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前的政治困局与反思

台独思潮对台湾同胞戕害极深,它让一群智力本来正常,甚至堪称精英的一群人,变得敏感,忧伤,自怜,以及狂暴与反智。

作者:王冠玺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7-27 收藏

  近日巴拿马与中国建交大使级外交关系,同时与台湾断交,这对民进党当局而言,无疑是再一次挫败。蔡英文就此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谈话,这番谈话,遭到了国民党与许多台湾民众的严厉抨击,主要论点有二:一、台湾与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不但是事实,也存乎于台湾的法律之中,只有心存台独思想的人,才会觉得“北京当局”在操纵“一个中国”。二、蔡英文作为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对于改善经济与重建社会秩序毫无办法,空逞口舌之能,只能是贻笑大方。
  从蔡英文的执政表现来看,至少符合韩非子在《亡征》一文中所总结的政权灭亡征兆:“很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见大利而不趋,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
  两蒋治理时期的台湾,主要困局在于与大陆竞争谁才能代表中国的正统日趋无望;在威权统治之下,两蒋对于重返大陆的渴望与焦虑,也同时影响了两岸的氛围与冷战时期的国际战略格局。
  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至少是从明郑时期开始,随着汉人移民的不断增加与汉人对故土、宗亲的依恋与乡情而固定了下来。不管在任何时候,在台湾说自己是中国人,从来都不该是一个有违和感的事情。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民进党台独势力还能够在台湾兴风作浪??

