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只有生长,没有危机

中年危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幻觉。
 
作者: 石勇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10-27
  按时下的标准,我发现自己也昂首阔步地走进中年行列了,在很多年轻人那儿具有了“大叔”的深沉风范。
  不过,前段时间,当“中年危机”的话题像一股股热风袭来时,我没有在风中凌乱。
  我看到黑豹乐队的鼓手赵明义的保温杯引发了各种讨论和感慨,很多人颇有英雄迟暮和美人白头的感觉。2015年,在采访“中国摇滚第一女声”罗琦时,我还给赵明义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自己在大连,而黑豹乐队的成员也只有在有演出时才聚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内心里有一丝伤感,那个时代再也不会与我们这帮摇滚遗民相会了。
  在此后诸如“1988年的中年女子”的喧嚣中,我看到了这么说的人有一种很复杂的心理,可以分为三种内容。其一是在时间的快速前进中,他们好像体验到离中年也不远了;其二是心理上抗拒老化;通过和我们这些“中年人”对比,把年龄优势转化为心理优势。而在“做空中年”的舆论大潮中,立于潮头的我居然没有呛上几口混浊的海水,并没有“老了”的感觉。
换句话说,我无耻地体验到自己还是年轻的。为了排除这是抗拒变老所产生的心理错觉,我又澄清了一下,最终确认,心态是真实的,我不是在骗自己。
  所以我承认关于“中年危机”的某些描述—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友好的提醒,但并不认为步入中年,创造性、激情、生命活力、对世界的好奇,甚至还有身体的某些指标(包括少儿不宜的指标)就会走下坡路。从心智层面,我发现这恰恰是“第二次生长”的开始。从客观的年龄结构上来说,中年人确实已经走到了人生的下半场,但非常可能,那正是最精彩的契机。
如果这算是真相的话,那它是隐藏在社会结构的演变,以及社会心理机制后面的。从思维上说,“中年危机”只是根据表象进行的最初的判断,而不是最终的结论。我知道很多人都会把最初的判断看成是最终的结论。
 
  话语陷阱
  我已经找不到“中年危机”理论的最初提出者。但回忆过去的阅读,突然逮住了一条大鱼。有一个我熟悉的人起过很大的作用,那就是大名鼎鼑的心理学家荣格。
  荣格1875年出生在瑞士,1907年,他32岁时,首次和精神分析鼻祖弗洛伊德见面。那时,双方都很激动,已经51岁的弗洛伊德意欲把他当成“精神分析皇太子”,而荣格似也有继承老弗衣钵的意思。他们的这种亲密关系保持了6年,在1913年分道扬镳了。这一年,荣格38岁。
  在那段时间里,荣格陷入了人生当中比较灰暗的时期,和弗洛伊德的决裂让他颇受打击,很多所谓的朋友也跟他翻脸,他甚至工作也不要了,一个人到处散步,到处发呆。
  后来呢?后来在他已经很老的时候,提出了“中年危机”的理论。它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在人的青少年时期,心理能量更多地贯注在了去追求社会中所设定的那些有价值的东西—物质、成功、地位之类—上面,而不是内在精神的建构。等到中年时,要么得到了这些东西,要么累了,一看,内心里其实是空虚的,外在的目标因为得到或得不到而相对缺乏吸引力了,人就会茫然,不知该干什么。
  按荣格的“原型”理论,他所讲的这个中年危机,其原型大概就是他自己吧。他把“中年危机”定为35-40岁之后的阶段,很巧,正与他38岁后所感受到的那段灰暗契合。他从个体的心理状态和社会轨迹出发,描述了一个普遍性的现象。
  说实话,我并不认同荣格关于“中年危机”的解释。事实上他更多是在进行现象描述。 
  我们首先要问,有没有“中年危机”这么一种现象?确实,一个人大概在过了35岁后,身体的各项生理指标下降了,这是自然规律,而在40岁后,和此前的反差特别明显,40岁应该是一个分水岭。
  但这种自然规律只是“中年危机”的一个内容,关于健康方面的。“中年危机”更重要的内容是指一个人步入中年,所遇到的事业、家庭婚姻、精神、价值观、心理生存上的各种好像较难搞定的麻烦。它有一种“我开始老了,无能为力去应对这些”的感觉。而在这方面,荣格的解释是不充分的。
  年轻人的危机主要是成长过程中的危机,比如叛逆时期,不注意确实会出问题。但他们有一个可以想象的未来,所以,心理能量贯注到这个“未来”,即使失意,也不会出现危机。要让他们出现“危机”,办法就是把“未来”给锁定—未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或者再也看不到。现在一些80后、90后关于“1988年的中年女子”、“1992年的大叔”的半真半假的自称,就是因为他们好像看不到什么未来,或者看到的未来就是现在。
  而中年人的危机呢?其实是进入中年阶段后,无论获得了多少物质上的成功,位于什么社会位置,他们会发现,这些东西表面上看属于自己,但其实是脆弱的,都是嵌在既定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上,而这个结构是变动的,且有超出他们的头脑、心理把控能力的不确定性。就是说,抓在手里的这些东西,其实并不真的是由自己掌握。他们已经是高度社会化、世俗化的人(“成熟”的一个重要意思就是对社会上这些东西玩得纯熟),其命运、幸福受制于社会变动的影响。
  这个时候,他们的理智已经让他们知道,很难像年轻人一样去想象“未来”。“未来”在他们眼中不过是离“现在”并不远的地方的一个模糊投影。中年人和年轻人不一样的一个重要地方,正在于“未来”没办法给他们心理上的生存以多少支撑。
  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现在”没办法给他们心理上的确定感、把控感,“未来”又似乎已经关闭,在这种茫然无措中,只能向内心去寻找支撑。但很多人发现,内部也不靠谱,自己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意义系统,一个可以维护心理生存和获取幸福的心智-价值框架。如果家庭等各种琐事又缠身,“中年危机”的各种感觉也就悄然而至了。
  我想说,很多中年人,尤其是一些中产人士去信各种神秘主义,像各种佛教的变种,除了是想让自己一直透支的假自我获得某种安慰之外,其实也是一种解决“中年危机”的努力—尽管我并不表示欣赏。
  荣格在产生“中年危机”时,是现代社会确立的时候;而他在表述“中年危机”时,则已经进入了高度的现代性。看到和记住这一点太重要了。
 
