耀疆、中国科学院张林秀等学者在西部地区农村做了大量的随机干预试验,比如给儿童发放眼镜、维生素片等物品,发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这些研究对象中都包含了相当部分的留守儿童,但这些试验本身是普适性的,适用于所有的农村儿童,并不仅仅是留守儿童。
  我正在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Heckman)合作在四川准备做一些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的随机干预试验。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留守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我们准备研究的干预手段包括亲情电话,寄宿等等。这些手段目前已经作为政策措施被提出来甚至大量使用,但效果如何还缺乏科学评估。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向学校、教育部门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
  《南风窗》:城市化是不可逆的过程,不管是城市的流动儿童,还是回到家乡的回流儿童,最终都要在城市生活。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城市用什么措施接纳他们。
  冯帅章:不管是流动儿童还是回流儿童,虽然没有城市的户口,但未来不管怎么样,都不大可能离开城市,他们会以各种方式留在这座城市。由于缺乏长远眼光,以及流动儿童教育支出的财政压力,其实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但如果政府现在不给他们良好的教育,未来可能会成为城市的负担,他们成年以后没有办法谋生,甚至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南风窗》:国家对流动儿童教育采取“两为主”的政策,即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和以进入公办学校为主,但流入地似乎缺乏激励对流动儿童教育投入。
  冯帅章:就地方政府而言,短期内还是没有激励投入太多,所以我们会看到整个流动儿童群体现在的状况。这背后是财政问题,地方政府会想,这些孩子不是我这里的,我为什么要投钱?对流入地政府来说,流动儿童教育的补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且可能随着人口不断流入而逐步增加。
  《南风窗》:是否可以通过中央转移支付解决一部分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比如学生从安徽转学到上海,经费就该跟着人走。
  冯帅章: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各地区之间发展差异很大,教育经费的差距很大,所以很难完全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初等教育经费很大程度上在区县层面统筹,地区之差距最多可能达到十倍之多。 你可以设想,如果学生从发达程度较低的地方流动到较高的地方,所带来的教育经费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即使存在国家层面的统筹和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还是必须承担相应的财政责任。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进一步提高对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认识的高度。目前,特大城市控人措施直接导致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情况不能得到改善。我们应该更充分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让城镇化的过程走得更加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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