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太湖牌楼村精准扶贫调查

如何消除村民对脱贫工作的误解,化解由贫困名额分配导致的村内矛盾,以及如何在扶贫之余扶智、扶志,让贫困人口不再返贫,这些将是牌楼村未来几年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本刊记者 郑嘉璐 发自安徽太湖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09-08 收藏

  68岁的汪徐顺把他90岁的母亲扶到长凳上坐下,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色布包。他拉开拉链,把布包里的一摞文件摊放在桌面上,最上面一本是粉红色的帮扶手册。手册的家庭成员一栏里印着三个名字:汪徐顺、他的母亲和他16岁的孙子。
  2002年,汪徐顺的二儿子在宁波打工时意外摔死,其后儿媳改嫁,留下了三岁大的孙子。从那时起,汪徐顺就靠在村子里打零工来照顾孙子和母亲。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汪徐顺成为了村里的首批贫困户。今年年底,汪徐顺一家就要脱贫了。
  距离2020年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时间节点还有1000多天,有许多贫困人口像汪徐顺这样,正走在脱贫的路上。为了了解精准扶贫工作的现状,《南风窗》记者来到国家级贫困县安徽太湖县,以贫困村牌楼村为样本,展开调查。

  增收与减支
  牌楼村地处大别山区以南的丘陵、平原交错地带,距离太湖县城有半小时的车程。村子里有1000多户,将近4500人。
  一个初到牌楼村的外地人,很难相信这里是贫困村,因为村里随处可见两三层的小洋楼,且外观讲究,多有瓷砖和栏杆装饰。太湖农村对房子非常看重,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花二三十万盖一栋房子。哪怕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借钱也要先把房子盖了,等日后有钱了再慢慢还。
  王明节家的房子就是借钱盖的。2013年,王明节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了十几万元,盖了一栋两层小楼。为了偿还借款,他独自到宁夏银川打工,不料在2015年遭遇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增加了近十万元的债务。
  王明节一家四口,有两个儿子。出事时,大儿子王亚军在合肥一所学校读大三,小儿子刚上小学。因为没钱继续学业,王明节手术后又不能自理,王亚军辍学回家,与母亲一起照看父亲。今年年初,王明节身体好转,王亚军才离家前往宁波,打工补贴家用。
  现在,王明节体内的钢板还未取出,但他已经可以摆脱双拐,下床走路。虽然一瘸一拐、步行速度很慢,他还是坚持在村里捡拾废品挣些钱。妻子在家照顾他和小儿子,不能外出打工,在成为贫困户以前,一家人的收入主要靠一年6800元的低保和800元的土地租金。
  牌楼村像王明节这样被识别为贫困户的有271户,991人。经过两年多的扶贫工作,目前还剩下163户,488人没有脱贫。牌楼村党支部书记汪吉华告诉记者,贫困户脱贫的方式主要是增收和减支两方面。
  全村有116个贫困户享受了光伏扶贫政策,他们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依靠太阳能发电赚取电费收益。以户为单位的光伏设备总价2.4万元,其中省、市、县解决1.6万元,贫困户自己承担2000元,剩余的6000元由贫困户以无息贷款的方式支付。
  一个安装了光伏设备的贫困户每年可获取3000元左右的电费收入。也就是说,一年就能收回2000元的成本,三年内可以还清贷款,之后实现每年3000元的纯收入。光伏发电项目以自愿申请的方式优先照顾没有劳动能力和稳定收入来源的贫困户,王明节家就是其中之一。
  在光伏发电之外,牌楼村还采用“ 公司+ 合作社+ 贫困户+ 村集体”的运营模式,创办了一座香菇养殖基地。村两委的12位干部每人出资5万元入股,村集体、社会能人和贫困户也以资金、土地等方式入股分红。基地由村集体经营,个人分红之外的收入归村集体所有,用于村内基础设施、道路等的建设。
  新仓镇分管扶贫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金龙辉说,鉴于上世纪80年代搞集体乡村企业的失败经验,这次产业扶贫要求村干部必须以现金入股,这给了他们把企业经营好的压力和动力,企业活下去,能赚钱,贫困户的收益才有保障。依照扶贫政策,贫困户可以免利息享受最高5万元的扶贫小额贷款,今年有70多个贫困户拿这笔钱入股了香菇基地。
  据了解,由于企业处在初创摸索阶段,头几年不能保证盈利,为了保证贫困户的收入,贫困户分红暂时不与基地的经营状况挂钩,而是以每年固定3000 元的形式发放。免息贷款最多可使用三年,贫困户便能有9000元的收入。
  在入股分红之外,香菇基地还以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招收村内的剩余劳动力。2016年,基地雇佣了9个贫困人口,今年增加到了11个。在香菇基地的一份工人工资表上记者看到,工人每个月的上工时间非常灵活,少则一天,多则22 天平均下来,一个工人的月收入在600元左右。
  在产业扶贫给贫困户增加收入之余,社会兜底扶贫还在为村民减少支出。教育方面,贫困户子女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杂费已经完全免除,他们还能拿到每年1000到2000元不等的国家助学金。住房改造方面,贫困户可以享受危房改造和异地搬迁的政策扶持,其中危房重建的补助金额是每户两万元,异地搬迁是每人两万元。
  医疗方面的扶贫力度最大,安徽省2017年推出了“三保障,一兜底,一补充”的健康扶贫政策,贫困人口在县、市、省三级医疗机构看病,门诊、住院自付费用上限分别为3000、5000 和10000元,超过部分由政府全额报销。如果贫困人口是恶性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在上述政策外,剩余医药费用由补充医保再报销80%。