  说谎和双重标准成了政治底色
  政治学者班那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经表示,“民族”作为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它的主要基础是一种共同的社会心理状态,也就是意志的结合,这是一种建构,而不是虚构。当代女性政治学家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 也指出,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密尔(J.S.Mill)和费边社的政治思想中,包含了一个共同的论证:“参与”具有教育与整合的功能,它能扩展个别公民的视野,使人们认识到其他的公民,以及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存在,并且意识到他/她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托克维尔,在论及为什么美国这样一个由不同种族、背景的人们,能够形成一个富于公共精神的国家时,他评论道:“我说,使人们对他的国家的命运发生兴趣的最有力的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是让他们分享治理这个国家的权力。”
  台独思潮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其最主要的资粮,乃早期迁台的闽客族群,从日本殖民台湾开始,一直到国民党结束在台湾戒严统治为止,长达一个世纪没有任何机会在台湾当家作主所滋生出的,一种深刻失望与极度愤怒的情绪。自诩为代表台湾老百姓的民进党当局,心中始终难掩复仇之志,为了消灭“敌人”,他们不惜篡改历史,给下一代洗脑,灌输错误的历史观。
  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人,终究会发现曾经遭到当局愚弄,这对他们的伤害是十分深远的。事实上,扭曲历史是伤人而且自伤的愚蠢行为。然而,这种因为长期无法参与分配所形成的悲愤心理,由于涉及到生存机会,通过代际相传,怨念极深。一旦爆发,诸多行径往往难以控制而且带有严重的反智倾向。
  中国的儒家把“修己”和“治人”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修己”是针对“士大夫”, 也就是领袖人物。儒家并不强迫一般人民去“修己”,“治人”则先富之而后教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这不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安排;因为古代的一般人多在基本生存线上挣扎,除了看天吃饭外,还可能遭到暴政蹂躏,不能对他们有太高的要求。但是在当今的社会里,教育普及,政治秩序相对稳定,也没有吃不上饭的担忧,自然不必再接受“修己”与“治人”的双重标准。民主社会依然少不了领袖人物,“修己”还是不可缺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并不是完全断层。
  社会中有一部份人是政治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另一部份人则承担着社会、政治批评的功能;后者在中国传统中就是所谓的“清议”。这两种人都不应该心存媚世之念。顾炎武曾经说过:“某虽学问浅漏,而胸中磊磊,无阉然媚世之习。”这虽然是传统士大夫的风骨,但是在现代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份气节对于现代知识人而言更为重要。台湾当前的政治困局,在于说谎与双重标准成了政治底色;这样的环境下,莫说要孕育出国士,即便要培养出不带党见的知识人都十分困难。
  近百年以来,中国政治的两极化使得“清议”不复有容身之地。以台湾为例,蓝绿之争几乎成了全民运动;多数人都是但问立场,不问是非。有许多知识人不但 “献媚”政治权威,也“献媚”民众。求得政治人物的肯定与民众的点赞,成了知识人与一般大众追求的主要目标。顾炎武还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台湾尚不能说已经完全自我取消了清议,但是确实已经走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为什么说谎的人会有市场
  “中国人”这个名词,自正式出现以来,便首先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单纯的政治概念。对中国人而言,文化才是第一序的观念,国家则是第二序以下的观念。中国近代史上民主发展历程的艰困,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文化的准备不够充分。文化的状态将决定政治结构与政治的取向;中国人的特性是以自己为核心,一圈又一圈,向外层层拓展;内外圈的关系紧密度有异,适用的相处规则也迥然不同。总体而言,台湾的内在文化与大陆是相当契合的,但是民进党当局要是长期操作“反中”政策,台湾下一代的文化气质将变为中国人所不再熟悉的样貌。如果在文化上都能否认自己是中国人,那就是自外于中国的文明体,时间一久,两岸想要和平统一将会遇到极大阻碍。
  基于台独的原因,对于台湾历史,民进党当局的说谎和刻意隐瞒,其目的在于虚构出一个与大陆不同的文明体,而且这个捏造出来的文明体,还有着与大陆不同的文化。一些台湾年轻人被误导,他们在形成心中的历史观与世界观时,民进党当局就为他们撒下“反中”的仇恨种子,使得这些自称为“天然独”的年轻人,莫名其妙讨厌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大陆同胞与神州大地。篡改历史,以遂行政客私欲的现象,并不为当代台湾所独有,中国的历朝历代,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颇不乏这样的例子;真正的问题出在,为什么有时候说谎的人也会有市场?
  质言之,长期禁锢某一个族群的“参与及分配”的机会,必然会迫使该族群有另谋生路的想法。台独思潮对台湾同胞戕害极深,它让一群智力本来正常,甚至堪称精英的一群人,变得敏感,忧伤,自怜,以及狂暴与反智。余英时曾经表示,台湾的精神面貌有所不足,一股暴戾之气在台湾横冲直撞;如果这样的乱象长期持续下去,就是严重的文化问题了。从前胡适警告过大家,不要染上“小”气,殷海光也曾形容台湾是“浅”碟子文化。
  其实,岛并不必然和 “小”或“浅”有什么关联,不过若是岛上的人真像河伯一样,看见“秋水时至,百川灌河”,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那就难逃“小”和“浅”之讥了。“小” 和“浅”都不是难治之症,药方就是胸怀大陆,放眼世界。河伯“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终于“望洋而叹”。能够“望洋而叹”,则其所见者既 “大”且“深”了。
  化解台独思潮,扭转天然独的药方,就在于邀请台湾同胞“参与”。“参与”会增强成员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拓展台湾同胞的视野。我们应当让台湾同胞重新具备身为一个大国国民的器局与认同感,“参与”正是两岸和平统一的一把关键钥匙。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祖国大陆近年来不断地提升台湾同胞在大陆生活的便利性;我们坚信,只要能持之以恒的扩大与深化这个方向,逐步的让台湾同胞参与到大陆各个层面的生活,让台湾同胞有充分融入大陆的机会,通过量变产生质变,滋养台独的土壤将不复存在。
  在重建中华文明共同体方面,我们可以更有紧迫感,凡是有利于两岸同胞融合的事情,我们马上去做;由于有200万左右的台湾同胞在大陆生活,凡是暂时不能在台湾做的,我们马上在大陆做。两岸和平统一,应当争一时,也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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