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不扩散机制还有多大约束力

谁是下一个发展核武器动机最强的国家?虽然韩国面临朝鲜这个“强威胁”,但韩美“强同盟”能起到实质性的对冲作用,从而弱化韩国自身核武装的动机。日本的情况则有微妙不同。本刊记者 雷墨

作者:本刊记者 雷墨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10-11 收藏

  “如果不得不保护自己与盟友,美国除了彻底摧毁朝鲜外别无他法。”9月19日,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语惊四座。是什么让他愤怒到威胁要“摧毁朝鲜”?当然是朝鲜的核威胁。今年以来,朝鲜接连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与核试验,正在实质性地突破核门槛,成为事实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历史或许会记下这么一笔:朝鲜的这个“突破”,发生在特朗普总统任内。
  朝鲜在2003年退出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客观地说,这一条约对朝鲜没有法理上的约束力。但不同于伊朗,朝鲜是新世纪唯一走向实质拥核的国家,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打击不言而喻。更严重的后果恐怕在于,朝鲜此举会否引发多米诺效应,刺激日本、韩国寻求核武,导致东北亚成为拥核国密度最高的区域?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与之相关的首要问题是,目前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还有多大约束力?

  历史与现实
  1949年8月29日,苏联成功进行核试验,终结了美国的核垄断。截至目前,除了NPT认可的美国、苏联(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这5个拥核国之外,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也已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
  1963年,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基于美情报部门的分析,预测到1970年代,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达到15个、20个甚至25个。但截止到1970代末,即便算上印度、南非、以色列,世界上拥核国也只有8个。这是否意味着核扩散的危险没有想象中的大,或者说1968年签署、1970年生效的NPT起到了约束作用?答案没那么简单。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武器,核武器的诞生就孕育着扩散的可能性。1953年8月,苏联成功爆炸氢弹,把苏美核军备竞赛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一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和平利用核能”的倡议。从本质上说,这个倡议折射了美国对核扩散的担忧,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雏形也源于此。
  美国“和平利用核能”倡议的基本逻辑是,包括拥核国在内的核技术先进国家,通过向潜在的拥核国提供和平利用核能的援助,“换取”这些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19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南非、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日本、韩国等国,提供过核技术援助和人员培训。与此同时,英国、法国、挪威对以色列,英国、加拿大对印度,以及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也都提供了类似援助。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让美苏两个核大国意识到了核战争、核扩散的风险,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由此开始酝酿。1968年7月1日,美国、苏联、英国等59个国家签署NPT,1970年3月正式生效。截至2015年,NPT缔约国有190个。
  1956年成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初衷是促进和平利用核能,在NPT签署后成为监督国际核不扩散的执行机构。除了NPT,此后成立的核供应国集团(NSG),美国主导的扩散安全倡议(NPI),也扮演着防扩散角色。
  从1949年苏联首次核试验到1970年NPT生效,20年间世界上有3个国家(英国、法国、中国)突破核门槛。从1970年到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37年间有5个国家(印度、南非、以色列、巴基斯坦、朝鲜)事实上拥有核武器(南非1991年主动放弃核武;统计不包括主动放弃核武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从这一点看,很难判断核不扩散机制发挥了多大作用。
  但认为核不扩散机制毫无约束力,也不符合事实。根据解密的冷战资料,西德、瑞典、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多国,都曾不同程度地发展或尝试过核武计划,只不过最终放弃了。如今“不扩散”已成为一种国际政治正确,无论是否加入NPT,这种约束都客观存在。
  最近墨西哥、秘鲁、科威特、西班牙等国驱逐朝鲜大使,或降低对朝外交关系层级,至少说明核扩散在国际上没有同情者。斯坦福大学核不扩散学者斯科特·萨根认为,不能因为某些国家没有遵守承诺就认为NPT无足轻重,这个条约建立的监督机制,能让外界知道何时出现了“欺骗”行为。
  如果没有IAEA的监督,伊朗核开发进展将是另一种局面。2005年夏,伊朗强硬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上台后不久,就在联合国演讲强调伊朗有权研发核能。在IAEA提交伊朗核问题报告之后,头4年里安理会就通过6份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的决议,并逐渐加大制裁压力。伊朗温和派总统鲁哈尼上台后,于2015年7月完成与六大国(美俄中英法德)的谈判,承诺伊朗放弃核武研发计划,由各国及国际机构监督。
  尽管以色列方面批评这份协议,称“对伊经济制裁本应取得更好协议,内容包括拆毁伊核设施”,特朗普近日在联大也称“如果《伊朗核框架协议》只是为伊朗最终发展核武器计划作掩护,我们就不能遵守它”,但显然,伊朗留在NPT框架内并接受国际监督,客观上迟滞了其核武研发进程。

