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我为什么偏偏写反腐?

1995年,一部《苍天在上》让陆天明找到人生下半场的创作主题。眼下他还有一部反腐作品要写,他说他要表达,要面对苍天再喊一嗓子。

作者:本刊记者 陈莉莉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7-25 收藏

  2017年暮春的一天,陆天明从北京飞到深圳,“给年轻编剧讲一课”。近些年,陆天明有意减少舟车劳顿和其他应酬,“但是跟年轻人讲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他还是“非常愿意的”。
  出生于1943年,陆天明的一生经历两次上山下乡,14岁时特意改户口虚长两岁,得以从上海到了安徽,为的是“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遇“三年自然灾害”,饿得吐血回到上海,后又报名去新疆兵团,为了“战天斗地”。
  陆天明尝试过多种创作题材,主要都与所处时代紧密相连,如话剧《扬帆万里》等。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部《苍天在上》让他找到了人生下半场的创作主题,也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与政治、官场、制度、腐败相关话题的创作局面。
  他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时代的嬗变,带有时代所赋予的特性,带着性格里的激昂和热烈,在时代起伏的犬牙交错中调整自己的步伐。他对创作题材的选择和积极参与的人生态度,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习惯中有点“异类”。

  “隔夜见亲人”
  有人劝陆天明把他“反腐四部曲”(《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高纬度战栗》)出笼的经过写出来。他说,现在不能写,因为一些“关系人”还活着,将来时机成熟,写在自传里。
  陆天明形容每次创作的过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进虎穴”。他天天看《人民日报》,“生怕哪一天的社论里不再提反腐了,作品就夭折了;生怕哪一步走错了,就变成了‘问题老年’”,但他最终认为,“自由是自己给的,禁区要靠自己去突破”。
  1995年,陆天明的《苍天在上》打开了改革开放后反腐剧创作的闸门,反腐创作一时风光无两。浪潮之下,反腐题材作品相继涌现,人们有了一窥官场生态的渠道和某种快感。2004年起,与反腐有关的剧作陷入停顿,直到2017年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出现。陆天明形容那种感觉说,“就像是隔夜见了亲人”。
  这个久别如此之长,让未能深切参与那个时代的新青年,即90后、00后们,在满屏的穿越剧里看到了省委书记、市长与老百姓之间并非新闻联播里那样的互动,如同看见身披铠甲的穆桂英于满眼的粉红色里走了出来。
  很多电话打进来,纷纷对陆天明表示祝贺:反腐这个题材终于得以播放,那么作为反腐剧的著名编剧,就意味着又有表达的通道了。陆天明没有那么乐观,对此次“反腐剧”大尺度地热播,他早就有所担忧,而后来的争议也印证了他并非“杞人忧天”。
  陆天明剖析自己一路走来的反腐题材的写作体系:《省委书记》严格来讲不算反腐作品;《苍天在上》写的是中国当下确实有腐败,但是没能解释出腐败的来由,“说官场的腐败分子天生就是坏人,其实这是不客观的”;《大雪无痕》就写到一个人慢慢堕落的过程;《高纬度战栗》里,陆天明说他忽然意识到全民性的精神溃败,“一个公安部门的神探,在所有人的‘努力’下最终走向死亡,这其中你我都有责任,是我们大伙儿给腐败提供了温床”。
  陆天明说,自己还有一部反腐作品要写。他说他要表达,要像他的第一部反腐作品《苍天在上》那样,面对苍天再喊一嗓子。而中国的反腐创作,应该像俄罗斯战争文学的发展一样,“不再直接写战场,而是写战争给人性带来的变化,人性的失去和获得”。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文化的进步”。
  与之相比,“反腐也要写深层次的腐败,反腐不仅仅是揪出一个或几个贪官而已,也不能像按照图纸做零件那样,总是沿袭老套路只讲一些破案故事”。
  陆天明活跃在微博上,他支持“网络反腐”,认为“只有人民这个汪洋大海才能把干部监督起来。不能只以‘人民的名义’去做,应该让人民一起来做事情。事实证明没有这一点,反腐反不干净”。

