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GDP”时代,超大城市如何赢得未来?

未来,衡量中国城市治理的标准,将不再是GDP数据,而是它的公共治理能否有助于实体经济利润表的改善。唯有利润表改善,“不忽悠”的真创新才会水到渠成。

作者:谭保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1-02 收藏
  2017年7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由国家统计局印发实施,按照新体系,“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不再作为中间投入,而是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国内生产总值。”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从2017年三季度起,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极大变化。此前,按照传统的GDP统计原则,只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纳入统计。因为研发投入产生之时,生产部门尚未形成最终的产品和服务,所以研发只能算作“中间投入”,并不纳入GDP统计。但现在,这一情况改变了。
  GDP统计口径之变,原因显然是有关部门希望GDP除了体现量,更体现城市实体经济研发的活跃度,这是口径之变的本源。在某种意义上讲,口径之变其实宣告城市GDP“数字竞争”时代的终结,它绝不能发展成为另一个标准下的城市GDP争论。否则,反倒让一项十九大之后富有“正能量”的统计数据变革,偏离了初心。
  放眼纽约、东京、伦敦、巴黎等全球超大城市,从优良的公共治理经验,以及实体经济的运行规则来看,研发和投入的多少,只是一种表面的结果,而研发投入的意愿和能力,必须有赖于对营商环境的长期打造,特别是能实打实地改善企业的利润表。
  “后GDP”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的超大城市将如何赢得自己的未来?
 
  创新的本质和最大敌人
  统计口径之变,是为了鼓励创新,而不是为了新的“数字竞争”。这里,有必要讲一个美国的故事。
  说到美国人鼓励创新,很多人都会说现任总统特朗普减税,比如他的减税方案将把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0%,这既会吸引企业回流,也会极大地鼓励企业研发。其实,奥巴马才是当之无愧的“鼓励创新”的总统—至少,在繁琐的政策文件制定上,他是的。
  在奥巴马即将卸任之时,白宫网站发布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这篇“雄文”总结了卸任之前的几年,为提升美国的创新能力,奥巴马所推出的100项科技创新政策。整整100项,真是卷轶浩繁。
  比如,文章强调,2009年2月颁发复苏法案,设立183亿美元用于研发,创下美国历史上研发费用最大年度增幅。之后,奥巴马每次提出的预算都将研发费用放在首位。此外,还有一条是对研究和实验(R&E)实行永久税收抵免的政策。
  有意思的是,奥巴马签发了这么多文件,但他“鼓励研发”的印象却很少被外界所知。为什么?显然,他方向有问题。
  实际上,鼓励研发最好的手段并不是政府的财政扶持,也不是针对研发本身的抵税鼓励。无论中外,在税收实践中,如果以抵税鼓励研发,很可能引发“假研发、真抵税”的企业套利行为。
  此外,税务部门往往会对抵税项目进行严格规制,这种操作,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控制道德风险,但换个角度看,这其实是税务部门在“指导”企业研发。最终结果是,企业可能“假研发”,或者做一些并不符合市场需要,但可以抵税的“劣质研发”。
  那么,真正鼓励企业研发的手段是什么?首先,必须把研发自主权交给企业,而不是由权力部门通过“抵免”手段设定研发领域和项目。市场瞬息万变,产业日新月异,企业才冷暖自知。
  企业有了自主权,如何才会加码研发呢?必须有利润,利润真正归属于股东,“有恒产才有恒心”,这是一个放之四海,最简单却时常被故意复杂化和模糊化的道理。如果归属于股东的财富不断被“外力”特别是权力所蚕食,那么企业加码研发的热情必然也被摧毁。
  提升企业利润水平最直接的手段,是“降成本”。在企业利润表上,销售收入减去众多成本项便是利润。在这些成本项中,两项成本最能体现这个经济体的治理特征:一是税收,二是地租。在西方,高福利倒逼税收走高,所以特朗普对症下药,用了最“简单粗暴”,也最有效的办法—下调公司税(未来可能发债弥补赤字)。商人出身的他,显然比律师出身的前任更了解企业主。
  奥巴马的100项创新政策,在世界上激起的波澜,竟不如特朗普的一张“A4纸大小”的减税药方。这种看似荒谬的反差,并不奇怪,它是由创新这项活动的本质决定的。
  在中国,企业创新最大的敌人是“外力”导致的成本走高,这蚕食了企业加码研发投入的能力和意愿。一线城市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阶段”的地租,这已经是一个在所有口径中都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实际上,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出台大量减税文件和决议。但除此以外,企业在“非税成本项”方面,降成本特别是降地租,依然有待改善。
  在一线城市2016年的房价暴涨中,广州是最温和的一座城市。有观点认为,一线城市对资金(包括炒房资金)的吸引力代表资金对城市的“预期”。如果用缺乏“良心”来解读这样的观点,显然没有力量。
  这种观点真正的问题是,它忽略了实体经济内置的运行特征,以及政府公共治理的主观能动性。一座真正有雄心和责任的城市,会通过科学的城市规划、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给企业“降成本”,为企业利润腾出空间,把创新的资源和欲望注入企业的利润表,而不是做大“创新数据”,尽管后者可能成为GDP增长的“新动力”。
 