  不扩散困境
  “原子能的和平与战争用途,是一对连体婴”,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瑞典物理学家汉尼斯·阿尔文这句话,道出了核不扩散的现实困境。
  这个困境的表现之一是,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目的的核技术合作,客观上扮演了核扩散的角色。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核战略学者马修·福尔曼,通过研究1945年至2000年国家间核合作协议发现,接受核技术援助的国家,与没有接受援助的国家相比,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高360%。
  核不扩散困境更为突出的表现在于,NPT在执行过程中与国际政治现实的不匹配。该条约核心内容有三点:拥核国不向非核国转让、援助核武器及核武技术;非核国不寻求核武器但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拥核国承诺削减并最终消除核武器。在具体执行层面,IAEA承担起了监督前两条的功能,但对于第三条即“拥核国削减并最终放弃核武器”,既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也没有具体的执行机构。
  冷战结束后的历届国际《不扩散核武条约》审议大会上,拥核国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该条约内置的“正义与公平”问题。美国布朗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妮娜·坦嫩瓦尔德曾撰文指出,核不扩散机制正义与公平问题的核心在于,它把“过渡性”的机制变成了“维持现状”机制。也就是说,非核国家认为NPT已经变成了管理符合拥核国利益的现状维持机制。印度提出加入NPT的前提,就是要求制定消除核武器的明确时间表。
  某种程度上说,拥核国与非核国都承认NPT的过渡性特征,是该条约的“合法性”来源之一。但现实却在给NPT制造合法性困境。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9年的布拉格演讲,高调宣称美国将致力于打造“无核世界”,但他在执政后期却制定了投资万亿美元,升级美国核武库的庞大计划。今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即将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几乎可以肯定会突显核威慑的作用。另一核大国俄罗斯,在常规威慑力江河日下之际,不可避免将更加倚重核威慑。
  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是NPT合法性遭到侵蚀的另一原因。2006年,美国布什政府与印度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印度不是NPT缔约国,作为缔约国的美国与其签署该协议,明显违反该协议的原则。坦嫩瓦尔德的文章分析称,这个协议破坏了“扩散有害”的核心原则,传递出“有些扩散可接受”的信息。通过界定“好”与“坏”的扩散者,美国也在弱化处理朝核、伊核问题的道义基础。
  在可预见的未来,NPT的“公平与正义”问题将继续存在。但在坦嫩瓦尔德看来,对核不扩散机制的抱怨,并不能成为寻求核武器的理由,毕竟还有更多的国家虽然抱怨,但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发展核武器的意愿。而从另一方面来说,NPT“过渡性”的共识也应得到强化,比如通过创造一种预期,即拥核国的特权有终结的一天,来强化NPT的合法性。对于大多数非核国家来说,核不扩散的进展,应该取决于核裁军的进展。

  谁是下一个?
  历史与现实表明,核不扩散机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世界也没有遭遇核扩散的多米诺效应。换句话说,一国为何寻求发展核武器,以及能否成功突破核门槛,背后的原因是多维的。
  有学者从安全威胁角度,解释印度和巴基斯坦寻求核武器的原因。但1960、1970年代阿根廷与巴西曾出现军备竞赛,最终两国却主动放弃发展核武。有学者认为,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催生“核克制”,以此解释阿根廷、巴西案例,但这一解释又不适合民主的以色列。
  尽管如此,对于核扩散问题,目前发展最成熟,同时也最具解释力的还是安全威胁理论。毕竟国家寻求核武器的初始动机,无一例外都是应对安全威胁,最终放弃发展核武器,要么是外部安全威胁缓解,要么是获得了外部安全保障。
  前述马修·福尔曼的研究显示,在获得核技术援助的国家中,如果面临持续性的军事冲突,那么最终突破核门槛的几率将增加750%。美国曾对巴基斯坦提供过核技术援助,也曾力阻其发展核武,但伊斯兰堡还是造出了核武器,就是因为其面临与印度的持续军事摩擦。
  以此来看,预判下一个发展核武器动机最强的国家,安全威胁是关键的分析切入点。耶鲁大学学者努诺·蒙泰罗与亚历山大·德布斯,在《核扩散的战略逻辑》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那些面临“弱同盟、强威胁”的国家最可能突破核门槛。他们以巴基斯坦为例解释,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宽松同盟”,为巴发展核武提供了免遭印度预防性打击的可能性,同时又没有确保巴基斯坦安全无虞。
  如果上述理论成立,那么目前韩国寻求核武器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因为虽然韩国面临朝鲜这个“强威胁”,但韩美“强同盟”能起到实质性的对冲作用,从而弱化韩国自身核武装的动机。日本的情况则存在微妙的不同。与韩国相比,日本的安全利益范围更广,其战略考虑中除了朝鲜威胁,还有中国威胁。由此推断,当日本感觉到日美同盟的保护伞,没有大到能“覆盖”其所有的安全利益时,核武装的动机就会增大。
  美国南加州大学核武战略学者雅克·海曼斯,在其著作《核武扩散心理:身份、情感与外交》中,通过分析历史案例得出结论:一国寻求或放弃发展核武,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角色,其中“国家身份认知”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晋三首相积极推动修宪、重塑日本的国家身份,是不是在为未来日本核武装埋伏笔?虽然目前日本民意不支持核武装,但与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意志相比,民意的可变性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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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毅:这个星球不应再有新的拥核国家

  9月21日,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2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说:“不管朝鲜半岛北方还是南方,不管东北亚还是什么别的地区,这个星球不应再有新的拥核国家。”
  王毅表示,两天前的9月19日,是六方会谈达成“9·19共同声明”12周年。12年过去了,也许有人认为,半岛局势已变化,共同声明已过时。“但我们认为,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的事情永远不会过时。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决定永远不会过时……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加全面的无核化,更加彻底的无核化,更加不可逆的无核化。”
  王毅称,中方认为,半岛无核化实现之日,也应是半岛和平机制达成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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