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新疆捎话人

作为新疆人,一直生活在多元文化之中,刘亮程很想弄清楚新疆的多元文化是怎样形成的。他携全家从乌鲁木齐搬到菜籽沟村,想在村里做一个新疆的国学书院。

作者:本刊记者 陈莉莉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7-28 收藏

  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冬夜,父亲拉着母亲从甘肃逃往新疆。摸着黑,拼着命,随着人群,一路向西,“那里有粮食”。这场逃荒,带来了刘亮程在新疆的出生,决定了他“新疆人”的长相。然而,刘亮程的汉语写作超越了民族、宗教和地域,也拒绝成语和流行语,而散发着别具一格的哲学韵味。
  如果说上世纪末《一个人的村庄》的出版奠定了刘亮程在文学界的地位,随后有《在新疆》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有小说《虚土》《凿空》的写作,那么他再一次吸引人们关注,是因为他离开乌鲁木齐,在一个叫菜籽沟的村庄建了一个书院。他认为,与社会建立一种微妙的联系,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另一条出路。接下来,他会投入精力梳理新疆多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
  对他来说,这场离开还有一个原因,即为了让自己的精神更好地活下去。他认为自己是那个扛着铁锹抬头看天的闲人。每个人都匆匆往前赶,只有那个闲人抬起了头,并认为太阳升起、落下是一天中最重要、最美丽的时刻。他说如果有可能,他最理想的生活是“坐在一棵树下,老去”。

  很多人
  菜籽沟村,位于乌鲁木齐300公里外,原本是天山余脉的一条鸟不拉屎的山沟,据说当年逃难的人们躲到此地,定居生息,种了漫山遍野的油菜,由此得名“菜籽沟”。在到访过此的评论家李敬泽看来,“菜籽沟”如“芥子”之微,但又包罗世间万象。
  新疆众多景色中,它不够美,交通偏远,隶属于昌吉州木垒县英格堡乡。在多民族混居的新疆,这个村里都是汉族人,且完整留存了汉族农耕文化。“这样的传统村落在新疆很少见”,因此在刘亮程眼中“别有况味”。
  据刘亮程的考证,清末、民国初期,汉族人一家一户从陕西、甘肃等地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在荒野上建房子、讨生活,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发现它,是在2013年的冬天。刘亮程工作室的主要业务之一是给地方做旅游文化推广,当时他受邀到木垒县。沿着天山边走,“走着走着一拐弯就到了菜籽沟”。
  刘亮程当时的感觉很奇妙,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庄安安静静停在那里,好像在等人。“好多村庄跟着时代在跑,让自己跑得没了样子,到处都是新建筑,到处都是笔直的道路,甚至是柏油马路。”但是眼前的这个村庄恰好没被改造过,它保持着半个世纪以前,甚至百年前人们的生活样貌。村庄的建筑也延续了从清代、民国到上世纪80年代前的建筑风格。
  “人在自然的一个小小角落,炊烟缓缓上升,从地通到天。”刘亮程有点心动。
  他找人了解村庄的情况。村里共400多个农家院落,只有100多户人家还在村中生活。大多数人家搬走以后,剩下的都是空房子。曾有村民将空房子当作烂木头来卖,一处空房子卖几千块钱。村里都是老人,年轻人在外面忙着生活,没有人回村,更没有人把孩子生在村里,老人也不时逝去,“这是一个只有出、没有进的村庄”。
  村庄呈现的这种衰败走向,让刘亮程有了想法。他与当地政府沟通,希望能把村庄交给他们去经营、打理。“由我们来收购民宅,当时的初衷是交给艺术家。”
  刘亮程申购了几十户民宅,很短时间内,30多位艺术家响应,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就这样做了起来。
  刚开始收购时,一户民宅不到一万元的收购成本,时间久了,再没有村民愿意以这样的价格成交。几乎10倍的价格增长,让刘亮程申购民宅的工作暂时停止。但是艺术村落聚集了几十位艺术家,20年前笔下的“一个人的村庄”变成了“很多人的村庄”。
  他说自己在这里找到了《一个人的村庄》里的生活,在城市里的那些年匆忙过活,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庄重新搭起了他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他又听到了风声、鸡叫、犬吠,看到了苍蝇洗完脸后天使一般洁静地飞走,吃到了他一直就喜欢吃的土豆。木垒县的土豆在新疆的名声,就像新疆的哈密瓜在全国的名声一样。
  2017年7月的菜籽沟村,不时有重型拉土机、挖掘机往来于乡间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有负责这一片的建筑工人告诉记者:用不了多久,这里会有美术馆,会有一系列与艺术有关的建筑群树立起来。
  村民见到刘亮程会叫他“刘主席”,让他过来“喧谎(荒)”、喝酒,但也会一脸嫌弃地说,他酒量不行。
  见到不熟悉的外来人,村民会问,你们是来画画的吗?艺术家村落聚集的多是画家。也有村民家里经营了“乡愁客栈”,将写有“出售土牛奶、土鸡蛋”的牌子,挂在自家门前的树干上。牛奶不能带走,只能在房间里喝,村民们对于商业经营还没有很熟稔。
  这种艺术进村的文化现象,在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多见。很多村庄被打造成知名景点,也诞生了广为人知的案例,比如说北京的宋庄。
  相比文字,新疆土壤上更容易滋生画作。刘亮程经常带着不同的画家进村,去看随风起伏的麦田。身处大自然中,美让他们抑郁、焦虑、遗憾,不停地抽烟,“因为太美了,画不出来”。
  新疆名村名镇保护建设也是国内一道风景线,名声在外的有吐峪沟麻扎村、博斯坦村、禾木村、白哈巴村、喀什高台民居等,都为少数民族村镇。“汉文化的村庄建设与保护在新疆还属空白,关注度不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村落要么自然损毁,要么被人为拆建而破坏。对历史来说,是一个缺憾。”

