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县民间借贷乱象调查

法律问题很重要,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于欢案发生的社会土壤。

作者:本刊记者 郑嘉璐 发自山东冠县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7-27 收藏

  2011年,刚从公路局退休的张万全拿出70多万的积蓄,与人合伙向中小企业放贷。刚开始,他的确挣了不少钱,但到了2013年,好几位向他借款的老板卷钱跑路,这让张万全损失惨重。现在他还有50多万的放款没收回来。在山东冠县,和张万全有一样遭遇的人还有很多。
  同样发生在冠县的,还有曾掀起轩然大波的“于欢刺死辱母案”。随着二审改判,这起因暴力催债引发的血案再次引发关注,不少人为“五年有期徒刑”这一改判结果争论不休。法律问题很重要,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探寻于欢案发生的社会土壤。

  “活 钱”
  冠县当地民间借贷的兴起,还要追溯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快速回落。随着经济下滑压力增大,各地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间投资办厂之风盛行,大量企业主从银行获取低息贷款,购买土地与设备,投入生产,许多地方出现了“家家办企业,户户盖厂房”的盛况。位于冠县县城以北20公里的清水镇小郭寨就是一个例子,这里是轴承锻造厂的聚集地。村里超过半数的家庭都曾兴建厂房,购置设备,想要从收益不菲的轴承制造业中分一杯羹。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制造业产能过剩,不少新建的中小企业刚投入生产就遭遇了困境,不仅没有盈利,连投入的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刘振华就是这些企业主中的一位。
  2009年,30岁出头的刘振华拿出家里的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些钱,创办了自己的服装厂。他告诉记者,办厂之前觉着一切都很容易,但厂子真正办起来了才发现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企业的资金周转很慢,有时候货卖不出去,有时候卖出去了却不能及时拿回货款。手里没有“活钱”,慢慢就干不动了。
  山东大学金融系教授胡金焱介绍,为了削减过剩产能,2010年,国家调控收紧,各大银行也陆续开始抽贷。所谓抽贷,就是在一年期满之后收回贷款,而不再发放新的贷款。银行这样做自然有回笼资金、规避风险的考虑,但抽贷本身却严重破坏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链。
  很多企业最初的打算是在新的贷款到位后就把短期高利贷还上,银行的突然撤资,使得企业无力偿还借款,本来用作“过桥资金”的民间高利贷此时代替了银行的低息贷款,成为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渠道。
  这些高利贷的月利率多在三分到八分不等。如果一个企业以五分(5%)的月利率借10万元的高利贷,借十天的利息只有1600多元。利用这10万块的周转资金,企业可以拿下一笔利润上万的订单,或渡过银行贷款的空窗期,这对企业来说,是很划算的。但是,如果借款期限从十天变成一年,利息会变成多少呢?6万。

  狂 欢
  高额的利息收入与大量的市场需求彻底激活了民间借贷行业,以高利贷为主业的投资公司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冠县的大街小巷。
  苏炳锋是冠县一家法律事务所的老板,他的事务所只受理由民间借贷引发的诉讼委托。他告诉记者,2011年前后是高利贷在冠县最红火的时候:大街上,走几步就有一家投资公司,它们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以三分到一毛不等的月利率收取利息;人行道上,随处可见高利贷的小广告,这些没有门面的地下投资公司,手里的资金也并不少。规模大一些的投资公司,放出去的贷款能有一两千万,规模小的也得有五六百万。
  这些钱,并不是投资公司老板自己的积蓄,而是民间集资所得。
  在邻县打工的王士虎就曾把20多万的存款拿给一家名为“世界华商大爱”的投资公司。这家投资公司的老板是王士虎的同村村民,与他早就熟识,他们约定了两分的月利率,每月一结。
  “那时候我们这里都这样,手里有点钱基本都放投资公司。”王士虎告诉记者,他当初也有过顾虑,但每个月4000多元的利息着实诱人,周围人都这样做,他也就不再担心了。
  在冠县,像王士虎这样参与集资的,大有人在,有农民,有工人,有老师,也有公职人员。他们投入的资金千差万别,少的只存入几千块,多的能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些钱都成了投资公司赚取高额利润的本金。
  “那时候我们冠县的马路上,豪车一溜一溜的,奔驰、宝马、路虎,什么都有!”苏炳锋说,“外地人来了都问我,冠县是不是有什么矿,怎么这么发财呢?”
  眼看投资公司日进斗金,不少普通百姓也参与到放贷中来。有的人合伙凑钱,成立合作社,跃过投资公司直接向中小企业放贷。于是,市面上又出现了不少打着合作社之名,行高利贷之实的门面。
  据记者了解,有的人把家里几年、十几年的积蓄从银行取出来,求着投资公司拿走以赚取回报;有的人向身边的亲戚、朋友低息借钱,再高息放给投资公司或中小企业;有的拆迁户放弃安置房,要来补偿款投资高利贷;更有甚者,托熟人、找关系向银行贷款,再用贷款放贷盈利。
  “那时候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有本事弄到钱,都能放高利贷挣钱。”苏炳锋回忆道。

