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对华外交“谋变”动机何在?

今年是中韩建交25周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日本建议年内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谈。朝鲜核导问题与美国因素,构成日韩调整对华外交的动力,也对调整幅度和力度形成掣肘。

作者:本刊记者 雷墨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7-28 收藏

  7月上旬在德国汉堡G20峰会期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相互之间都举行了双边会晤。对于东北亚局势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日本与韩国的对华外交都在“谋变”。日本的安倍政府,近来频频对中国释放改善双边关系的善意。韩国的“政权更迭”,客观上为改善因萨德问题而恶化的韩中关系创造了条件。面对日韩出现的变化,中国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积极、正面的回应。
  但日韩“谋变”的动机何在,是否意味着东京和首尔对华外交将出现积极调整,则需要深究细探,不能盲目乐观。7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应朝核问题上“中国责任论”时说,中国对解决朝核问题的贡献有目共睹,有关各方“当‘甩手掌柜’不行,‘过河拆桥’不行,‘背后捅刀’更不行”。中方这一表态意味深长,针对的是美日韩领导人在汉堡G20峰会期间,在三边会晤后发表的带有施压中国内容的联合声明。
  今年是中韩建交25周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在这些时间节点上,中日韩三国都有改善彼此关系的意愿。在某些学者看来,中日韩三国的双边关系,有其内在的演进逻辑,但目前的情况是,朝鲜核导问题与美国因素,在其中起着微妙且直接的作用。一方面,这些因素构成日韩调整对华外交的动力,另一方面,它们也对调整幅度和力度形成掣肘。

  暖风未到
  当地时间7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谈。这是习近平与文在寅首次会晤。根据中方发布的首脑会晤通稿,习近平说:“我们愿利用中韩建交25周年这一契机,同韩方认真回顾总结建交以来的经验教训,不忘初心、携手共进,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他还说,希望韩方重视中方正当关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中韩关系改善和发展扫除障碍。
  据韩国媒体报道,文在寅表示,韩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我充分理解中方的有关关切,愿同中方进入深入沟通”。这里的“关切”,显然指的是萨德问题。文在寅随后在德国智库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透露,双方“未能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解决萨德问题或将需要更为紧密的磋商”。也就是说,在影响中韩关系的萨德问题上,文在寅政府目前还停留在“理解”层面,尚未拿出实际行动打消中方的疑虑。
  从韩国国内情况来看,朝鲜的核导开发活动,正通过萨德问题,转化成了中韩关系转暖的主要障碍。韩国智库峨山政策研究所今年6月所做的民调显示,支持与反对部署萨德的比例分别为55%和37%。在支持部署萨德的受访者中,70%的人把朝鲜核导威胁视为主要原因。这样的民意现实,使文在寅政府很难在萨德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做出重大政策调整的空间就更小了。
  7月7日美日韩在汉堡举行了三边首脑会晤,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措施限制与朝鲜的经济关系,敦促与朝鲜接壤的国家积极努力劝说朝鲜立即采取无核化措施,停止弹道导弹活动”。由此可见,韩国在朝鲜问题上与美日保持着高调的一致。不仅如此,韩国外长康京和7月10日还表示,韩国正在就针对与朝鲜贸易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国进行“次级制裁”一事与美方协商。如果韩国步美国后尘制裁中国企业,必将成为中韩矛盾的新引爆点。
  美国因素也通过萨德问题,传导到了中韩关系里面。中韩的综合实力与地缘战略诉求,都不在一个数量级。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韩国从朝鲜核导威胁角度看待的萨德问题,客观上成了中美战略竞争的问题。6月初,美国参议员迪克·德宾访韩时说:“我已转告文在寅总统,韩国如果不想要萨德的话,美方可以将用于萨德的9.23亿美元预算用到其他地方。”
  文在寅的顾问文正仁曾表示,事实上文在寅的半岛政策与中方很相似,都是希望通过“双暂停”(美韩暂停军演,朝鲜暂停核导试验)来缓解紧张局势。但美国因素让文在寅政府目前追求“独立外交”几无可能。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学者斯科特·斯奈德认为,对于文在寅来说,挑战在于韩国外交长期存在的追求独立的意愿,与以韩美同盟确保安全之间的矛盾。“但朝鲜威胁以及周边大国的紧张关系,使韩国不会拿自身的安全冒险,去追求独立外交或抛弃韩美同盟。”
  在政治理念上,文在寅与金大中、卢武铉同属韩国进步势力阵营。这派政治势力的传统观念是,解决朝核问题绕不开北京。而李明博、朴槿惠所属的保守阵营,在朝鲜问题上则突出韩美同盟的作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首尔与华盛顿虽然“异梦”,但不得不选择“同床”。在斯奈德看来,文在寅政府还面临着同时出现、相互矛盾的担忧:既担心特朗普政府放弃韩国,又担心美国把韩国拉入华盛顿与北京的对抗中。

