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者”万玛才旦

从小学老师、公务员、写作者到导演,万玛才旦的成长路线里,对于民族与世界题材的探索是主基调。他说自己身上有塔洛的影子,一路走来也是在逃离空间,逃离身份。

作者:本刊记者 陈莉莉 发自北京 日期:2017-08-28 收藏
 
  即使说到孤独与绝望,也是一副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样子。淡淡地看着它们被自己扒开,像是持着望远镜看另一头。他说着话,抬起眼睛看一眼对面的人,再低下去。
  北京三环边的咖啡馆里,他灰白着头发,缓慢的语速,像水一样流淌。看不到情绪的起伏,也没有情感的变化,他为自己这种不悲不喜的状态找的理由是,“我性格就是这样,不爱说话”。
  2016年12月初,《塔洛》全国限量公映,人们认为万玛才旦再添有说服力的代表作。这是他电影创作十多年里6部电影长片中第一部公映的作品,他认为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2005年以来,以汉语、藏语书写藏地情怀的藏族作家万玛才旦,开始使用“电影语言”表达个人情怀里的藏地风情,传统与现代融合过程中的思考为其中主线。《塔洛》之前,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以及2011年的《老狗》被认为是杰出作品,后两部与《寻找智美更登》一起成为万玛才旦的“藏地三部曲”。它们都在大的汉语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除《静静的嘛呢石》曾在一线城市院线短暂亮相外,其他作品均湮没在浩瀚的电影市场里,跟很多电影作品一样。不过,作为文化产品,还有其他通道,比如电视、网络、版权输出、学校展映活动等。他让他的母语于新中国成立后,极其自然地出现在大屏幕里。
  从文字到影像,从个体创作到群体行为,他的世界愈发繁盛丰茂。从小学老师、公务员、写作者到导演,他的成长路线里,对于民族与世界题材的探索是主基调。
  因为深受藏传佛教中慈悲宽容精神的影响,《塔洛》杀青时,他放生了影片里的小羊羔。有人认为,他的表情里总有一种若有若无的微笑,也缘于此。
  他说自己身上有塔洛的影子,一路走来也是在逃离,逃离空间,逃离身份,甚至逃离“万玛才旦”。四川大学研究文学人类学、少数族裔文学的梁昭看完《塔洛》以后,说的是“导演表现的不只是藏人的故事,而是所有人的故事。想一下,像塔洛一样追求一段虚幻的感情、遭遇办了证又要重办的这类尴尬、这类难题,生活在当代的其他藏族人,彝族人、羌族人、汉族人,任何人,你,没遇到过吗?”
 
塔洛式孤独
  “电影描绘了一个孤独生命的肖像,他一无所有。即便如此,仍旧是至善至美的生命。”2016年2月,藏语黑白电影《塔洛》在第22届法国维苏尔亚洲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金三轮车奖”和“巴黎东方语言奖”,颁奖词对其如此评价。这部黑白片最早进入公众视野,还是2015年9月新华社播发它亮相威尼斯电影节的消息并专访导演万玛才旦。两个月后,新华社和人民网又同时报道了它获得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的情况。金马评委会的颁奖词说:“《塔洛》聚焦藏人生活景况,以黑白影像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缩影这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
  孤儿塔洛靠替乡人牧羊为生,他的脑勺后梳着一根辫子,这是现代社会早已遗弃的习俗。有一天,塔洛下山去小镇上的派出所办居民身份证,被要求去县城拍证件照,又被摄影师赶去对门的“杨措理发馆”洗头。推开理发馆的门,房间里除了香味、香气以及生产线上传递过来的产品,更有一个名叫杨措的年轻美丽的姑娘。她有着想“走出去”的梦想,给塔洛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
  《塔洛》以这样的日常事件展开,虽以藏地为背景,但没有奇观化的藏地仪式与风景。一个年龄很大但明显“涉世未深”的牧民的遭遇,也是人面对现代化的普遍性困境。这种普遍性体现在,那种焦灼与无措就发生在你我身上,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也发生在中国不同牧区人的身上,无论是蒙古族还是哈萨克族。
  与很多导演相比,拍电影之前,万玛才旦有漫长的写作经历。这体现在用电影来完成表达时,他只需要把藏地的智慧稍加整理便可做到纯粹与率真,如早期的伊朗电影,处处是人生。
  无论是文字作品,还是电影作品,人们从万玛才旦的精神世界里,看到的更多是冷色调的沉思,如同《塔洛》,看似极简的故事与风格,折射出诸多无解的社会文化问题:藏区放牧生活方式、道德准则、历史遗产遭遇现代文明、身份焦虑与迷失。塔洛最终剪去了小辫子,在派出所所长看来,塔洛变得更像“好人”。
  离开家乡多年,于异乡漂泊、观察、创作,对万玛才旦来说,他深谙此处蕴藏的复杂寓意。
  万玛才旦最终让塔洛被困在归途,远方是神山,但是现实绊住了他,让他寸步难行。塔洛本是一个被忘记的人—这也是需要办个身份证的原因—但是最终,他连自己的记忆也丢掉了。
  “塔洛”藏语意为“逃离者”,“万玛才旦”藏语意为“有顽强生命力的莲花”。万玛才旦从青海安多藏区一个小村庄,一步步走向北京,走到纽约、威尼斯,他觉得自己一直在逃离,在文字与影像的穿行间寻找着自己的身份。
 