  缺乏勇气就制造“桃花源”?
  “三家村札记”曾有过一篇文章,大意是:现在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很危险,以为脚下是悬崖。但事实是,你手扒的是门框,离地没有几公分,你松一下手就着地了。脚下并没有悬崖。很多事情我们看着很危险,其实不危险。
  很多时候,遇到事情时,陆天明就把这样的话拿来琢磨,以给自己继续往前走增添信心。2008年《命运》的写作与拍摄,以及后来的播出过程中,这段话又频现在他
  为了写出来的剧本有当地的原汁原味,陆天明去当地采访,找到了某一级的办案部门,但是他们拒绝接受采访。这样的事也曾发生在《苍天在上》的创作过程中。某机构欢迎陆天明去采访,并答应提供大量素材,前提是要他和这个机构合作。根据陆天明的经验,和机构合作,最后往往会成为这个机构的行业戏。陆天明觉得不能受某一个行业的具体政策限制,更不能让作品变成某一个行业黑板报式的内容。拒绝了合作的提议后,这个机构对他下了逐客令,所有材料都不让他看了。
  在《大雪无痕》创作的过程中,机构拒绝接受采访后,陆天明找到了基层办案的工作人员。他们以请陆天明吃饭的名义,在市郊找了一个偏僻的小饭馆,“吃”了四五个小时,《大雪无痕》得以诞生。
  尽管为了相对的独立性,一个剧本前前后后有各种波折,但一位一直在某部委内部做宣传工作的编剧同行,非常认同陆天明的做法。他对陆天明说:“我给部委写了那么多年,没有一部作品打响,就是因为这种内部黑板报、简报样的作品,进不了老百姓的心里。”
  “如果后面跟着一个部委,托尔斯泰能写出那些作品吗?”陆天明说,“也不能怪部委和写行业戏的人,他一定要为本单位服务,但是作家就不能受这个局限;作家要清醒,自己是要面对整个时代,面对历史。虽有障碍和困惑,作家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勇气,要愿意和能够为此付出代价。”
  曾有某部门一位退休领导托人找到陆天明,让他写一部作品。陆天明以为是写反腐作品,很高兴,因为“有料了”。但是“后来发现不对劲儿”,别人告诉他说,不是写反腐,而是写那位领导的个人传记。陆天明编了个理由说,他不给私人写传记。对方表示要将材料收回,与此同步,上述部门所主管的出版社找陆天明写小说的邀约也变卦了。他们对陆天明说,“我们不找你了”。
  有人找陆天明合作,许诺给他组织一个什么机构,让他担任要职,并配专车、司机、秘书等,以期这位著名“反腐作家”在为他们撬动某些资源上能起到重要作用。不知道怎么拒绝,陆天明甩过去的理由是“我只是一个码字的。别的什么也干不了”。
  陆天明说,他其实就是希望能把作品写好。“把握好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很多事情是做不下去的。实在难的时候,要看得远一点,比如10年、20年以后。”
  他现在“整块整块的时间”用来写“中国三部曲”,结束语已经想好了:我要替我们这些人说话,替我们这一代人说话。“我要说清楚我们这一些从革命时代走过来的人活下去的理由。”

  忽视精神环境是最大的腐败
  由于某种工作需要,近些年来陆天明能接触到大量“还没上市进影院”的中国国产片,一窥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台前和幕后。
  毋庸置疑,国产片的产量和票房都有了“突飞猛进”式的上涨。按照陆天明的说法,现在市场上上映的电影,只是拍出来的电影总量中很少的一部分,而这很少的影片进了院线以后,引起反响的又是很少的部分,而后能引起人们关注和讨论同时又有好口碑的,更是少之又少。
  陆天明说,这样的投入产出比是一种资源浪费。造成这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是“把文化一下子全盘推向市场以后,目前基本是资本大鳄在控制电影创作。如果说,以前电影创作是奉政府领导的命令写作,现在则是奉老板的命令和奉钱的命令在工作。某个题材要不要写、能不能拍,最终是资本方拍板,拍完并通过审查后能不能上院线、怎么排片,也是资本掌握控制权”。在这个操作链条上,陆天明认为可悲的是,“资本方绝大部分不懂电影,更遑言电影艺术,但是有时候,他们要比政府里的人更懂政治,更懂迎合”。
  这种迎合在陆天明看来,很多时候就是在制作“精神海洛因”。“这些电影败坏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培养了更多娱乐至死的观众。这些观众反过来再逼导演、编剧去制作出更多那样的作品,争取票房。这个现象已经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造就了更多的年轻一代在精神的泥淖洼地里打滚。在需要政府宏观发力的时候,我们却放任由一个不成熟的市场自主,这需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
  不过无数事实也证明:现在的观众,包括青年观众,他们也在探索思考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他们有头脑、负责任地在这个大地上存在着。“他们并不需要被人糊弄,被娱乐,他们并不希望生活在无聊的娱乐中间,他们很清楚中国怎么才能更好。而艺术怎么承担起这个责任?”
  新青年的成长需要多元的文化环境,也许他们并不容易被带偏,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鉴别、过滤掉不利于成长的精神养料。“疏忽这一点是最大的腐败。这种腐败不是一天两天,更不是抓几个人就能挽救过来的。”陆天明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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