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不了国会,特朗普整肃白宫

7月下旬国会立法的一成(对俄新制裁)一败(新医改搁浅),促使当初与极端保守派和特朗普家庭成员“三足鼎立”的共和党传统建制派,在白宫权斗中出局。
 
作者:刁大明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日期:2017-08-25 收藏
 
  “白宫在装修改造,我在新泽西努力工作。下周去纽约,有很多会议要开。”8月7日凌晨4点多,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更新了推特内容。此时的他已经以白宫西厢装修为由,移驾其位于新泽西的私人高尔夫俱乐部,开启了长达17天的暑期休假。而这则颇为“勤政”的推文,看似是对执政200天的意犹未尽,实则是想掩盖自己在医改、税改和外交方面的“政绩亏空”。
  第二天上午,特朗普又追加了一条推特,言辞激烈地表示,“罕有美国政府能在200天内做到我们的成绩”,试图引导人们关注经济回暖、就业增加、边境安全等政绩,并呼吁“不要轻信虚假新闻和歪曲的民调”,企图淡化自己不到四成的惨淡支持率。
  就在“被休假”之前,特朗普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日子。从“通俄门”相关听证与调查的“延烧”,到参议院推翻奥巴马医改的努力“搁浅”,再到白宫核心团队的戏剧性重组……外界关于其政权稳定性的疑问不绝于耳,而他在万般无奈之下签署由国会高票通过的对俄制裁法案,则显示其部分对外决策权已旁落。
 
“通俄门”庭院深深
  7月25日,特朗普的大女婿·库什纳接受了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问询,此前一天他已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会面。由于身为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的国会问询采取了闭门方式。虽然有报道称,他并未在回答问题前宣誓,但按照相关法律,任何的不实之词仍可扣动“伪证”嫌疑的扳机。
  即便库什纳曾多次表达出席国会听证、自证清白的个人意愿,但这毕竟是“通俄门”调查以来首位现任白宫核心成员接受国会调查,也是首位总统个人亲属因“通俄门”走上国会山,因而充斥着“宫斗”升级的火药味儿。更为关键的是,就已知的“通俄”桥段观察,库什纳先后参加了去年6月9日小唐纳德·特朗普与俄罗斯女律师的会面,以及12月1日迈克尔·弗林与时任俄罗斯驻美大使的会面,堪称“线索式人物”。
  纵观“通俄门”调查的发酵脉络,被特朗普解职的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在6月8日接受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次听证意味着美国政坛主流将视野扩展到了与调查有关的多个程序问题,比如相关人“妨碍司法”、“滥用职权”或“作伪证”的可能性。与调查确认“通俄”事实因涉及莫斯科而举步维艰相比,程序性调查更易做实。即便如今仍缺乏类似“水门事件”中的录音带等强有力的第三方证据,但随着包括库什纳、小唐纳德等总统至亲相继落入“通俄门”,并被要求公开作证自辩,特朗普身边人未来因相关调查而身陷囹圄的可能性陡然上升。
  种种迹象表明,5月17日介入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已加紧步伐,迫近某些真相。有消息称,米勒已组建了“大陪审团”,以便传唤相关涉事人,并在必要时提出起诉。简言之,米勒的调查正在朝两个方向前进:其一是继续调查“通俄”相关事实要件,但由于莫斯科的阻力,米勒采取了迂回方式,比如调查曾任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弗林与土耳其方面可能存在的“秘密联络”;二是希望在程序性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突破。
  “通俄门”调查至今,虽然尚未浮现出直接与特朗普本人有关的第三方证据,但“通俄”这道门大有“庭院深深”令特朗普无法走出的架势。特朗普认为相关调查扰乱了其施政进程,甚至公开抱怨司法部长塞申斯没有阻止属下对特别检察官的任命,都说明总统所受“通俄门”制约之大。这一状况,不仅时时牵绊着白宫对俄政策等议程,还纠正着白宫业已家族化、派系化的政治生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应该就是美国政坛建制派精英所希望的结果。
 
