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创造力的人总可以例外 ——专访社会学家李银河

一个人,首先应该把自己的生活塑造成一个艺术品。所有的中年人,他们都应该去追求更多的创造,如果创造不了就去享用。

作者:荣智慧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10-23 收藏
  “中年……危机”,只要说出前两个字,几乎所有人都会自动脑补出后面的词,似乎这就是一个走到旅途中间,发觉青春不再、前景堪忧、死期将至的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教授李银河曾探讨过很多关于婚姻、家庭、性别和性的问题,并著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性·婚姻—东方与西方》等专著。那些大量购买抗抑郁药物的中年人,实际上都可以从统计学、社会学的理论上找到自己的特征和阐释。
  《南风窗》日前专访了李银河,谈起中年的生物性、心理机制以及婚姻制度,李银河显得十分豁达和先锋,她一如既往地宣告传统婚姻制度必将消失的预测,也揭示了文化、法律、历史对中年心态的建构和塑造。
 
  “激情是个不自然的事情”
  《南风窗》:张爱玲有部短篇小说《封锁》,讲的是一位中年男子在下班电车上为了躲避一位亲戚,故意搭讪一位女子,二人在短暂的时间和封闭的空间里产生了一种暧昧的情愫,但很快,中年男子又躲回了自己的那个循规蹈矩的世界里。这样的故事似乎在中年人的情感经历里十分常见,您认为这里蕴含着什么样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
  李银河:在社会学上有一种概念叫“空巢家庭”,就是孩子长大离家后普遍出现“危机”。“空巢家庭”指的都是核心家庭—一父母加上孩子。最近我正好看了一部罗马尼亚电影,说的是本来夫妻感情不好,想忍到孩子上了大学再分手,之前的生活很充实,很忙碌,母亲要做很多家务啊,等到孩子要离家了,就剩他们俩了,他们就有危机了。因为共同的目标没了,共同的责任没了,二人世界也不是初恋、初婚那种感觉了,也产生了审美疲劳。
  人到了中年,精力还很旺盛,但是会突然面临一个转折—孩子独立了,再看这个家庭,有点厌倦,有点太过熟悉,激情不再。其实保持激情也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情,激情总会到柔情,再到亲情。
  但是有一个例外,国内一位研究福柯的学者汪民安,当时采访福柯的伴侣,对方转述了福柯的几句话。福柯说,他和伴侣的激情保持了终生,“任何时候,只要想找他交谈,他是完全不能拒绝的。”这就证明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生中年危机。?
  《南风窗》: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里,“刺激”与“安全”好像是中年人做出决定的两个最重要的筹码。
  李银河:很多人希望有一些新鲜的经历,不想破坏原来的婚姻。我看过一些数据,一生有过婚外性行为的比例,美国43%,澳洲42%。我1989年的时候去调查婚外恋,在北京随机抽样,比例只有6.4%,但是现在肯定高出了不少。
  婚姻制度的约束也是中年危机的形成原因,契约是很压抑的。而且婚外性行为在社会看来是犯道德错误,当时双方都是忠诚承诺,最后到移情别恋,所以婚外恋都被定义成道德错误,双方都很痛苦,这个情况实际指向了婚姻制度。
  《南风窗》:我看过一部科幻小说,讲的是地球即将毁灭,那个时候婚姻制度就不存在了。
  李银河:其实目前婚姻制度也已经式微,从北欧国家开始,大家就同居,分手的成本特别低,不进入婚姻。美国、法国上个世纪末数据还很低,现在同居比例已经50%。美国在2016年超过半数,达到51%。离婚成本太高,太痛苦,大家就不选择婚姻了。
  还有一个绝对原因就是预期寿命长了,原来都是活到30、40岁,从结婚到第一个孩子养大,大人就谢世了,所以他就不怎么出轨、离婚。现在不行了,预期寿命都70多岁了,你让他这一辈子就面对一个人,有些人很难做到。将来婚姻制度,不一定完全消逝,但会变得多元,开放式婚姻,还有人干脆就不结婚。这些和人性本身有关,终身只有一个性伴,对某些人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其实最适合进入婚姻的,反而是像福柯这样的,就是这俩人,别的人多看一眼都不乐意。?
  《南风窗》:福柯这样的人,他也不在乎有没有“婚姻”。
  李银河:对(笑),所以说同居,或者婚姻,最后都会是人们很自然的选择。
  而且我想所谓中年危机,也有不是从感情来的、婚姻来的,人生走到了中年,对目标有点迷茫,对前途迷失了,或者生活太常规了,毫无新意,这种意兴阑珊的感觉就是中年危机。
  《南风窗》:我觉得危机和人的生理因素有关系,一些行为科学家、精神病学家,都发现在人类和大猩猩、黑猩猩身上都存在U形曲线,就是到了生命的中年阶段,心理健康情况都会陷入低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会逐渐好转—这些生理变化也同时影响了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李银河:性欲这个东西,弗洛伊德称之为力比多,他就认为力比多可以直接兑换为生命力。这个人性欲强,就是生命力强,但也是因人而异,尼采认为那些文学家、艺术家,力比多都是非常充沛的,所以才一直保持着创造力。?
  《南风窗》:这些生理变化会不会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李银河:对于男人来说,他的巅峰期在20几岁,之后会是一个很缓慢的下降的过程。中年人的力比多是会下降,但肯定不是特别严重的下降,比起巅峰期,肯定是下降了一些。不是有一句话叫“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么,其实中年人也显得特别有魅力,因为他们成熟,大权在握。
 