  一个人
  为什么不回自己的村庄?这个问题不止一个人问刘亮程。
  “那个沙漠边的村庄什么都没有”,它跟很多村庄一样,“跑”得连刘亮程都不认识了。
  很早以前,刘亮程就有回到村庄生活的想法。原有的村庄回不去,怎么办?他曾在一篇文章里为自己造梦:“就找一个村庄,悄悄做一个当地人。”刘亮程多次表达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就是往事,就是写梦。一个人的村庄,是他多年以后的一场梦,也是他造给别人的梦,孤悬着。
  他是在离开“黄沙梁”到乌鲁木齐工作后,才把放置了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黄沙梁”写出来,他形容那段经历是“稀里糊涂”。他稀里糊涂地写了本好书,稀里糊涂地考了个中专。“因为受到‘文革’的影响,这一辈子就没上过小学、大学。”
  刘亮程喜吃肉,有人曾劝他尝试少吃肉或“过午不食”,刘亮程拒绝,他说小时候晚上没东西吃,睡觉时就饿得在梦里找吃的。有生存能力以后,刘亮程白天去玛纳斯河捕鱼,晚上打猎,“再没那么轻易被饿着。”
  在刘亮程眼中,这个叫菜籽沟的村庄与自己早年生活过的村庄有着相似的历史,在一个特殊的背景里,人们背井离乡,一家一户来到这里,即使生活再艰难,也不将就,庭院的建设依然保有汉文化的传承。“那么远了,文化还在管理着这个家、这个村庄。”
  刘亮程在这里开疆辟土,用另一种形式安置人生,不同于半个多世纪前,他的生父带着他的母亲从甘肃迁到新疆。
  生父是甘肃一所学校的校长兼团委书记,母亲是学校里的老师。1961年的冬天,为了充饥,生父带着母亲偷偷从甘肃迁往新疆。从甘肃走的时候,生父穿着一双黑皮鞋,到了新疆拉石头,很快那双鞋就变形了,但是生活依然难以为继。这时姨妈寄信过来说:她所在的村里能吃上大米。父母就带着他,赶往沙湾县沙漠边缘的村庄。村里除了一户哈萨克族、一户维吾尔族,其他都是汉族人,“这样的配置是新疆特有的现象,民族之间的民间交往层面还是没有问题的”。
  刘亮程说,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条路跑得太远了,从甘肃城区到新疆农村,从原来吃商品粮,到在沙漠边缘的村庄立足。现在,他又携一家老小回到了村庄。
  生父去世得早,继父是“老新疆”。那时所谓的“老新疆”,是从清代就到村子里定居的家族。值得庆幸的是,继父还会说评书,经常说给刘亮程听。听着听着他发现,继父说出来的《三国演义》每次都不一样,就问继父为什么,继父就把《三国演义》改成了《杨家将》。“村子里还有会乐曲的人,用简单的乐器就有动听的乐曲出来。”
  就是因为那些评书、乐曲的滋养,刘亮程说,“这些汉族人再怎么活也活不偏了”。
  “一群汉族人在大荒野中落脚,一部《三国演义》就完成了文化教育。一处民宅建筑就保有了原来的文化传承。而有这些文化就不得了,那些汉族人西出阳关,他们保住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保住了自己精神深处的那一撮粮食。”
  评书、乐曲、建筑,带着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汉族人一代一代生活下来。这个历史瞬间,也给刘亮程带来了启迪。

