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牦牛”吴雨初的西藏情义

“其实我这个人特简单,60多岁,20年在江西,20年在西藏,20年在北京,多出来的这几年在西藏。”吴雨初说,如果他有功劳的话,最大的功劳就是把牦牛和博物馆联系了起来。
 
作者:陈莉莉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11-06 收藏
  与西藏的情义,像金子一样坠在他的胸前,他弯下腰,扎进土地深处。
  看得见的分水岭在2011年。种子其实早已种下。
  2011年以前,他是吴雨初,援藏、赴京任职。2011年他辞职回西藏,从一份PPT开始,在拉萨的乱石堆上筹建了西藏牦牛博物馆。他演讲、写作、接受采访,推广牦牛博物馆的概念。
  吴雨初的名字在城里听着光鲜,但是不符合藏文化中关于名字的规律。他开始对人称:我叫亚格博,做牦牛博物馆的那个亚格博。
  亚格博在藏语里是“老牦牛”之意。他用“憨厚、忠诚、悲悯、坚韧、勇悍、尽命”这些词语,形容牦牛的品性。
  从吴雨初到“亚格博”,很多人说是因为一个梦,梦里吴雨初回到援藏时他被牦牛救于风雪夜的那一刻。他不否认,但是也问:没有日常里的念念不忘,哪来梦中情感的迸发?
  其实,吴雨初当初也很迷茫,他知道牦牛对于藏族的重要性,但是牦牛博物馆究竟怎么做,能做到什么样子,他不知道。
  所有的蓝图都是一步步去实现的。他发现,原来的迷茫或者说对于牦牛博物馆概念的边界在一点一点扩大,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
  他做田野调查,走遍与牦牛有关的边边角角,47个县,3万公里。他像魔术师一样,把相关的资源都聚拢过来,聚到拉萨那个乱石堆上平地而起的建筑物里。
  直到这时,“亚格博”对牦牛博物馆才真正自信了起来。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人问:“我这里有(牦)牛(相关作品),你要来看看吗?”
  他走过“西藏是文化重镇”的时光,也走过西藏被严重消费的年代,他认为西藏除了风景以外,还有很多文化值得挖掘、梳理、归类与重现。
  上世纪80年代初,吴雨初曾被问是否愿意去世界上唯一的太阳县(西藏尼玛县)任职。在当时的他看来,西藏首府拉萨的吸引力更大。现在他偶尔会想,如果当时他去尼玛县,他的个人履历将会是什么样呢?
 
  那个火热的年代
  除了看过电影《农奴》,听过才旦卓玛的《毛主席的光辉》,进藏之前的吴雨初,对西藏一无所知。
  1973年,吴雨初19岁,作为工农兵学员,他考入了江西师范大学。1976年快毕业时,有通知说可以自己报名去支援西藏建设,从中央分配到各省有不同名额,江西省有8个,“报名的有20多人”。
  那是一个革命年代,似乎每个人都是热血青年,而且一切好像也充满了诗意。“对未来,特别对未知领域充满想象。但是那个年代,可供你想象的东西并不多,正好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对西藏就是想象,其他都不知道。”那时的西藏在吴雨初看来,特别遥远,“是祖国的西南边疆。内地那时候很落后,那里肯定比内地还落后”。那时的年轻人,到的地方也比较少,见识也不是那么广阔。“到西藏去,正好可以见识见识。”
  但是父母是不同意的,“他们觉得我去了西藏,好像就是白养了一个儿子”。
  7月份收到被录取的通知,8月在家里收拾东西,学校通知9月出发。9月9号毛泽东去世,对于20岁多一点的吴雨初来说,那是不可接受的事儿。“这不天塌下来了吗?我们再去西藏,还回得来吗?”但还是去了。
  从江西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坐上开往新疆的火车,在甘肃一个叫柳园的火车站下车,等一辆去西藏的汽车。
  2016年援藏40周年活动时有过统计,1976年那一年,可能是在和平年代进藏人数最多的一年,“大概有3000人”。到西藏的路线不多,天南海北的人都聚在甘肃柳园站,坐汽车进藏。进藏路上大概走到昆仑山口时,“大家相互传话,说是粉碎四人帮了”。
  汽车走了7天,到了拉萨。吴雨初参加的第一个公众集体活动,是在布达拉宫前面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群众大会,几乎所有人都用藏语喊着口号。吴雨初觉得藏语很好听,那种用另一种语言说着同一件事情的激昂场面,让他觉得很奇妙。
  在拉萨参加活动以后,吴雨初等待分配,分到了最艰苦的那曲地区。到了那曲再等待分配,分到了嘉黎县。到了嘉黎县也没明确分到什么地方,“就说你们的名字暂时挂在县委办公室,先下乡去”。第一次下乡,坐卡车,那时候不叫乡,叫区,就把人扔在那地方。
  有人接到县里的通知,给他牵一匹马来。吴雨初说“我不知道路”,他们说“马知道”。
