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激辩欧洲前途

《欧洲的复兴》的作者所提倡的,一个价值中立的、多元文化形态的、无视基督教的普世共同体—“欧盟”帝国,正是今日十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所反对的。
 
作者:荣智慧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7-11-23 收藏
  巴黎街头有这样一场表演:一个自行旋转的大圆盘上,半是楼梯,半是蹦床,三个穿戴灰色衣帽的人,轮流从楼梯跳下蹦床,再被弹回。整个表演名叫“历史进程”。
  这令我想起,最近引爆欧洲舆论场的一篇文章《一个我们信靠的欧洲》。此文由欧洲十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联名发表,明里暗里指称“真实的欧洲”是一个民族国家为本的、基督教的、等级制的、反同性恋的民粹主义共同体。
  类似的关于欧洲身份和前途的大讨论,我记得还有两次,一次是伊拉克战争期间由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联名发表的《欧洲的复兴》触发,一次由二战结束后法国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和德国哲学家施米特(Carl Schmitt)的通信引发。
  什么是欧洲真正的命运?言人人殊。我们不妨从历史中寻找“蛛丝马迹”。
 
  “真假欧洲”
  激起反弹的《一个我们信靠的欧洲》公开声称,欧洲文明的遗产正被挥霍殆尽,现在的欧洲变成了一个“虚假的欧洲”,即一个由金钱和律法支配的“普世共同体”,无视基督教的伟大传统,不加限制地鼓吹自由,崇尚多元文化主义……
  这篇檄文针对的,正是“由金钱和律法支配”的欧盟。欧洲联盟首先是一个经济共同体:从1952年的欧洲煤钢联营到1958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从1993年的欧洲联盟到1999年的欧元区,经济联合一直是主线。至于律法,有“欧盟宪法条约简化版”之称的《里斯本条约》,可以称为统摄欧洲的法律。
  如果欧盟要为“虚假的欧洲”背锅,那么“无视基督教”“鼓吹自由”“多元价值观”等指责,针对的就是欧盟所鼓吹的“老三样”:理性、自由、中立。
  这场公案要从2003年说起。当年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任西班牙首相背着法、德等反战的欧盟国家,邀请支持战争的欧洲国家向布什表示忠诚。对此感到震惊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觉得有必要振臂疾呼,以理性、自由、中立的原则重新定位欧洲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和位置,乃至重建国际权力分配机制。
  哈贝马斯身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因“交往理性”和崇尚价值中立而声名大噪;德里达则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后现代理论家之一。他们在共同署名的文章《欧洲的复兴》中宣称,欧盟已经是一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管理模式,由于民族国家层面的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已经陷入被动,那么欧盟以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形态出现并非不可想象;同时,既然基督教已经和资本主义、科学技术一起扩散到了其他大陆,就不属于欧洲独享的特质。
  这两位大师也强调,欧洲由多民族国家构成,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一直一触即发,为了调和这些文化的多元性,调和“城市和农村、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之间的冲突,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冲突,政治统治和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欧洲文化必须相互承认差异性,承认他者身上的他性。
  也就是说,《欧洲的复兴》的作者所提倡的,一个价值中立的、多元文化形态的、无视基督教的普世共同体—“欧盟”帝国,正是今日十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所反对的。
  不过,从《一个我们信靠的欧洲》不点名批评“后学”, 批评“1968”等等,更可以看出十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念念不忘的,不仅是对14年前的《欧洲的复兴》的反戈一击,背后更是对欧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欧洲战略、欧洲理念的批评。确实,近年来欧洲愈演愈烈的分离主义问题、宗教问题和恐怖袭击问题,令人们看到的远远不是一幅欧洲复兴的景象。
  理解这场旷日持久的“左右之争”,我们需要把目光拉回到半个多世纪之前。正如最近的檄文所说,当代欧洲面临的第一次挑战,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时雅尔塔会议确立了美苏的势力范围,却只留给欧洲一个阴暗的角落。
 