  村民的误解
  精准扶贫的各项政策使不少贫困户摆脱了贫困,但在采访中,《南风窗》记者却发现,包括贫困户在内的不少村民对村里的扶贫工作心有怨言,甚至有村民向记者抱怨,扶贫实际上是“扶富”,因为很多贫困户并不贫困。
  汪吉华坦言,牌楼村近三百户贫困户中,的确存在一些不那么贫困的家庭,他们能评上贫困户,村干部也很无奈。
  2014年,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工作开展,那时候贫困户的识别标准是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或者家里住房、看病、子女上学有困难。牌楼村虽然是贫困村,但村内大量人口外出打工赚钱,符合贫困标准的家庭并不多。
  上级分派给牌楼村的贫困名额远超实际贫困人数,为了让村里更多的村民享受福利,村委便把报名申请的家庭全部上报了。因此在最初上报的贫困名单中,存在很多实际上并不贫困的人口。
  另一方面,在识别工作开展以前,牌楼村曾有过两次贫困人口的统计摸底,那时有不少村民填表报名。但由于报名之后并没有相应政策落地,村民误以为贫困户的申报只是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效用,在2014年精准识别时,许多家里有困难的村民便没有主动报名。
  不仅如此,贫困户认定需要经过民主评议,但有些实际贫困但人缘不好的村民过不了民主评议这关。汪吉华说:“老百姓是非常现实的,你让我投他一票,但是他得罪过我,我就不投。”
  太湖县扶贫办副主任潘华兵告诉记者,为了筛选出不合标准的“假贫困户”,太湖县2015年到2017年共组织了四次大核查,有家庭成员拿财政工资或担任村干部的家庭,拥有商品房或私家车的家庭,一律从贫困户名单中剔除。几次核查下来,仅牌楼村就剔除了150多个非贫困人口。
  但是,村民的收入灵活不定,很难准确核算,而且许多在外打工的村民隐瞒车、房等固定资产,这使得核查工作的困难增大了很多。扶贫办只能发现一户剔除一户,同时寄希望于村内民主评议,让更清楚情况的村民决定谁才是贫困户。
  经过几次核查和动态调整,最终形成的结果是村里确实需要扶贫的家庭一定包含在贫困人口中,经济实力很强、明显不需要扶贫的家庭一律排除,但是夹在两者之间的人口则很难界定,他们收入水平相差不大,很难说谁比谁更贫困,因此剩余的名额给哪一家都很容易滋生矛盾。
  汪吉华告诉记者,现在村子里最主要的矛盾就是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的矛盾。贫困户享受着力度空前的扶贫政策,还经常有县领导带着慰问物品到家里看望,周围的邻居与他们经济条件接近,却眼睁睁地看着扶贫政策与自己无关,心里自然很不平衡。
  此外,一些村民的不满还由于对政策的缺乏了解。采访期间,不止一位村民向记者抱怨,村干部克扣了自己的5万元免息贷款,只允许他们把贷款投入香菇基地,而不愿发放现金,“钱都进了村干部的腰包。
  实际上,国家提供的5万元免息贷款是产业发展资金,有明确的使用范围,严禁用于穿衣吃饭、房屋建造等日常生活领域。而且,村集体是村民贷款的担保人,一旦村民还不上贷款,村集体就要代为还款,所以村里对贷款的审批非常谨慎。
  汪吉华说,村里有近20户具备还款能力的贫困户,申请把贷款用于种植、养殖等产业发展,村委会都准许他们拿走贷款,自主发展。但是大多数贫困户没有明确的发展产业用途,村委不敢放开审批,便建议他们以贷款入股香菇基地,收取每年3000元的固定分红。
  牌楼村的做法是贷款政策中允许并鼓励的,村委个人入股也是上级扶贫办明确要求的,但村民看到的只是自己的5万元贷款拿不到手,村干部却把钱投入了其个人持股的企业,自然对村干部心怀不满。
  牌楼村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在外地打工,留守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有些还不识字,很难把复杂的政策弄清楚。
  王明节一家到现在都没有申请无息贷款,就是因为担心还贷的问题。他说他一辈子都没贷过款,家里现有的十几万欠债还没还清,万一贷款还不上就毁了。虽然村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但他还是不敢在申请书上签字。
  为了增进贫困户对政策的了解,消除其对村干部的误会,太湖县要求县里的包户干部每月探访一次贫困户,了解贫困人口的实际困难,介绍扶贫政策。此外,每个贫困村都配备了驻村扶贫工作队,由副县级领导干部担任村第一书记,协助村干部开展扶贫工作。