  云遮雾罩
  当地时间7月8日,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德国汉堡的双边会谈中,都提到了今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以及明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双方都从最高领导层面,表达了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但习近平也强调,希望日方把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更多体现在政策和行动当中。他还提到了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称“在这些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
  与文在寅对中国的关切仅表示“理解”不同,安倍在对华释放善意上显得更具体一些。他在与习近平的会晤中,明确表示日方愿与中方探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这被外界解读为安倍政府明显的政策调整,因为此类合作此前从未纳入其政策考量中。变化出现在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期间,日本派出了安倍的政治亲信、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和首相秘书官今井尚哉与会,并携带了安倍给习近平的亲笔信。
  5月底,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东京,与安倍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会晤。据日媒报道,杨洁篪与谷内正太郎的会晤持续了5个小时,双方很可能就中日领导人在明年互访进行了磋商。6月5日,安倍在东京出席一次国际会议时,首次对“一带一路”做出了积极表态,称其是促进发展与合作的“里程碑”。不过,安倍的表态也有所保留,提出日本的参与要以“公平与透明”为前提。
  在某些分析人士看来,安倍突然转向对华释放善意,除了改善日中关系的主观意愿,更大的原因还在于外部客观因素。作为未与日本建交、仍处于敌对关系的邻国,朝鲜的核导对日本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据报道,近年来日本在反导上的投入已达140亿美元,国内还举行过相关的民防演习。美国笹川和平基金会学者丹尼尔·鲍勃认为,虽然中日看待朝鲜问题有差异,但双方都不愿看到朝鲜发展核导,随着平壤正接近那个目标,北京与东京在遏阻朝鲜的步伐上利益正在趋同。
  更突出的因素还在于美国。有分析人士注意到,从今年2月初安倍面见特朗普,直到4月6日习近平与特朗普举行首脑会晤,这段时间内安倍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对华示好的明显迹象。习近平4月访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但在安倍看来,这却增加了日本外交的不确定性。日媒报道称,安倍身边人士表示,特朗普最为信赖的外国首脑之一就是安倍,但特朗普外交方针难以预测,是日本政府内的共识。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安倍政府以对抗为底色的对华战略将出现根本性改变。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佐桥亮认为,无论日中关系如何变化,日本维持和强化日美同盟的决心都不会改变,日中关系在未来数月或数年是否会改善还不好说。而且,他还表示,目前判断安倍对华行为改变,根源是否在于对特朗普外交的担忧,还为时尚早。在佐桥亮看来,日本也可能只是着眼于短期安全问题考虑,比如寻求北京在朝鲜核导问题上的合作。

  联动三角
  据日本共同社6月14日报道,日本就今年7月下旬在东京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谈询问了中韩,韩方较为积极,中方当时未做出答复。至于中方对三国首脑会晤的保留态度,日媒称是因为中韩间的萨德问题。不过韩国一位外交人士对媒体表示:“日方说是因为萨德问题,但就我的理解,不太好的中日关系也是原因之一。”无论怎样,这都说明中日韩三国的双边关系,与三方合作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
  日本是今年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的主席国。共同社称,对日本而言,筹备该会谈还意在为安倍争取的明年上半年访华创造环境。事实上,就中日韩合作,日本态度的积极程度,或许不在韩国之下。
  日本所面临的现实是,安全、战略上与美国接近的同时,在经贸领域却在中日韩三边中日渐边缘化。相关统计显示,日本在对华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从1995年的20.4%,下降至2015年的7.2%;日本在韩国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同期占比从18.6%降至7.4%;中国在韩国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同期占比从6.2%上升至23.6%。从经贸角度而言,日本对中韩的重要性同时都在下降。
  佐桥亮分析称,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给日本的战略设想造成打击;日本对TPP的认知,即以此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已经土崩瓦解。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政府不得不重估对华政策行为。如果能促成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将为停滞不前的中日韩自贸协议谈判注入新的活力。据报道,日本建议把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推迟到今年12月。
  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始于2008年,在2013年、2014年与2016年,因为日本的历史问题、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遭弹劾等因素,未能举行。这个合作框架着眼于环保、人文与科技交流等功能性合作。也就是说,它的功能在于三国没有分歧、能合作的领域,而非解决政治、安全、战略相关的问题。但东北亚目前的现实是,战略格局正经历深刻的变动,中美的战略竞争已成“新常态”。日韩对华外交的变与不变,以及变动的幅度,都离不开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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