  吴雨初骑着马,狂风暴雪,走30公里的路,天黑了还没到。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打马往山上高的地方走,再往下看,那时候没有电灯,有的人家里点蜡烛。他看到一个地方有灯,打着马往那儿去,就到了。
  “是冬天,特别特别冷。”
  吴雨初就从最基层,开始了自己的藏北生活。他将这些写在了《藏北十二年》里,2014年出版发行。
  《西藏人文地理》主编嘉措还记得,自己上世纪80年代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去那曲时,有人说,你去找吴雨初老师。嘉措想着是领导,肯定是一个老先生,结果挺年轻。“那时候条件很苦,但生活很有乐趣,都是年轻人。吴老师那时候写诗,写得很好,也带动了当时一批人,每天晚上就聚在一块,烤着炉子写诗。”
  在嘉措看来,“那批人中出了很多人物,应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浪漫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很热情。他们看到了西藏,书写西藏”。
 
  老牧民和鲁迅在一起了
  从乡到县到地区再到拉萨,吴雨初在西藏不同行政级别工作过一段时间后,1991年调任北京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后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再后来又担任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北京的这20年间,吴雨初每年都会回西藏,“就算有出国的机会,如果跟去西藏相冲,也会选择去西藏”。他在北京的家里,也经常接待来自西藏的朋友,“一直都没断过”。
嘉措去北京,每次吴雨初都去接。“那时候吴老师当北京市委副秘书长,他爱人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这个待遇太高了。”
  让嘉措念念不忘的是,吴雨初帮助藏族诗人加央西热的事。加央西热是一位牧民,吴雨初总叫他“老牧民”,他受到吴雨初的带动,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加央西热写了《西藏最后的驮队》,并申报了鲁迅文学奖。但是这时他生病了,肝癌,住进了北京天坛医院。嘉措告诉《南风窗》,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是吴雨初在寻找和打点。加央西热还是回到了西藏。有一天吴雨初接到电话说,加央西热快要不行了。
  吴雨初找到鲁迅文学奖评委会,问《西藏最后的驮队》是否获奖?如果获奖,作者的情况是现在这样,能不能允许他私下破例?答案是肯定的。吴雨初带着加央西热获奖的消息,从北京飞到西藏。
  那是2004年10月22日。吴雨初告诉虚弱的加央西热说,你获奖了,明年春天举办颁奖仪式。加央西热笑说:“一个‘老牧民’的名字,跟鲁迅的名字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印象里,加央西热的牙齿一直很白,那天也特别白。
  2004年10月30日,加央西热走了;2005年的春天,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被宣布获鲁迅文学奖。
  《西藏最后的驮队》这本书,也被吴雨初收藏在牦牛博物馆里。
  “只要是与西藏有关的书,他在北京出版集团时都会尽力帮助出版。只要与西藏有关的事情,他都尽力去帮助。”在嘉措看来,这是吴雨初回北京的20年。
  吴雨初说,他时刻想为西藏做些事,“自己也可以写书,但是书写完也就完了”。他想回西藏,但是不知道怎样回去,也不知道回去以后可以切实地做些什么。
  吴雨初的邻居,有3位博物馆的馆长:首都博物馆原馆长赵其昌,香港文化馆原总馆长严瑞原,首都博物馆时任馆长韩永。从与他们的交往中,吴雨初获得了许多关于博物馆的知识,间接地了解到当代博物馆的一些理念。不过那时的吴雨初觉得,虽然到过许多博物馆,还以官员身份参加过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开工仪式,“可从未想过博物馆与我自己会有什么联系”。
  藏北的往事总是浮现在脑海里:有一次,吴雨初和同事被困在从那曲地区回嘉黎县的路上,那是一个山沟,也是一个风口,每逢下雪,狂风就会把雪卷到山沟里来。被困了五天四夜以后,几近绝望时,看到雪际出现一片黑点,他们知道县里的救兵到了。被困的人捧着饼子,看着在雪地里喘着热气的牦牛,很多人都哭了,都说是牦牛救了自己的命。
  在繁华的北京,回忆起这些,吴雨初总觉得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虽然时过境迁,但是雪地、老阿妈、牦牛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