  催 债
  在冠县法院工作的陈伟军告诉记者,利息高昂的民间融资不仅没能雪中送炭,反而使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到时,别说偿还几十万、几百万的本金了,光是高额的利息就已压得企业喘不动气。
  眼看放出去的高利贷迟迟收不回来,投资公司便通过各种手段向企业施压,收讨债务,讨债公司应运而生。
  陈伟军说,以小混混为主的专业讨债者会从追回的欠款中抽取三到五成的报酬。也就是说,如果追回20万的高利贷,他们最多可以拿到10万元的辛苦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讨债的手段非常多样。有的住到欠债人房子里,赖着不走;有的跑到欠债人家乡,散布谣言;有的把欠债人控制起来,钱不到手不放人。不仅如此,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专业讨债最终演变成了暴力催债。泼油漆,语言侮辱,恐吓威胁,动手打人都成了他们的“常规手段”。
  当记者问起遇到暴力催债为什么不报警的时候,得到的都是相同的回答:没有用。他们说,那段时间,暴力催债太常见了,警察不可能每次都管;另外,警察知道讨债公司为的是逼债,而不是要人命,所以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情况下,讨债公司更加胆大妄为,催债手段也一步步升级,于欢案中的被害人吴学占就是暴力讨债的极端典型。
  刘振华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被催债的经历。他的服装厂第一次向投资公司借钱是在2012年。为了给工人发工资,他从一家贷款公司以一角的月利率借了两万元。本打算钱到位了以后就还,可是钱怎么都转不过来,只好越借越多。
  在“熟人”的帮助下,刘振华从银行贷到了十万元,但这笔贷款并不全归他所有,单是付给银行业务员的回扣就有一万块,这还不包括请客和送礼的钱。
  工厂经营困难、入不敷出,又拿不到足够的银行贷款,刘振华无力偿还本金和高额的利息,讨债公司很快便找上门来了。
  “开始是把车停在工厂门口,意思是还不上钱,门就别想开了。”刘振华告诉记者,“之后讨债公司派了几个剃着光头,纹着纹身的黑社会到工厂来,把厂里的工人都吓跑了。”一方面觉得丢人,另一方面也怕事情闹得更大,刘振华只好从别的高利贷借钱,先把眼前的窟窿填上。几次拆墙、补墙下来,高利贷的窟窿越来越大。到最后,刘振华连本带利欠下了60多万的债务。这时,连他自己也知道,这笔钱怕是很难还上了。
  与刘振华有相同遭遇的人还有许多。陈伟军说,陷入高利贷不能自拔的企业,少的欠个十几万,几十万;多的能到几百万,上千万。
  有些坠入无底洞的企业主,自知巨额债务已经无力偿还,于是一走了之,从此隐姓埋名,销声匿迹。更有甚者,在跑路之前还要借上几笔高利贷,充当路上的盘缠和新生活的启动资金。
  放贷的高潮之后,很快到来的就是债主讨债和老板跑路的高潮。

  诉 讼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破产,老板跑路,投资公司的钱放出的多,收回的少,他们的资金链很快便断裂了。
  王士虎说,一开始,利息的确是按月结取的。可到了2013年,投资公司便开始拖欠利息。发现苗头不对,他立即找到投资公司,取回了大部分存款,只剩下三万多元迟迟没能要回。王士虎选择了起诉,2016年,法院对“世界华商大爱”投资公司采取了强制执行措施,王士虎剩余的三万余元也回到了手中。
  “我周围欠着十万、二十万要不回来的,那多了去了。”王士虎直言自己非常幸运,要不是撤资早,起诉早,他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
  公路局退休职工张万全就没有王士虎这样的好运了。2011年,张万全拿出70多万的积蓄,与人合伙向中小企业放贷。他告诉记者,刚开始的确挣了不少钱,但到2013年,有好几位借了他贷款的老板卷钱跑路,这让他损失惨重。
  “最后悔的就是没及时收手,要是见好就收,那可挣了钱了!”张万全说,现在他还有50多万没收回来,有的老板跑了,法院判了也执行不下来;有的老板人倒是还在,却实在无力偿还。
  刘振华就属于后者。由于欠债太多,刘振华的服装厂被讨债人收走,设备被瓜分一空,连平时开的一辆雪佛兰小轿车也拿去抵债了。他告诉记者,有的时候,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
  像王士虎、张万全、刘振华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从小区保安,到街边的超市老板;从宾馆前台招待,到路边修鞋的老伯,几乎人人都能说出几段自己或周围人身上的借贷故事。
  陈伟军告诉记者,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冠县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诉讼就越来越多,涉案金额也成倍上涨。到2013年,民间借贷类的诉讼,已经成为法院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的一类。但民间借贷类的案件,从立案到进入执行程序,至少需要六个月。由于被执行人常常躲藏在外地,即便在家也存在无力偿还或事先转移财产的情况,法院的强制执行异常困难。诉讼周期长,过程繁琐,执行效果差,这也是很多人宁可花高价请讨债公司,也不愿意走法律程序的原因。
  指着厚厚的一摞卷宗,陈伟军说:“可能有些人的钱一辈子都要不回来了,与此对应的,有些人的债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遏 制
  于欢案的悲剧在冠县当地造成很大“震动”,政府也加大了打击非法集资放贷的力度。如今,大街上再也看不见投资公司的招牌,人行道上也找不见高利贷的小广告,奔驰、宝马更是不知所踪。吃了不少亏的人们终于学到了理性与谨慎,家里有钱也不再随意拿来放贷了。
  胡金焱说,扭曲了的民间高利贷对地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民间闲散资金快速蒸发,不少群众债务缠身,这些后遗症,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痊愈。不仅如此,猖獗的地下金融也严重破坏了民间金融秩序,使得正常的金融活动难以进行。
  “当前,民间高利贷正处在问题继续爆发期,不少人仍在追讨三四年前放出的借款。如果放任民间借贷行业野蛮生长,类似‘刺死辱母案’的恶性事件有可能再次发生。”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家良说,民间高利贷就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冒出来一茬。而且,同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冠县,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十分普遍。
  山东省高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6年,山东省由民间借贷引发的诉讼案件数量由5.9万件上涨至10万件,涉案金额由53亿元,上涨至355.6亿元。
  政府需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也要推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多方施策,才能对高利贷引发的社会问题有所遏制,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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