“国会政体”悄然复苏
  如果说“通俄门”调查是被动塑造美国权力平衡,7月下旬分别在国会众、参两院以419比3和98比2的压倒性投票结果通过的对俄新制裁立法,则是两党政治精英刻意对特朗普施加的主动约束。
  该立法即《2017年以制裁应对美国敌对势力法案》所设置的对俄制裁,直接涉及了金融、能源、矿业、铁路、航运等领域,而且设计了要求总统必须通过国会批准才能调整对俄制裁的限制性条款。
  该法案系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提出,由众议院两党党团二号人物以及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成员联署,经过9个相关委员会审议,合并了涉及对俄罗斯、伊朗以及朝鲜制裁的四项立法,凸显了跨党派的高度共识。其核心意图显然是要在特朗普对俄政策持续模糊甚至暧昧的情况下,给白宫戴上“紧箍咒”或者“护身符”。“紧箍咒”好理解,“护身符”其实是明确了特朗普以后与莫斯科互动时可能让步、交易、合作的疆界,加速特朗普政府对俄政策演进的理性务实化。
  这种在白宫决策之前,率先为重大政策定调、甚至约束总统相关权限的做法,让人联想起100年前威尔逊笔下的所谓“国会政体”。也就是在那种立法分支扮演最终决策者的时代里,美国国会在1919年拒绝了批准《凡尔赛条约》,导致美国无法加入国联。而今,国会两大党凭借宪政权力制衡宾夕法尼亚大街另一端的共同动机日益强烈。
  在特朗普执政的头半年里,国会在华府决策中日渐占据了枢纽地位,而总统与国会、甚至是与国会共和党人之间的互动却难言理想。这种领导力缺失,也直接导致了国会共和党人“废除并替代奥巴马医改”努力的一再落空。
  显而易见,面对着期盼已久的“府会一致”,共和党并未做好充分准备。与奥巴马医改从2009年9月到2010年3月长达半年的立法打磨相比,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医改版本即《美国医疗法案》,仅用了15天就被强行安排在3月23日即奥巴马医改签署生效7周年之际付诸表决,其结果是因党内分歧而无法凑齐通过票数作罢。5月4日,众议院终于以217比213的微弱多数涉险通过该法案,随即交付参议院审议。
  共和党参议员在众院通过的版本上修改,于6月下旬拿出了《更好医疗协调法案》,准备提交参议院表决。7月25日,在副总统彭斯投票打破50比50僵局的保驾护航下,参议院版本才进入了20小时的审议投票环节,但最终只有简化版本即《医疗自由法案》得以付诸表决,并在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丽萨·穆考斯基以及苏珊·柯林斯等人的反对下,以49比51最终搁浅。
  国会两院共和党人在医改立法上的铩羽而归,令“废除奥巴马医改”作为竞选口号的政治工具性暴露无遗。换言之,在奥巴马医改过去执行的7年里,虽然连民主党阵营也承认很多方面急需完善,但医疗保险全民覆盖的理念与现实需求正在得到更多认同,以至于共和党必须拿出替代版本才可启动对奥巴马医改的彻底废除。
  而共和党绞尽脑汁拿出的新医改版本,难以让美国民众更加满意。按照国会预算局的推算,到2026年时,奥巴马医改仍会留下2800万人无法得到医疗保险覆盖,但国会众、参两院立法版本所导致的这项指标,分别为5100万和4900万。同时,在今年5月的民意调查中,奥巴马医改所获的支持率和不支持率分别为49%和42%,明显优于国会众议院版本的31%比55%。
  于是,国会共和党人陷入了一个医改怪圈:若成功推翻奥巴马医改并以不受民意欢迎的新版取而代之,势必招致民意强烈反弹,明年中期选举中将遭遇民主党人的猛烈反扑;若无法成功推翻奥巴马医改,即无力兑现过去7年始终挂在嘴边的政治承诺,也极可能在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环节,面临更为极端的反建制派力量的清洗。
  在这种两难情形下,白宫的引领作用可谓至关重要。但特朗普显然并不熟悉医改议题的具体政策细节,也不愿意亲力亲为地深度介入其中。希望缩小医保这块福利蛋糕的特朗普,与需要照顾选民既得利益的华府政治圈之间,就这样格格不入。
 