逃 离
  崔卫平曾经指出,万玛才旦的片子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今天即使是在遥远的藏区,也面临现代化的到来,如何应对这一状况?“他着重关注着自己民族遭遇现代化时的精神困境。”
  张献民有一句总结:“他总是微笑,但不意味着他没有想法。”
  上世纪60年代末,万玛才旦出生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小村庄。从小学老师到电影导演,他的几次转折都引起家乡不小的“轰动”。
  1987年,万玛做小学老师的第一个月拿了99块钱工资,这算是一个衣食无忧的“铁饭碗”。他和县教育局签了一个6年的合同,其间不能随意更换工作。做了4年后,他就想逃离当时的环境,执意考大学。教育局告诉他,要是高考就得放弃现在的工作,问他“敢不敢写”。他想都没想就说好,拿了一张纸,写下:本人自愿参加高考,承诺如果考不上自动放弃工作。
  对于4年的执教经历,万玛才旦回忆说:“让我接触了很多的人情世态,也让我沉下心来读了一些书。”
  他如愿进入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在那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藏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学和外国文学史,同时也读了相关的文学作品。总体而言,当时的藏文教材《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对他的影响比较大,他会延伸阅读里面涉及的各类篇幅不一的文学作品。印度文学对他的影响也很大。读大学的时候,万玛才旦要学习一年多的《诗镜》,它其实是一种修辞方法。每一种修辞方法,印度学者都会举一个例子,藏族学者再举一个。通过学习每一种修辞方法的定义,再写一两首类似格律诗的东西,这在很多方面训练了万玛才旦。
  第一篇小说发表在《西藏文学》后,他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大学毕业后,他“内心极不安分”地在州上劳动人事局做了5年公务员,又辞职考取西北民族大学的文学翻译硕士。临毕业那年,他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成为北电第一个藏族导演。
  2004年,短片《草原》是万玛才旦的电影处女作。这部电影的拍摄经验对他来说弥足珍贵。时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谢飞偏爱这部作品,他说:“这部作品证明了,不懂藏语、不是藏族人,不会拍出真正的藏族电影。”
 