  社会幻觉
  我的意思是,在社会学家们所讲的“现代性”出现以前,年龄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如果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年龄是一大优势,越老越值钱。人们压根不会有“中年危机”这类意识。
  要让大家在心理上穿越回传统社会已经不可能,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设我们向一些驴友学习,也跑到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最偏远的山区,在一个没有受到外面的主流社会多少影响的村寨里去住几天,大概可以感受一下传统社会是什么样子。你可能会发现,在这种社会时空中,时间会非常慢,很多东西都是静态的,一切都是周而复始,没什么变化。所以,“经验”非常重要,它代表了知识、技术的来源,也代表了人跟传统、历史、自然打交道时的一种优势地位。而“经验”跟年龄息息相关,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中老年人天然地代表一种守护秩序的权威。整个社会没有一种指向“未来”的强劲和清晰的直线式动力,换句话说,社会向前的“方向”是模糊的,只有时间的流逝和向前的推移。
  但“现代性”君临天下之后,这一切不复存在。现代性背后有“科学技术”这尊大神,它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静态、周而复始的循环都被打破了。而且改变是突破性的、跃进式的,“迭代”很快。这就使社会有了一个向前的直线式方向,大家都看到了。由于不再依赖于经验,中老年人的权威已从社会神坛上跌落。这样的一个现象,很快形成了一套逻辑,一种气质,即新的比旧的好,比旧的先进,是社会动力的来源,走在了社会前进方向的前面。
  著名哲学家赵汀阳对此曾有阐述。他认为,现代性是人类文化中最疯狂的气质,“它首先藐视一切已经过去的东西,所谓‘好’被定义为‘进步’,进步又被定义为‘新’,新又被定义为‘与过去不一样’,可以说这是个‘弃旧曰新’的原则。既然新就是好,那么,为了尽量接近新的源泉,现代文化就越来越年轻化,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现代性无非是现代反对古代,而这又无非是今天反对昨天,青年反对老年。这一点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文化会从反对老年到反对中年,从推崇青年风格到少年风格,甚至嫩到儿童风格。”
  赵老师在这里其实已经揭示出了现代性的那一套乾坤大挪移,从“好”推到“年轻”(现在确实已经推到儿童身上,对儿童进行消费成为风潮),也看到了“中年危机”真正的始作俑者。不错,“中年危机”的真正始作俑者不是提出这个理论或阐述这个现象的人,更不是要做空中年的人,而是现代性这么一位王者,是它所弥漫出来的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
  现代性的逻辑和气质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其魔力太大了。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在对社会时空的颠覆中,修改了社会时间和心理时间,因此,儿童在心智上、社会化上,比以前的人成熟更早。这就是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这本书里所讲的故事。同时,青年人也更快地“中年化”,中年人则更快地“老年化”。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进步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又导致了人寿命的延长。后有追兵,前面的路似乎还长,人还没有达到“知天命”,让自己从世俗社会中退出或超越的那种状态,恰恰是嵌入世俗社会最深的。于是,中年人在整体的社会氛围中,在心理上陷入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悬空状态。
  讲那么多,我其实是力图揭示,“中年危机”只是在生理年龄上有一些身体机能的下降,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逻辑和气质的反映,导致了这种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但不是一个必然的规律。甚至可以说,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幻觉。
 