白宫“洗牌”前景堪忧
  7月下旬国会立法的一成(对俄新制裁)一败(新医改搁浅),成为白宫内部人事“洗牌”的前传。被认为充当总统与国会共和党建制派“沟通桥梁”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莱恩斯·普里伯斯,于7月27日辞职,并由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接任。至此,白宫内部的传统建制派代表,只剩下了副总统彭斯一人。
  当初与史蒂夫·班农等极端保守派、库什纳等家庭成员“三足鼎立”的共和党传统建制派,在过去数月中已逐步失宠、甚至被架空。早在3月30日,当时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凯蒂·沃尔什就被迫离任,原因是这位普里伯斯在领导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期间的办公室主任,被怀疑为“泄密者”。
  7月21日,曾被普里伯斯拒之门外的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通讯联络主任,进而导致了已代理该职位七周的白宫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抗议式”辞职。而同样作为普里伯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期间旧部的斯派塞的失势,以及对手斯卡拉穆奇得势后的攻击与威胁,导致了6天后普里伯斯本人的被迫请辞。
  特朗普清除白宫内部的传统建制派势力,原因至少有三:该派势力并未实现与国会的密切沟通,无法有效引导媒体议程,存在极大的“泄密”嫌疑。不过,特朗普为白宫选择的新管家,却未必能在这三方面让总统满意。
  新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以46年的军龄和上将军衔,符合比自己年长4岁的特朗普对于军人的特别信任与倚重,而其在国土安全部部长任上的雷厉风行,也被当作可以复制来整肃白宫团队的成功经验。于是,在凯利就任新职的7月31日,上任11天的斯卡拉穆奇被突然解雇,令外界眼花缭乱、瞠目结舌。
  斯卡拉穆奇的突然去职,看似是新办公厅主任凯利“立威”之举,却算得上是班农一派的巨大胜利。一方面,由库什纳推荐的斯卡拉穆奇在逼走普里伯斯等人的同时,也将矛头直指班农,背后其实是家庭成员与“高盛系”合流而构成的“全球主义派”,向以班农为代表的“本土主义派”的再度挑战,而斯卡拉穆奇的出局又将这两派调回了相对稳定的位置;另一方面,凯利并不属于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方,甚至在国土安全部部长任上还与班农互动良好,因而至少不会明显对班农不利。换言之,初来乍到白宫的凯利还来不及整顿纪律,就不得不面对在传统建制派退场后,留下的两大派别之间的“恐怖平衡”。
  目前为止,伊万卡、库什纳以及班农等人,都表示了对凯利的欢迎与积极配合,但在这种过于多元的扁平化权力框架毫无解构迹象的大前提下,凯利可能很快陷入“一仆多主”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作为外人,凯利当然不能阻止总统至亲与总统本人之间任何内容的交流,反而还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与这些一号家庭成员的安全距离。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管控能力,凯利可能很快穿上普里伯斯的鞋子,与班农展开权势竞赛。甚至,退役上将凯利,以办公厅主任身份参与防务安全等重大决策过程之时,其与身为现役中将的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会否相安无事,还是会为白宫权斗续写新戏码,也都有待观察。
  在凯利之前,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将军出任过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情况,发生在44年前。1973年4月,深陷“水门事件”调查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哈德曼被迫离任。为了整肃白宫、稳定团队,理查德·尼克松选择时任总统安全事务副助理的亚历山大·黑格将军接班,但此次“洗牌”还是没能避免尼克松时代在15个月后的无奈谢幕。
  如今,同样的争议丑闻缠身、同样的与国会乃至整个华盛顿政治圈为敌、同样的白宫或政府内部的混乱与内耗……虽然至今仍不存在充分理由预判特朗普势必重蹈覆辙,但未来剧情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任何其他人,而在于特朗普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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