回 归
  此后至今,万玛才旦更多居住在北京,进行文字与电影的创作。辛苦“逃离”到北京,万玛才旦的创作却无时无刻不在“回归”。
  小说集《塔洛》封底,有一段出自台湾金马奖颁奖词的话,也许适合描述导演本人:“在心灵的高原上壮游,以为走得那么远,其实仍踌躇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
  他还记得自己199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名字叫《人与狗》,写一只狗忠诚地护卫着家里的羊与人,因误解死去后,人才有点心痛。“总之比较悲观吧,好像从那时候起,我创作里就喜欢讲一些人性的恶。这种悲观好像与生俱来。”
  他的家乡面朝黄河,背靠群山。不上课的时候,万玛才旦去山上放羊,天地辽阔,大风呜咽,一个人和一群羊在一起,那种孤独他一直记得。
  十二三岁的时候,镇上修水电站,外来的工人建起礼堂,周末在里面放电影。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大闹天宫》《地道战》《小花》等。他为此痴迷,觉得电影是真的,没想过是导演、演员在拍。上一部电影里英勇“牺牲”的人又出现在荧幕上时,他疑惑:“他不是死了吗?”他那时特别喜欢电影,那股热情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那时候没有想过将来要去做一个电影导演什么的,“觉得那是一个特别遥远、不太可能的事情”。
  这些后来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出现在他的小说和电影里。
  在北京定居14年后,万玛才旦想“逃离”北京了,计划回到家乡生活。他曾让读小学的儿子休学一年,回家乡的寺院学校,学了一年藏语。如今,很多在京藏人不怎么会说藏语了。
  万玛才旦对藏文的情感,就像藏文本身的复杂一样。“藏文的30个字母有阳性、阴性、中性、无性之分,它的语法很复杂,时态的变化很多,构成也很复杂。想精通藏文,首先要精通藏语,标准的藏语能够体现出藏语的结构和语法等特点。”
  他讲过一个故事,藏地有很多《格萨尔王传》的说唱艺人。他们能够连续唱上几天几夜而不重复。后来,为了抢救这些文化遗产,说唱艺人被请到城市里录制视频,每天对着摄像机说唱,领取工资。慢慢地,艺人们神奇的能力消失了,他们再也不能不知疲倦,滔滔不绝地唱诵。这些变化让他很清楚,“(自己的)回归更多是地理意义上的回归吧”。
  梁昭评论万玛才旦所表达的“藏族性”,不等同于神秘的宗教、悠久的传统、优美的风景,而是“散见”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情境、心绪。
  早期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都是成熟的好故事,有非职业演员带来的纯朴,缓缓展开的生活细节,传统的生活、外界的变化编入波澜不惊的人物经历中得以呈现。看得到他技术和风格的稳定,也看得出来他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大致方向和目标。
  曾经的文学滋养对于万玛才旦后来的创作,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都是不得不承认的母体。
  大学期间除了藏族文学的滋养,万玛才旦也受到汉语文学作品的启发。后者对他的影响首先是情绪。他认为《红楼梦》中的情绪,比较符合他的气质。“《红楼梦》里对日常生活琐碎细节的描写是藏族文学比较缺乏的,但在叙事和内容上,它和藏文文学作品又比较接近。有人把藏族文学经典《青年达美的故事》和《红楼梦》做过比较研究,两者在框架上的建构基本一致,讲述的都是一个贵族家族没落的故事,文本中有很多诗。”
  万玛才旦写《智美更登》时,当初看的《西游记》带来了启发。“在内容上,二者都是讲佛教的;它们之间也形成了反差,一个严肃,一个娱乐。智美更登是一个大无畏的施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饰演智美更登的人是一个牟取利益的人,他在村里通过放电视录像挣钱,有对比及反差。《西游记》的使用有一个情节上的关联—唐僧师徒去取经,最后取得了真经;老喇嘛想去拉萨朝圣,最后愿望终于要实现。这些设置都是有关联的。”
  徐晓东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把与万玛才旦的对话整理为《遇到万玛才旦》,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本有关万玛才旦的研究专著。他在里面说:“万玛才旦渴望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真实故事,他和他的团队用母语建构出一个十分个人化的电影世界。他舔舐的姿态总是打动我。”
 
万玛才旦
1969年生于青海贵德县,2005年完成第一部剧情长片《静静的嘛呢石》,并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2011年,执导剧情片《老狗》,获布鲁克林电影节最佳影片。2014年,执导剧情片《五彩神箭》。2015年,《塔洛》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提名。
 