  2010年的一个冬夜,辗转反侧之间,堆积了博物馆学家们的理念,夹杂着西藏高原的意象,吴雨初突然想到如果回西藏,可以做什么了—做牦牛博物馆。
  他像怀揣一个巨大的秘密一样,不断地寻找资料,以丰富自己的想法。
  他看到,十世班禅大师生前考察青海牧区时说过“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藏文教科书上引用的谚语是“凡是有藏族的地方就有牦牛”,《斯巴宰牛歌》更是把牦牛与创世说连在了一起。
  吴雨初做了一个PPT。
  终于有一天,吴雨初把丰富了以后的想法告诉韩永。韩永刚从青藏高原回来,对牦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牦牛与藏族的关系,是人类文明进程宏伟篇章中的一个独特故事。这将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博物馆。
 
  返藏
  2011,吴雨初57岁。他给自己做的规划是,向北京市委提出辞职,用3年时间建成博物馆,在2014年自己达到60岁法定退休年龄时,完成使命。
  从高原到都市,从不适应到适应,再到不适应,但无论如何,都还没想过要离开北京。对他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甚至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他当时也并不知道,一个57岁的人进藏,身体能不能适应,建一座博物馆,钱从哪里来,藏品去哪里找,谁来跟他一起做,他会遇到什么。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旭,给他支了一个更实在的招:向北京市委汇报时,一定要争取把牦牛博物馆项目纳入北京援藏项目。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告诉吴雨初,为了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北京市决定在日常援藏资金之外,拨出5亿元(后来实际投资达到7.8亿元),由北京援藏拉萨指挥部兴建一座7万平方米的拉萨市群众文化体育中心,牦牛博物馆项目加入这个大项目。
  2011年6月7日,吴雨初回到拉萨。他在拉萨仙足岛租了房子,当住所,也为办公。8月31日,他注册了“亚格博”的微博账号,发了第一条微博:中国西藏拉萨牦牛博物馆今天奠基。
  返藏3个月后那天,他同样是很早起床,打了几个电话没人接,发出的短信没人回。心情不太好,他去超市,鼻子撞到了玻璃上,医生说,如果伤口再往上一厘米,可能就要牺牲了。
  为此,他写了藏语、汉语版本的“不要着急”,贴在仙足岛租来的房子里。他说,就是告诉自己不要太紧张,要放松。
  “那段时间他严重失眠,生了病,我们说他太拼命了。他每天写日记,每天做记录,很憔悴。年轻人没有工作经验,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事无巨细都靠他。”嘉措说。
  因为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他获得了北京援藏指挥部副总指挥头衔,有了正式开展工作的名分。
事情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他带着志愿者、员工跑田野调查,凡是有牦牛的地方都跑到了。青海省有曾经的熟人,怨他没把牦牛博物馆建在青海,因为青海的牦牛总量要大于西藏的牦牛总量,他说他的根在西藏。
  招人是最困难的。西藏几乎没有专业的博物馆。牧区的孩子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博物馆,虽然牦牛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恰恰也是因此,他们并不太关注。吴雨初让每个孩子都放假回家,观察牦牛,并问父母:一头牛是怎么长大的,吃什么,穿什么。回来以后每个人都做报告,他们都说原来没去注意,牛长几岁,露几个牙,产多少酥油,需要做哪些工作,挤多少牛奶,怎么剪毛,现在都知道了。
  他们的父母很奇怪,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博物馆,父母都不知道;他们就说,给牦牛在拉萨盖一座宫殿。布达拉宫就是一座宫殿,所以日夜相伴牦牛的父母们就特别高兴,就说,以后我们到拉萨,就可以围着牦牛的宫殿转。牧民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就把家里还有的,以及自己能收集到的,全部无偿捐给牦牛博物馆。
  现有藏品近50%来自捐赠,这是吴雨初在出发时没想到的。第一件藏品来自藏北牧民日诺一家,听说拉萨要建一座牦牛博物馆,全家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捻线、编织、缝制了一顶牦牛帐篷,开了3天3夜的车送到拉萨。一顶牦牛帐篷,就等于是牧民的“一套房产”,市场价至少也得数万元。