  “今天下三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铁幕”徐徐降下,这头是美国,“立国已历三十二世”,“拥百万之众,挟联合国以令诸侯”;那头是苏联羽翼已成,“据欧亚大陆,国险而民附”,而欧洲南通地中海,北至北极,东可阻红色帝国,西可拒美利坚……对于天下三分的局势,不少有识之士都看出了门道—必须发展一种新型的跨国合作形式。
  1945年,铁幕尚未显露,亚历山大·科耶夫就发现,任何一种想把法国当作一个民族国家并重建其权威地位的努力,都是痴人说梦。美英的联手和苏联的雄踞,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学和国际法理念约束的“民族国家”,变成了全球性的帝国霸主;德国为了避免被苏联吞并,已经无可挽回地投奔了美英帝国。
  因此,作为法国财政部“高参”的科耶夫,向总统戴高乐进言“新拉丁帝国”。这一帝国环绕地中海沿岸,囊括诸拉丁民族,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共同精神和文化资源,法国将在这一帝国里充当领导角色,由此在斯拉夫-苏维埃帝国和美英帝国把持的战后世界里,找到自己的政治方向。
  “新拉丁帝国”将是一个由欧洲的天主教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同盟,有自己的军队保证和平时期的威慑力。科耶夫当然也想到了地中海世界里的伊斯兰问题,他希望宗教分歧和殖民宿怨可以通过有着“共同地中海气质”的民族、国家、地区的民主关系得到缓和。科耶夫的信心在于,几千万的穆斯林中,有着自由民主追求、又同时不愿意被美国文化同化的人,绝对不在少数;就凭这些人的强烈愿望,地中海世界的“新拉丁帝国”就大有希望。
  作为法国驻欧共体的代表、欧盟的缔造者之一,科耶夫起草的关于欧洲共同体海关税则的协定,至今仍是欧洲经济体系的核心规章之一。科耶夫并不是传统的政客,他出生于莫斯科,原名亚历山大·科热夫尼科夫,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1933年移居法国,在巴黎高等实用学院讲授“黑格尔《现象学》”,一众弟子都是日后轰动江湖的思想家:乔治·巴塔耶、雅克·拉康、安德烈·布勒东、莫里斯·梅洛﹣庞蒂和雷蒙·阿隆,还要算上没来听课、只拿到笔记的萨特和加缪—科耶夫由此得名“后现代之父”。
  科耶夫因为出身资产阶级,被十月革命后的莫斯科大学拒绝入学,因此才在德国读书。科耶夫流亡到法国之后,还给斯大林写过“人民来信”,但是没有回音。据知情人说,那是一封关于俄国国策的信件。
  也不奇怪,像科耶夫这样的纵横家,不仅作风放浪形骸,也没有“祖国”的概念,更不会需要“祖国”。同时,声名鹊起的科耶夫,开始进入卡尔·施米特的视野。后者是德国思想家,提出过不少法学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实质法治国、法律与主权的关系等等,和海德格尔齐名。
  施米特一生致力于法理学,他提出“大空间”理论,就是为了和普世性的帝国(美国式的、苏联式的,甚至欧盟式的)分庭抗礼。在《大地法》中,施米特指出“大空间”是一个介于国家和世界政府之间的国际法单位,但是又和普世主义的帝国不同。它宣称了一种优秀民族的领导性作用和绝对性的道德、价值准则,各个国家以独立的民族国家形式组成“联盟”,捍卫种属、血统、土地所规定的政治现实。
  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陆地与海洋》等著作里,施米特也直言不讳,寄希望于一个强大的德国担当振兴欧洲的使命,并以一种律法的形式存在。由于1933年施米特加入了纳粹党,“大空间”理论又伴随着“第三帝国”的扩张,因此施米特虽然学说影响深远,名声在外,但并不得志,长期戴着“纳粹主义”的帽子,战后被逮捕并移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最后未被起诉获得开释。
  施米特和科耶夫从1955年起开始通信,两个人都将对方视为可靠的、为数不多的、值得一谈的“对手”。在信中,他们完全没聊德国与法国的欧洲霸主之争,也未提到“新拉丁帝国”和“大空间”的对立,他们聊的到底是什么?
 