对话万玛才旦—
单纯靠题材吸引眼球,基本不可能
 
Q&A
N-南风窗
W -万玛才旦
 
“我所有的作品都拿到了龙标”
N:《塔洛》做成黑白片,有报道说是因为资金的限制。事实上是这样吗?
W:跟资本没关系,只是一个创作方法。我的几部电影受资本的影响、限制都不大。偶尔也会遇到资本问题,比如2009年就要开拍电影《永恒的一天》,因为资金问题以及其他规划,开机时间一推再推。现在一切就绪,接下来就要拍它。
其他一些作品都是小成本电影。都是朋友们做投资,他们也不以商业盈利为最终的目的,就是帮我完成心愿、完成表达。我拍电影这十多年里,投资方有民营公司、政府,主要都是来自北京。《塔洛》的投资方是北京的一个公司,以扶持比较小成本的偏文艺的电影为主。
N:像这样扶持文艺电影的基金或者机会多吗?
W:在剧本阶段会有一些基金,但是不多。上世纪90年代要多一些,国外也有。可能那时中国的电影市场不是很好,国际上认为应该有一些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基金,像法国的南方基金等等。每年都有报剧本的阶段,他们要评估剧本。
但是现在这样的国际基金越来越少。很多国家觉得中国有钱了,不再需要这样的基金了,所以都取消了。但是,国内没有很好的这种基金体系,所以,拍这样的片子现在拿到基金的机会很少。
N:《塔洛》以及你更多的电影作品,都有一个标签是独立电影。
W:有些电影节也会把它们纳为独立电影的范畴,这主要是怎么看待独立电影。国外是把具有独立表达的电影作品,称作独立电影;国内就是把没有通过审查,或者就是以前的地下电影,称为独立电影。所以就是概念的不同,造成了这样的混淆。
像我的电影基本上都是通过审查的,第一部的《静静的嘛尼石》到现在的《塔洛》都是有龙标的,但是也经常会在一些独立电影节展映,然后获奖。
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微妙,就看你怎么看待、如何界定独立电影的概念。从前一个层面来讲,它确实有一些作者自己的独立表达,有个人感受在里面,它的资金也都是比较独立的,所以在创作的时候也不会受到其他官方、或者资方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地下电影,它还是一个在正常的体制之内产生的电影。就比如说,我的第一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在全国重点城市有放映,也在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放映。龙标相当于作品的准生证,我所有的作品都拿到了龙标,只有有了它们,院线才可以发行,电影频道才可以播放,网络也可以播放。
 