  时间上,吴雨初给定了一个死线:2014年5月18日西藏牦牛博物馆一定要开馆。除了赶在世界博物馆日这一天,还有一个只有吴雨初自己知道的原因—从理论上说,按照他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他在2014年6月就到退休年龄了。他说,必须赶在这之前,实现开馆试运行。
 
  做起来
  2014年5月18日,西藏牦牛馆开馆。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到了现场,参观博物馆后说:“国内填补空白,世界独一无二。”很多场合,单霁翔都会说到牦牛博物馆,他是牦牛博物馆从无到有的见证人,他知道吴雨初其中的艰辛。
  北京大学教授沈明明说:“牦牛博物馆让我们知道,原来牦牛与藏族文化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那天的现场,嘉措也去了,他没想到吴雨初的致辞是藏汉双语的,这在嘉措遇见的汉族人当中,“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吴雨初把所有捐藏品的人—牧民或是商人,当作贵宾请到了台上。“有些商人特别高兴,他们都是盛装前来,现实生活中,他们很少会有这样的礼遇。”嘉措回忆现场说。“他(吴雨初)跟很多藏族人,不管老百姓还是当官的,都成为很好的朋友,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真正民族团结是靠这样的东西,靠这样的人。”
  前前后后几年里,吴雨初做起与牦牛有关的学术研究。“他到处去打听,把能找到的专家都找到了。过去没人关注这件事情。他自己善于学习,了解得越来越多。”嘉措告诉《南风窗》,刚开始时,吴雨初自己也很迷茫,“现在他越来越清晰,学问也越来越大,也意识到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做完的。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实现了他的愿望,也为西藏做了一件持久长远的事”。
  同样有着30多年交情的闫兵说:“他(吴雨初)的人生可圈可点,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我们活成了普通人。”
  山东人闫兵1983年工作在那曲嘉黎县时,与来自江西的吴雨初相识,1993年他辞职下海,去了海南、青岛、北京等地,做过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2008年回西藏,是西藏之星奔驰4S店的中方股东。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不时跳动,吴雨初则是另一条人生轨道。闫兵也给吴雨初捐过很多东西,“可能他都没看上,他对藏品的要求很高。只有一幅画摆出来了”。
  吴雨初在中国西藏网开设了“形色藏人”的专栏,嘉措说“比我们还藏人”。吴雨初每天去八角街转,想发现点什么,八角街很多人都认识他。“有些东西不是去了就能看到,要碰运气。”
  “其实我这个人特简单,60多岁,20年在江西,20年在西藏,20年在北京,多出来的这几年在西藏。”吴雨初说,如果他有功劳的话,最大的功劳就是把牦牛和博物馆联系了起来。这些年他对马云的一句话特别有感慨:“做人还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现了呢?”
  吴雨初历经过几次翻车,好在没大碍。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他说自己早就写好了一封遗书,大意为:如果有意外,就地天葬。
  因为做过出版,他有很多藏书,他把它们从北京运到西藏,就放在牦牛博物馆里。他说有一天,他不做牦牛博物馆馆长了,就在这间图书馆里当一个管理员。
多年前,他为加央西热写了一首诗,他在诗里说:“我放弃固有的生存方式,放弃那些粉红、光艳的肌肤,放弃玫瑰的思想,把自己融化在旷野的万籁俱寂之中,把情感凝固于石板沉甸甸的经文,我的梦与鹰飞翔。”
  也许,他正在过着他最想要的诗意的生活。
 
 
  吴雨初
  1954年生于江西,1976年进藏工作,1992年调动到北京。2011年,吴雨初辞去当时北京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职务,随着牦牛博物馆被纳入北京援藏项目,以援藏干部身份返回西藏。2014年,西藏牦牛博物馆开馆。
 
 
  《南风窗》:你说牦牛是藏族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可不可以详细说一下?