  末 梢
  申购的民宅交给了艺术家。刘亮程自己则申购了村里的学校,打算成立以县命名的“木垒书院”,最初的规划是做培训,以讲课为主。多年的同事,也即后来的木垒书院副院长刘予儿听到这个想法时,其实心里是打鼓的。她认为刘亮程的写作还有很大的空间,“未来应该把更多时间用在写作上,如果做了书院,写字的精力自然会被分流出去”。
  这是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校,与刘亮程的年龄相仿,占地大概70亩,曾经有小学,也有中学。学生到乡上去读书后,学校就空置了下来,曾经承包给村民,他们用来养羊。刘亮程花一年多的时间把房子收拾出来,“基本上没改变学校的原貌,为了让来寻找记忆的人有个念想。只是在房间旁边增加了一些建筑,比如玻璃房,让它具备了能满足现代生活条件的设施和供给”。
  大多数人,对于玻璃房的建筑是排斥的。在乡间的山沟里,玻璃房顶总要落上腐叶、尘土,那么意义何在?刘亮程认为它们才是这里的自然,是这里最应该存在的,玻璃和人才是闯入者。
  原来养羊的地方,刘亮程种上了花和菜,有草莓、南瓜、百合、薄荷、西红柿,还有土豆。夏天的时候,几乎每个来找刘亮程的人,都被他直接带到了地头,边掐菜递给他们,边说,“到处都是吃的,蹲下来吃吧,吃饱了再走”。
  刘亮程把家人都带到了这里,母亲、爱人、弟弟等。母亲的腿曾经受伤,走不了路。刘亮程把书院里的路修好,给母亲买了一辆电动轮椅,再请一位当地的村民辅助种菜。母亲在这处疆土中就有了一种自由感,她每天关心菜的长势,和种菜的村民磨牙,启动电动轮椅巡视,“时间长了,她的腿也能走路了”。
  有时候刘亮程就想,他是在把没有逃离之前的生活还给母亲。她在甘肃是一名教师,如果没有饥饿这个“媒人”,她现在应该也是生活在甘肃的一个学校里。
  在全国上下“保护传统村落”再造村庄的浪潮中,刘予儿对刘亮程的评价是,“他在这方面还是很敏锐的”,但对于很多村庄来说,保护与建设意味着“资本下乡”,而刘亮程与菜籽沟之间的关系,刘予儿用的评语是“乡贤回乡”。
  刘亮程说,他也希望以书院的形式在这个新时代里“西出阳关”;很多道理、困惑,“讲着讲着也就讲明白了。王阳明当年不也是这样吗?”
  历史上,如清代收复新疆后,官员和商人在战后的瞬息,生活稍有停顿时,会有自己传播思想的平台。“在这个汉文化的末梢地带,各种文化、文明杂居的地方,幸好有书院,才可以让汉文化真正到达。”
  新时代的书院在以自己的形式吸引社会力量和目光,比如举办木垒菜籽沟文学艺术奖,就将贾平凹、李敬泽带到了这里。
  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从北京赶到乌鲁木齐,再坐几个小时的汽车到木垒书院,李敬泽感慨这个村庄的纯净、古朴,也在感慨:在古时,一个村庄就是一盏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和外界、和中原、和帝都存在有效的文化交换,一个读书人,从这个村里走出去,走得天远地远,但最终,他会回来,他会携带一份增值的文化资本回到家乡。这曾经是一种自然的文化循环,就像叶落归根。但现代以来,这个循环被切断了,远处的巨灯召唤着,游子一去不复返,村庄承受单向的、无休止的流失,村庄成为出发之地,而非安居之地。“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根本命题,我们以为是无解的难题。菜籽沟是不是一种解法?我不知道。但是中国有无数的菜籽沟,却没有无数的刘亮程。”