汉语环境里的少数派也想要平台
N:你的电影作品中,走院线渠道的好像不是特别多。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W:对。《静静的嘛呢石》有一个发行公司发过,只是在全国主要城市以及比较大、电影文化气氛比较浓的城市做了发行。一方面题材有局限性,因为目前的题材就是一个小众的、边缘化的题材;然后,选择的叙述角度和方式,也不是很大众、娱乐的那种。另一方面跟选择的电影语言的载体也有关系。比如说,现在电影市场就是汉语的电影,中国就是一个大的汉语环境,这是大众的主流的传播环境。所以,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台词的电影,本身就有一个限制,语言上的限制。
N:除此以外呢?
W:就是平台。国外有一些允许文化多元化的平台。像纽约,有专门放映艺术电影的影院,欧洲也有很多艺术影院。在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商业院线看不到的电影。但是中国就很少,几乎所有的影院都在放商业片,基本没有其他类型电影存在的空间。
这不是少数民族语言电影才会遇到的问题。汉族导演拍的偏文艺的汉语电影,也进不了主流渠道,即使进入,排片等机会也很少。
北京只有当代MOMA会放这样的片子,但是其他城市就没有了。其他城市会有一些民间的放映活动,或者是进大学等。没有正式的平台,文艺电影的发展就很难,而边缘性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就更艰难。
N:不走院线,怎么扩大影响力、又如何收回成本?
W:还是有些基本方法。比如说通过审查拿到龙标,就是基本的要求。通过龙标后,就有回收的预期,至少你能看到一部分。比如说电影频道会收你的片子,还有海外发行。投资基本上能收回来,投资人也没有希望有很大的利润,基本上都能测算出能不能收回成本,实际上都可以的。
认为国际关注藏语电影其实是误区
N:在整个国际上,藏族题材的电影作品还是关注度蛮高的。
W:这方面可能有一个误区,大家就觉得藏族本身的原因,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其实这是很难的。我觉得这个跟在中国电影市场里面是一样的,放大到国际市场,它还是以电影本身为主。
比如说一些电影节,它看中的是你作品的内容和声音,而不是看你的题材。现在涉及不同民族,各种不同文化的电影作品真是太多了,所以单纯靠一个题材想吸引眼球,希望有发行上的优势,我觉得很难,基本上不可能。
很多电影节的标准肯定不是以题材为准,不会因为你是藏族题材就去选你。但是现在大家都有这样的误区,无论在藏区还是其他地方。
N:藏语语言本身对电影市场是一个局限,会不会尝试其他语言的电影?
W:也会想。作为一个职业导演,这个肯定要想的。我以前也给电影频道拍过汉语的电影,以后可能也会做。
语言不是主要的问题,完全汉语的也可以,主要是自己的兴趣。有一些很烂的剧本不想拍,不能光为了挣钱。之前拍的汉语电影叫《喇叭裤飘荡在1983》,是别人的一个小说,以在电视上播放为主。电影频道每年有这样的项目,就是为了满足电影播出的需求,会做一批介于电影和电视之间的电影,叫电视电影。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在电影市场的主流范围之内。
 
寻找资源开发宝库
N:作为第一代使用藏语拍电影的导演,你认为藏地内生的电影题材表达群体,现状是怎样的?
W:很好,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但还没到划分“代”的阶段,因为没有形成气候,我们从人员到作品都没有雄厚的积淀。中国第一代一直到第六代导演群体有明显的划分,按年龄或者毕业时间、院校,但是之后就很难再划分了,很少有第七代导演的称呼。我觉得藏族的电影,与这个划分是相似的。
N:你曾经说过,由于电影市场投资环境和发行秩序的原因,藏族导演还是需要在北京等地获得资源,然后去宝库挖掘。
W:一方面是实话,一方面是鼓励。鼓励就是所谓的宝库。现实的情况是,解放后藏区没有一个制片厂。内蒙、新疆都有自己的制片厂,但是西藏或者其他藏区没有自己的制片厂。其实哪怕有制片厂体系,一些地方上的电影工业也很难生存。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所以你要找到投资、资源、设备,在这个基础上去开发宝库。
N:怎么看待你在藏区以及对藏族年轻人的影响力?
W:可能跟电影本身的影响力有关系。这个行业在藏区是比较新的行业,大家对这个有些新奇,甚至抱有幻想。很多人认为,我的成功跟这个题材有关系。跟一些藏区孩子沟通,他就会说他将来也要像我一样拍电影、当导演。我经常会收到一些邮件或者电话,有些小孩高中毕业就说,要直接到电影学院学习拍电影。学电影其实是需要很多基础的,需要先天条件,需要积累,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看不到后面的付出。有时候拍片子需要跟组,我就有意让他们跟,他们跟完之后都表示,没想到拍电影这么苦。
N:写作和拍电影,你自己更享受哪个状态?
W:我觉得写作更放松一些,就是一个人的事情,只要你能耐得住寂寞,自己能把握就OK,写不写得出来都无所谓,跟画画或者其他艺术的创作方法相似。但是电影就是有很大投入的,很多人在一起,投入了一笔钱总期望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总是有一定压力。
N:从作家转到导演,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式,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说你写得更好看?
W:文字的传播毕竟是有限的,有一个阅读的门槛,首先会识字会读,哪怕你用汉语写作,可能比藏语的读者要多,但它还是有局限。而电影可以超越这些局限,超越受众载体的限制;配上字幕,就可以发行任何国家版本,没有一个文化上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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