  吴雨初: 牦牛在藏语称为“亚克”,英文称为“YAK”。亚克是牦牛的统称,但在牦牛产区各地,对牦牛还有不同的称谓。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牦牛的称谓更为具体、细致。牦牛是牛属牦牛亚属的大型哺乳动物,它与黄牛、水牛有着共同的祖先,即原牛。最早的原牛出现在300万年前,而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历史大概开始于3万年前。
  野牦牛是何时、怎样出现在青藏高原?科学界还没有明确定论。在西藏牦牛博物馆里,有两具非常巨大的野牦牛头骨化石,它们出土于“九曲黄河第一弯”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检测显示,其历史超过4.5万年。这也足以证明,野牦牛比人类更早地出现在青藏高原。从现有资料分析,牦牛的驯养历史大概在距今3500到4500年前就开始了。驯养前的野牦牛,身躯庞大,性情威猛,每头体重至少在1吨以上,甚至更大。
  美国学者乔治·B. 夏勒说:“人类对野牦牛的看法混合了想象和现实。在我看来,野牦牛象征着广阔无垠的羌塘,成为这一地区的象征符号。”羌塘是对西藏藏北草原的统称。在今天的青藏高原,特别是可可西里无人区,还存有2万多头野生牦牛,它们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随着许多保护措施的实施,近年来野牦牛的数量正在上升。
  被驯养后的牦牛,成为青藏高原居民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当今世界,牦牛总量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大约为1800万到2000万头,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如尼泊尔、不丹、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目前,中国拥有占世界牦牛总量大约92%以上的牦牛数量,它们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四川、甘肃、新疆、云南等省区。这些地区大都是高海拔地区,海拔都在2000到5000米。
  《南风窗》: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很多人就这样把价值不菲的,或者对他们个人来讲有特殊意义的东西捐给博物馆?
  吴雨初:两方面,第一,牦牛博物馆说是牦牛博物馆,实际是藏文化博物馆。他们都希望,比如画家,他们希望能在西藏留张画。其次,我不是收藏家,我自己不收东西,我也不是商人,我不为赚钱做买卖,我就是为了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所以很多人很感动,就说太不容易了,我们把这个东西送给他吧,让他做博物馆。我说,你想来看的时候就来看。另外,我就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了一些。建起来以后,办馆还是有一些理念的问题。
  《南风窗》:什么样的理念?
  吴雨初:比如说,一个博物馆,我如果是一个普通观众,听说牦牛博物馆后来看一看,看完以后就不会再来了。所以博物馆很多都是一次性陈列,一次性观展,这是很落后的理念。我现在就在博物馆里留一块地方,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现在艺术家们都特别愿意,文化界都认可,有什么展览都在这儿办。这样一年搞很多次活动。有些没参观过牦牛博物馆的人说,有画展我们来看看,顺便看一下牦牛博物馆。有些已经来过牦牛博物馆的人,说有画展我明天还得去,看看有什么新东西。这就成为大家有念想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牧民到拉萨朝佛,说这个地方有牦牛博物馆,我们要去看看。有的老人在城里有孩子,就带着自己的孩子,有的是四代人到这儿来看,因为城市人他不知道牦牛跟藏族到底有什么关系。
  《南风窗》:一个人在馆里这么走着,还是有点成就感的吧?
  吴雨初:有一点吧,老了老了,最后做成了一件事。这事其实在心里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做好以后我都交给拉萨市了,从经济上没有任何关系。这儿哪有自由?整天就在这儿待着,一天到晚像个店小二似的,整天接待。我还想到国外去旅游,自己还做点学问什么的。但是毕竟现在这段时间,团队还没成长起来,筹办时只有5个人,他们过去连博物馆都没见过,现在我认为他们也是半个专家了。因为要按照《公务员管理法》,有些人就进不了,但有些人我想办法借调,给调进去,现在要有编制,逢入必考,没法弄。
  《南风窗》:你要待到什么时候?