  过去,“不结婚就没法有性”
  《南风窗》:中年的变化,导致他们对性与情感的需求、对爱情的理解有哪些变化?
  李银河:我觉得性和情感模式应当是没什么大区别的,年轻时浪漫的依然浪漫。也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人对性的看法,如果年轻的时候否定性,那到中年的时候也很大程度上不喜欢;如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对性的认识就很正面,那么也会一直保持下去的。
  这些理解跟这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有特别大的关系。就像一些人,小时候懵懵懂懂的,希望自己能有这样的生活,但后来被日常折磨,也没有遇到爱情,就转向了物质,就变得现实了。像要求房子、车啊,也有些人根本打一开始就没什么浪漫情怀,她就想嫁入豪门、做专职太太。有些人则是现实中屡屡碰壁,所以就随便了,算了,放弃了。?
  《南风窗》:中年离婚率好像也很高,我记得1994年美国电影《廊桥遗梦》给中国带来过巨大的影响,据说当年中年夫妇的离婚率也比往年高出不少。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李银河:我觉得是一种爱情和既有婚姻的矛盾。我的好几部小说里都讨论过亲密关系,就是发生在婚姻之外,受到其他人的吸引怎么办,我的人物最后往往接受了开放式关系:一群年轻人,性和爱都是自由的,像是公社式的,实验式式的,这样最后就很难产生中年危机。
  《南风窗》:离婚现在也不算一件大事儿了。
  李银河:有个说法叫“一系列的一夫一妻制”,就是一个人离了结,结了离,总是“一夫一妻”,大家也都很默认了。
  最近几十年离婚率太高了。在70年代,咱们国家离结率只有2%。这里面有两个算法,一个是离婚人口除以全体人口,是离婚率;一个是当年的离婚数除以当年结婚数,叫离结率。70年代是2%,现在37%,大城市甚至超过50%,像上海、北京的离结率都在50%左右,一半的结婚以离婚告终。
  80年代末的时候,我去调查中国女性的离婚情况,有一个女性朋友就跟我讲,所有的人,包括街道的、婚姻办事处的、单位的,都在劝,“能不能不离”,当时离婚非常稀少,所以有一些污名化的成分存在。现在就没什么污名,感情不好,就分开嘛。
  咱们的《婚姻法》,是世界非常先进的。美国这些国家,很长时间里都是必须一方有错,才能跟你离婚。咱们中国一上来就是无错离婚。?
  《南风窗》:您说的是50年代的《婚姻法》对吧?
  李银河:对,非常先进。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制定的法律就是《婚姻法》,婚姻自由,离婚自由。很多国家都不是这样的,还有的要看宗教的影响,像爱尔兰,到1999年才同意离婚,以前认为婚姻是上帝为你缔结的,不可以离婚的。?
  《南风窗》:第二次婚姻甚至第N次婚姻,在中年人的人生中起到什么功能?我的意思是,特别是像您说的那种“一系列一夫一妻制”,在我看来似乎没有必要进入婚姻中去。
  李银河:这里面很深的原因,中国是家本位的文化,成家立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如果不结婚,人生不圆满似的,这也是一种思维定式。我们的价值是以家庭、传宗接代为核心的,把家庭放第一位,个人放第二位。中国人好像不结婚就不圆满,不生孩子也都不圆满,所以结婚的压力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性。在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有一项罪名叫“流氓罪”,指的是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我也在卷宗里查阅过,有一个女的,和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以流氓罪被起诉。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而且有案例,也说明这样做的人很少。100个人里有一个这样的,就抓起来了,判刑。这个罪名取消了以后,婚姻之外的,单身的人,发生性行为就不算犯罪了。
  离了婚为什么还得结婚,主要也是受过去的影响,不结婚的话就没法有性。1997年以后,《刑法》上不再有这个刑事犯罪罪名以后,大家离了婚也不一定非得再婚了。现在已经有不少人都不结婚,不结婚可以作为一个选项,而过去没法选,婚姻之外的性是犯法的,那时候就没有别的选择。
 