  第二次生长
  在逼近问题的另一个内核—社会心理的机制时,我想先探讨一下:一个人为什么看上去老了?
  首先我当然得承认,我所接触的一些同龄人,甚至比我还年轻的人,为了显示自己稳重成熟,总给年轻人一种“中年大叔”的样子。所以也怪不得人们有这种社会认知。
  一个人看上去老,首先是肉体组织结构、皮肤颜色等生理和保养不善的因素。第二个原因是心态。“心态”是一个很含混的词,但大致是指对俗务是否看得开,是否压抑自己,内心是否坚定等—一句话,是否按内心真自我的方向走。如果按这个方向走,“老气”就会延缓,如果不是,则会加速沉淀“老气”,这样的心态,必然在一个人的气质上体现出来。心理是会影响身体的,它们的结合就是“气质”。这是一个常识。
  第三个原因是内心的“入世”程度,一个人从思维上,心理上,价值观念上,以及人生选择中,是否按既定的社会游戏规则在走?内心里对此有没有超越?如果没有,或许一个人很顺应社会游戏规则,能从对社会游戏规则的顺应中获取更多物质上的成功和更高的社会位置,但心理上当然也会付出成本。所以很抱歉,一个人如果在心理上跟高度成熟、高度世俗化的这种社会游戏规则同构,他看上去也就沾染了太多世俗的烟火,并不那么清新脱俗,而是显得老气横秋。在这条成功的路径中,很多人事实上忽略了内心对世界、自然的感受,忽略了生命质量,和对内心独立生存的意义系统的开掘。当我看到一些还在读大学甚至中学的人就习得了这样的风范,讲话官气十足,我发现,嵌入社会游戏规则的深度,与老气程度是成正比的。他们已经失去了人类应有的天真,而失去天真就意味着气质上的老。社会游戏规则本质上是需要压抑生命活力,压抑人自然自发的感受的,所以,顺应者其实就像一朵花一样,慢慢枯萎。
  第四个原因就更重要了。很多人在心理上对自我没有超越性,因此没有多少真正的“成长”,他只是“成熟”—但成熟更多是指社会层面,不是指内心。荣格等人所说的“中年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恰恰是没有真正成长的内心不足以支撑一个人的所谓“成熟”。所以,只要一个人在内心里得到真正的成长,只要一个人保持面对世界的自由自发感受,只要一个人按真自我的方向走,“中年危机”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伪问题。
  人自从有自我意识后,他的自我一直在成长。他不仅仅是生理上成长,心理上也要成长(心理是一个家,自我是心理这个家的主人。但在使用中,有时候自我和心理可以相互代替)。但像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所讲的,很不幸的是,有些人的心理成长,在某些阶段就停止了,甚至有些人在心理上还要倒退回去。这种心理上的成长并没有年龄界限,只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呈现出某些不同的特征而已,不要说中年,即使是老年,其心理上也是成长的。我建议感受到了“中年危机”的同志,反思一下,自己在心理上是否停止了成长?
  在此我想抛出我的自我成长理论。从哲学上说,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跟世界有一个方向性的结构:自我-世界。自我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人产生自我,有自我意识的时候。这个时候大概是两三岁(在此之前,人已经有心理,但还没有自我,就相当于有一个家,但还没有主人。这种情况称之为“有实体,无功能”),它让人在这个世界面前,有了一个自我。
  当自我成长到青春期时,发生了质的突变。这个时候,在“自我-世界”这个方向性结构中,人的自我需要获得独立性(所以有了叛逆),需要获得力量感(所以冲动,年轻气盛),有探索、掌控世界的强大动力(所以是学习最好的时期),需要确立面对世界的内心框架(所以有形成了基本的价值观)。一般情况下,把青春期的这种自我成长称之为“第一次生长”。它的特点是获得独立性和从世界拿东西装到自我那儿,但内在创造性不足。
  但心理的成长跟生理的成长并不重合。一个人在25岁后,生理上的成长基本定型了,此后走下坡路。但心理上仍然在继续成长。又一次质的变化,恰恰是发生在35-40岁开始的中年时期。这个时期,在“自我-世界”方向性结构中,自我已经获得社会层面上的很多东西,能娴熟地应对世界,但内在的成长不足,潜力远未开掘出来,正是生命活力、内心的意义建构,以及创造性集中爆发的时候。它意味着自我不仅仅是面对世界,获得生存的外在框架,也要靠自己获得生存的内在框架。这正是“第二次生长”。
  我考察了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发现这一时期正是他们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而很多出现“中年危机”却不能解决,甚至平庸下去的人,正是在本该“第二次生长”的时候没能爆发出自我的潜能。任正非40多岁在巨大的打击中创立华为,跟一些40岁就过早平庸的人的区别,固然有外在的各种社会原因,但也是对待自己内心的区别。
第三个阶段是50岁以上的老年阶段。这个时候自我仍然是在成长的,它的特征是在“自我-世界”方向性结构中,自我超越于世界,自我跟世界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有“看淡”、“超然”的意思,但仍然有强劲的动力在洞察、把控、改变这个世界,创造性会继续。如果只是看淡、超然,其实自我并没有成长,而只是在无力感中从世界撤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年时期的“第二次生长”,其意义无论如何也无法低估。它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有一定基础后,充分释放创造性的关键时刻,也是建构生存的内在框架的重要节点。跟年龄有关的一些生理指标根本就不是影响这一切的障碍,而在社会中的那些感受更多地是一种社会幻觉。这个认知,正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和内心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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