  “已有之事,后必再有”
  支撑科耶夫“新拉丁帝国”理论的是“普遍均质国家”。这个概念可以这样理解:地球仿佛一个大西瓜,只要拿着刀从任意角度切下去,切出来的部分不会存在任何历史的、政治的等等任何界限,所有部分都一样,对调也无关紧要。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任何本质性的差别,也不会遇到真正“陌生”的东西—地球这个西瓜完全、彻底地均质化,所有的历史、传统、文化、民俗都可以被切割,再重新排列、组合。  
  除了空间的均质化,时间也是一样。通过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科耶夫认为,“被承认的欲望”才是人性的最基本要素。为了获得承认,人与人之间的血腥战斗在所难免,结果却是一些人变成主人,一些人成为奴隶。可一旦主人和奴隶都得到了“承认”,历史必将终结;历史终结之后,每个国家都将是普遍均质国家。所以,《旧约·传道书》中所说“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将成为现实。
  他在给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再过一二十年,就连一个‘非黑格尔主义者’都会看出,东方和西方不但需要的是同样的东西,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到时‘联合’将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新拉丁帝国”云云,只是科耶夫的短期战略—择其相近而普遍均质化而已,人类的千秋万代,迟早会日复一日走过“圆环”。
  施米特可不这么想,后现代哲人最喜欢取消一切意义,而保守主义者往往要坚持绝对性的意义,而且世界的意义归根结底是“政治”的。在《政治的概念》一书中,施米特强调,政治和经济、道德、审美一样,是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区分活动;如果划分利害、善恶、美丑是经济、道德、审美的标准,那么划分、定义“政治”的标准,就是区分敌友。如果取消这个政治性的敌友概念,那么所有政治的观念、提法,都成了空洞的幽灵。那么,谁有资格划分敌友?施米特认为是“主权”国家。
  施米特进一步指出,启蒙之后,人民主权是各个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既然主权在民,而人民总是具体民族国家中的人民,人民只能生活在民族和国家的共同体之内,那么多元主义联盟里的“主权冲突”就不可避免。像科耶夫所规划的那样,欧洲用一部超越国家的宪法,来制约各个成员国的权利和责任,消解国家的主权,就彻底意味着“政治”的消失,导致一个滑向虚无的世界。施米特暗示,科耶夫这个玩世不恭的“玩笑”,最终需要以人性作为代价—道德对立的终结,意味着道德自主性的终结。
  当然,科耶夫和施米特的通信,以及法国与德国的暗地较量,最终没有一个“胜负高下”,尽管看起来像是科耶夫“赢了”—毕竟欧洲共同体已经完成了经济和司法的一体化,也已经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普遍均质国家”的构想。
  回顾一下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的事业,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和今日的欧盟蓝图比较接近。而且,在欧洲一体化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政治家、高级官员,往往扮演着领导性的角色。唯一和科耶夫的谋划相差甚远的,是地中海世界的四分五裂。欧盟也确实想过经营地中海,但因为以色列问题和塞浦路斯问题 (更不用说美国的“插手”),这个宏伟的构想受到了巨大阻碍。
  而施米特的事业依然像一个幽灵,提醒着今天的人们欧洲整合过程的艰巨。其实当年通信之后,事情还远没有结束。施米特于1963年发表了《游击队理论》,提到了“利益第三者”,即生存在国家、民族夹缝里并且依托乡土的游击队员。他们的整体品性是反现代性的,又在竭力为自身存在辩护—如今泛滥的“恐怖分子”,很可能就是“后现代”的游击队员。如果科耶夫的构想有所实现,那么施米特的预言恐怕也惊人地准确—“9·11”彻底改变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国际关系,也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大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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