  “叔本华钟摆”
  《南风窗》:如果常常感到有危机感,那么中年的幸福感会来自什么地方?
  李银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物质生活,所谓肉体的舒适和财务自由。第二个就是人际关系,爱情、友情、亲情啊,都理顺了,就和谐了。如果天天斗心眼儿,出轨,生怕被抓到,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幸福感。第三个,来自精神的快乐,愉悦,比较多的去享用美。福柯有一次就在讲:快乐是个挺难的事儿。我还想,快乐有什么难的呀,其实后来一想,能让福柯这号人快乐的,是很少很少的东西,因为他的门槛很高。?
  《南风窗》:会不会“中年危机”很大程度是一种社会建构,像“星座学说”一样,给所有这个年龄段的人一种预期?
  李银河:这个概念也是从统计数据看出来的,像“空巢家庭”,都是从统计上看,也不是社会学家造出来的。中年危机,有点儿也算是一种在统计学上比较有趋势的现象的概括,大多数人都会这样感觉,大多数人都发生了困惑,不会是人们刻意造出来吓唬中年人的。共性就是生理的基础、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啊,丧失了目标和动力,寻求刺激,跟年轻人找找乐子之类。?
  《南风窗》:我发现“中年危机”还跟“现代”和“前现代”的分野有关,像在“五四”之前,很少会有人觉得存在“中年危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鲁迅对“青年”的褒奖,都在告诉我们,青年才是希望,青年才是未来,这就把过去惟老人“马首是瞻”的倾向颠覆了。
  李银河:是的,是的。在价值评价上,西方特别褒奖年轻的,贬低年老的。他们觉得年老是个很可怕的事情,生命力衰竭了。中国文化是比较喜欢岁数大的,秩序也是偏向于老的。梁启超感到中国没有活力,年轻人都要被老年人压一头,这是当时整个社会心理都感觉到的。在中国,你要是叫人家爷爷奶奶,你是尊重他,你要是在西方这么叫,人家特别生气。所以这些有识之士,在特别希望中国变革的时候,无形中就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引进来的,看重年轻的价值,扭转当时死气沉沉的局面,相当程度上改造了中国。
  社会学界最老的一代学者潘光旦他们搞过一个调查,认为婚姻分成四个形态,主要是从决定权来看的:父母决定,不征求子女意见;父母决定,征求子女意见;子女决定,征求父母意见;子女决定,不征求父母意见。婚姻在中国,正有这么一个演变过程,正好是从这第一个形态,过渡到第四个形态。现在父母的权威大大下降了,中国的社会越来越不偏向岁数大的了,这也是中国一个挺大的改变。
  所以中年人会有中年危机,和这个确实有关系,但是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价值取向,是很难逆转的。?
  《南风窗》:论对社会的贡献,您觉得中年人和青年人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李银河:青少年是一个学习的阶段,他们正在学习、成长,希望达到中年的成功。而中年人,他也功成名就了,是作为青年人的导师存在的,掌握了经济、文化、政治资源,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不惑之年叫中年的开始,什么叫不惑?一切都已经很笃定了,位置已经确定了,人生道路已经选定了,没有疑惑了,不会没头苍蝇一样乱撞,所以中年的优势太明显了。
  要说劣势,这些人有点像“叔本华钟摆”,这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叔本华说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很痛苦,一旦需求都满足了,就走向无聊,就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很多人中年就摆到无聊的一边去了,痛苦的阶段过去了,丧失了前进的动力,丧失了目标和探索生活的冲动。
  叔本华在讲这个理论的时候,对艺术家们网开一面,说有创造力的人可以例外,因为他们不是完全无聊,还是在追求美,创造美。福柯就批评“艺术成了专门的行当了”,其实艺术活动,是不应该成为一个专门行当的,一个人,首先应该把自己的生活塑造成一个艺术品。
  所有的中年人,他们都应该去追求更多的创造,如果创造不了就去享用。而且不要狭隘去看,觉得创造只是艺术家的事儿,只要你把企业办得特别好,有那种创造的激情,同样也是在享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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