  捎个话
  现实生活中,刘亮程对于读者来说,有时也是一盏灯。
  46岁的刘文军,在寻找一种参与社会生活的准剃度人的修行方式。按照他的理解,要有书读,要有浓郁的文化氛围,要有精神上能产生共鸣和震颤的人,要安静。
  木垒书院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则招聘会计的公告,刘文军留言问,“打杂是否可以”。得到“可以试试”的回复后,他从乌鲁木齐赶到了菜籽沟村。一路上,两旁的风景告诉他,他在向一个水量充沛的地方行进,植物的颜色渐深,好像是生命的痕迹。
  按照刘文军的说法,这次与刘亮程的面谈,是他窥视了后者18年的一个结果。他可以说出刘亮程不同时间段的不同观点,偶有相差,刘亮程随即说出自己的原话,比如会纠正说“不是否定新农村建设”而是“新农村建设不应是推倒了重建”等等。他的藏书里,有刘亮程每部代表作品的首版,始于1999年。他的言谈中多涉及佛教、宇宙、星球等,刘亮程让他做书院的图书馆馆长,对他说,先把地球上的事情做好,图书馆的书很多。
  书院于刘亮程,如同道士要有道台,和尚要有庙宇一样,他认为,中国传统文人也要有一个道场。刘亮程在书院讲过“睡着与醒来”的课,他说:“这个村庄的文化睡着了,通过艺术让它醒来。”
  也有一个现实的问题,传统村落保护涉及很多利益相关方,而各方对有价值的东西在价值的判断上存在分歧,而且房子的申购意向来自与村委会的合同,合同是30年,那么30年以后呢?刘亮程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不管怎样,“它迎来了我们,我们努力地想把老宅子留下来,我们老了以后,农民也有自己的想象力,一切的变迁都是村庄的命运,谁也改变不了”。
  刚到村庄时,理想很大,但初衷也开始对接现实。“原来人在世间的问题,一亩地上都可以解决。但是现在厚土不厚,土地已没有能力解决人们的精神问题。乡村文化体系保护遇到了问题,所有的乡村问题最后都变成了政府问题。”
  刘亮程现在更多想把木垒书院做成一个国学书院。办在新疆的国学书院,主要是理清楚新疆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同时去传承这些文化。“内地的儒学研究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想通过自己的研究搞清楚这两千多年来,儒学文化在边疆,在西域沉淀下来多少,起了什么的作用;儒学文化和中央文化的相互交融和渗透又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作为一个新疆人,一直生活在多元文化之中,刘亮程说他很想弄清楚新疆的多元文化是怎样形成的。
  在书院里,刘亮程重新读了《弟子规》《三字经》《堂吉诃德》等。“再读时,发现那么多的智慧都在里面了。”他也耳闻《弟子规》等近些年在内地的“走火入魔”,“有时候想想,它们已经冷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可以热一下呢?”
  近5年的时间里,除了近期结集出版的散文集《一片叶子下生活》,刘亮程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捎话》。历史背景是公元10世纪、11世纪交替之际,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和信仰佛教的于阗王朝之间,存在长达数十年甚至百年的宗教战争。战争中有一个群体很重要:捎话人。“就是传话人。不能写在纸上,只能在话里。这些话可能会遗忘,可能会丢三落四,而且一句话又做不了买卖,要有几十种语言,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两年看历史书最多,就想探求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想的。我现在对人类心灵的改变更感兴趣。(想了解)一个人群的悲欢、生老、改宗教之痛。”
  刘亮程说他有一个长项:能听懂风声。“能言不可言之言,是一个作家最起码的能力。历史是永远过不去的花,是一棵长青不老树,我们生活在历史的结果中。今天新疆人的生活就是1000多年历史的结果。所有历史事件的滋味,我们都正在品尝。”
 
  刘亮程
  1962年出生于新疆沙湾县,被认为是继沈从文、汪曾祺之后,当代作品最经典、最常销的乡土文学作家。出版有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一片叶子下生活》及长篇小说《虚土》《凿空》等。《鸟叫》《我改变的事物》《对一朵花微笑》《寒风吹彻》《今生今世的证据》等多篇作品,入选内地和香港小学、中学、大学教材。现为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