  吴雨初: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不知道,待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吧。我做牦牛博物馆,包括现在在西藏,你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我翻车翻过好几次。从那时候我留下一个习惯,我每次出去就留一封遗书,现在我还有,遗嘱就是,如果我在这儿死了,给我天葬。所有的事情全部安排好了,明天死也没关系。
我做牦牛博物馆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理念,朝开馆,夕死可以,就是说,我早上开了馆,晚上死了都没有遗憾了。但现在活得还可以。在西藏这个地方,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就看你怎么评判了。在这个地方,不像我们在内地整天的欲望那么多。内地我不太愿意在那儿待,也有很多原因的,就是陌生人一见面会评判你:你当多大官,你住多大房,你挣多少钱,你有多大名。我压根不承认这个价值标准,我不认为这是价值标准,但是价值标准是什么?我最近在读一些书,其实人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人的价值到底何在?
  《南风窗》:近几年兴建博物馆成为现象,但是在西藏做牦牛博物馆,应该会有更多困难吧?
  吴雨初: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的场所。“博物馆”在最早的拉丁文中,含有“智慧之神寓所”之意。近年来,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各地的国有和民间博物馆方兴未艾。除了综合性博物馆外,也出现了一些专题博物馆。走进博物馆,成为更多民众的文化选择。
在藏语里,是没有博物馆这个词的。博物馆的概念是从西藏博物馆开始的,当时找人翻译这个词不好翻,没有现成的。现代博物馆的概念在西藏根本就没有,布达拉宫不就是博物馆嘛,但是作为现代博物馆,这个概念是没有的。西藏博物馆当然是非常好的博物馆了,但是它展示的东西更多是佛像、唐卡什么的。而我们就是跟老百姓最切合的展示,每个人都见着牦牛,他们会想,为什么牦牛可以建一个博物馆?
在牦牛博物馆最初的设想和筹建过程中,有很多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建牦牛博物馆?其实牦牛的被驯化、被畜养、被役使、被广泛利用,以及被产业化、被精神化、被艺术化,是人类文明进程宏伟篇章中的独特传奇,这是一个极好的博物馆题材。牦牛博物馆是一个以牦牛为载体、表现牦牛与藏族关系、展示牦牛驮载的高原文化的专题博物馆。在很多人对牦牛博物馆还持怀疑态度时,最早理解牦牛博物馆的却是高原牧民。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博物馆”,我们就给牧民介绍,这是一个“亚颇章”,意思是“牦牛宫殿”,他们马上就理解了。
开始来的时候根本没人相信,说这个老头神经病,牦牛怎么能做一个博物馆呢?你一个人怎么做一个博物馆?做人的博物馆都做不过来,还做牦牛博物馆?后来当我们做成了,他们也很高兴。
  《南风窗》:怎么回答人们会问牦牛博物馆能展示什么物件?镇馆之宝又是什么?
  吴雨初:博物馆不是古董店,也不是鉴宝所,从反映人类历史生活和文明进程的意义来说,所有藏品同样都是有价值的物证,所不同的是其稀缺程度和由此造成的市场价格。在西藏牦牛博物馆里,有一堵专门请牧民垒砌的牛粪墙。可能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里,也没有把牛粪作为展品的。但牛粪作为牦牛产区历史上最重要的燃料,曾经温暖了世代牧人的生活,这不就是历史生活的物证吗?
在筹建牦牛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们在牦牛产区进行了近3万公里的田野调查,也征集到一些非常稀缺的藏品。这些稀缺的藏品,并不仅仅因为它们的价格有多么昂贵,而是因为它们真切地印证了牦牛与藏族的关系,是牦牛文化的象征,它们本身包含了遥远而丰富的历史信息。
博物馆是公共性、共享性的文化机构。国外有一套资助博物馆的办法,我们国家也在探索试行,也会越来越完善。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行是需要资金的,但博物馆本身是公益性、社会性的,博物馆不是交易所。即使是私立博物馆,也不能成为贩卖地。西藏牦牛博物馆现有的藏品中,大约有50%是当地人民无偿捐赠的,这在中国的国有博物馆里,也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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