  贫困村出列
  按计划,牌楼村今年年底就将摘掉贫困村的帽子。依照政策标准,贫困村出列需满足村集体年收入超过5万、村内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明显改善等多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村贫困发生率低于2%,也就是需要村内贫困户基本完成脱贫。
  贫困户脱贫的要求是吃穿不愁,医疗、教育、住房有保障,户人均年收入超过3300元的国家贫困线。
  在汪徐顺家里,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家是低保贫困户,三口人的低保每年收入7200元,出租的四亩多土地每年收入1500元,他和母亲享受的基础养老金和高龄津贴合计每年1980元,由于之前当过兵,他每年有1800元的优抚收入,不算汪徐顺在村里打零工赚取的每年四五千元,他们一家人均也有4000多元的收入,超过了3300 的国家贫困线。
  汪徐顺的孙子在县里的职业技术学校上学,免除学费之余还能享受到每年2000元的国家助学金、3000元的“雨露计划”助学金,助学金不仅涵盖了生活费,还能有所结余。家里的房子新盖不久,看病的报销比例又很大,按照标准,汪徐顺家可以脱贫了。
  据了解,汪徐顺家已经是牌楼村相对困难的家庭了,由于缺乏劳动力,他们一家的收入主要靠社保兜底。在牌楼村,不少贫困户家里有一两个劳动力在外地打工,人均年收入能达到七八千元,已经远超国家的贫困标准。所以,除了少数几家有特殊情况的贫困户,牌楼村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都能在今年完成脱贫。
  贫困人口脱贫需要经过村内民主评议,贫困户认可及乡镇审核。每年年底,安徽省还会组织省内高校成立第三方监测组织,逐户对当年拟脱贫的贫困户开展评估,防止出现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脱贫并不代表致富。像汪徐顺、王明才两家这样缺乏劳动力的贫困户,即便达到了脱贫标准,生活依然困难。他们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扶贫开发工作中的“硬骨头”。为了防止这类贫困户返贫,国家扶贫办提出“脱贫不脱钩”的原则,即贫困户脱贫后仍继续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直到2020年。
  与精准扶贫工作同时进行的还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的扶贫领域监督检查。2016年以来,安徽省纪委先后对48个县分三轮进行重点督办督查,查处扶贫领域问题128个,处理74人,给予党政纪处分59人。今年上半年,安徽全省查处贪污挪用救济物资、截留私分扶贫款、虚报冒领扶贫资金等扶贫领域突出问题594起,处理722人,给予党政纪处分530人。
  潘华兵说,监管高压已经形成,现在县里的每一笔扶贫款从申报、立项到使用、验收都会经过层层审核和监管,一旦发现问题会马上处理。危房改造、助学金、低保等扶贫款项都是由财政直接打到贫困户个人的存折里,不经过乡镇和村干部之手,杜绝了“雁过拔毛”的情况。
  不出意外的话,牌楼村今年年底就将完成贫困村摘帽,村内贫困人口也将陆续脱贫。但如何消除村民对脱贫工作的误解,化解由贫困名额分配导致的村内矛盾,以及如何在扶贫之余扶智、扶志,让贫困人口不再返贫,这些将是牌楼村未来几年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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