对话刘亮程

新疆需要采风式的报道,更需要我这样的作家


  《南风窗》:除了已出版的《在新疆》、待出版的《捎话》有地域性以外,你的其他作品没有民族、地域的标签。你会特意为地域写作吗?
  刘亮程: 作家就是完成他自己的思想体系,走到他能走到的地方。我不会有意地去写新疆,我只会写我自己。其实,再大的圈也是一个羊圈,我只想做一个把头伸进风里的人。
  现在一些作家、艺术家到新疆来,只是在猎奇新疆。新疆是我的家乡,我感受到的新疆就是一个平常的家园。新疆需要采风式的报道,更需要像我这样的作家,把一个地方的安静生活告诉大家。我所有的文字都在告诉大家,新疆安静而温暖,生活的力量就在这里,这里有更大的世界,更大的生活。
  《南风窗》:提到猎奇新疆,你怎么看现在内地看新疆的方式?
  刘亮程: 新疆这块地方可能始终被两种目光关注:一种是中原目光,一种是边疆眼光。大规模的旅游会给中国人带来一个机会—站在新疆,回望自己的家园。
  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到了新疆,你就站在了国家的西北角朝东看你的祖国、山河、民族历史。这样一看,中国就大了,历史也就不一样了。
  当你站在阿尔泰山、天山回望内地时,你眼中不仅有长江黄河,还会看到额尔齐斯河、伊犁河、玛纳斯河;不仅有黄山、庐山,还会有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不仅有唐宋诗词,还会知道中国另外两大史诗《江格尔》《玛纳斯》,还有维吾尔族悠久的木卡姆诗歌、《突厥语大辞典》,以及哈萨克、蒙古族等各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等等。
  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或者知识精英会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脑子里面是没有新疆,没有西藏,没有边疆民族。回望唐代时期,从上而下,从文人阶层到官僚阶层,再到国家上层,他们胸怀国家,奔赴西域参战,留下那么多辉煌诗篇,内心深处有边疆,所以,唐代才会有那么大的西域版图。
  《南风窗》:你曾经倡议汉语读者要多关注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是基于什么样的背景?现实中有什么样的举措和进展?
  刘亮程:新疆地区几年前有了双翻工程,翻译的局面正在慢慢打开。但是也有把好的作品给翻译坏了的现象。不能为了赶时间,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物质工程。文学是情感艺术,是最中性的,即使在其他方面有分歧,在文学艺术欣赏上都没有分歧。就像中国人可能会烧日本人的车,但是不会去撕日本作家的书。
  我倡议读者不要把眼睛只盯上欧美、拉美那些国家的文学,其实在新疆有同样有价值的文学,它们被翻译成了汉语,是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文学,是另一种语言的另一种思维。当我用我的一本书呈现出我的新疆生活以及新疆事件时,我非常想知道用维吾尔语怎么呈现;当我写到了有关新疆的一个事件、一段生活时,我想知道哈萨克语是怎样表达的。我们需要相互倾听,相互看见。这几种语言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每一种语言都在表述同一个地方,但是表述得肯定千差万别。
  我生活在新疆,用汉语写作,但是还有那么多的作家,他们用维吾尔语、用哈语、用蒙语在写作。我曾经说过,假如汉语和维吾尔语都不相互阅读了,那么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
  文学是人类的最后一个沟通后门。当我们用其他形式不能保持正常沟通,讲政治讲不通,讲国家法制讲不通,讲民族民间团体约定讲不通时,我们就坐到一个毯子上讲感情,这就是文学。大家都回到人的层面,把民族放下,把宗教放下,把文化放下,把政治观念放下,坐到一块儿讲人的感情,最后是可以讲通的。这就是文学的功能。
  《南风窗》:在新疆进行汉语写作,汲取营养的同时,有没有认为因为地域的特殊性,而失了自由?
  刘亮程:我在新疆写作,从未感觉到不自由。假如一个作家不具备面对一个复杂题材的能力,那么你最好别写作了。作家总是有办法动用各种各样的说法,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各种结构方式,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如果我们面对那样的一个题材感觉无话可说、无言以对,那么你就不要成为一个作家。作家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复杂时代、复杂社会、复杂人性,想方设法言不可言之事,呈现不可呈现的事物,包括禁忌。在新疆写作,我从来都是站在人的立场去写作,而不是仅仅作为汉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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