  严控地租和城市自信
  严控地租的一个代价是,它必然影响城市的某些数据,首当其冲的是GDP。
  房地产对GDP的拉动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当年新增、最终的房地产“产品和服务”会计入GDP,比如新建新售的商品房,其市价越高,GDP也越好看。GDP统计的数据是“流量”,而不是“存量”,因此必须是当年、当季新增的产品和服务,所以房价突然爆发,GDP必然走高。
  2011年,《中国经济周刊》发布的一份《2010年中国地王图》显示,如果把北京的土地全部卖掉,价值超过美国一年的GDP总量。现在,经历这几年的暴涨,不要说北京,恐怕部分一线城市的一个行政区,甚至一个街道的地皮价值就会轻易超过西方一个经济强国的GDP。
  二是房地产对其他行业的带动,又反过来进一步放大房地产对GDP的扩充。按照通常理解,房地产拉动建筑、运输或者家电、家具消费等。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部分一线城市,房地产对金融行业的带动作用越来越大。
  比如,由于房价高企,工薪族如果以家庭现金流计算,几乎丧失了炒房能力。当炒房的资金门槛走高,这就要求市场上开发更多金融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实现资金的跨期限配置。于是,金融服务业开始在部分一线城市爆发,而金融业本身的增加值也成了贡献GDP的一个源头。
  在中国几个超大城市中,广州有点与众不同。它表现强劲的,刚好是那些“去地产化”的数据,比如城市居民的消费品质和能力。
在统计中,有两个和消费有关的口径,一个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另一个是居民消费支出。不过,后者的统计口径中包含了居住支出,而前者则是“去地产化”的,主要包含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
  2017年前三季度,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4%,而北京为5.4%,上海为8%。此外,就总额来看,广州为6888.89亿元,深圳仅有4342.80亿元。考虑到两座城市的人口差距并不算大,可以看出,广州的人均数字远高于深圳。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稳步增长,代表着城市的消费能力并未受到高房价、高房租的挤压。换个角度看,它并非居民受惠这么简单,背后是营商环境的品质和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比如,居民的消费被货币化之后,呈现到实体经济(包括那些互联网+的创业企业)的利润表上,就是销售收入,最后将贡献于利润,为企业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条件。
  广州的另一组数据更是对房地产“说不”。2017年,广州森林覆盖率达42.31%,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1.8%,这两个数字在中国一线超大城市中都处于领先水平。
2017年8月,广州通过了《广州市国家森林城市品质提升建设规划(2016-2020年)》,提出广州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广州花园”,将对标纽约的中央公园。在全国的超大城市中,广州首先提出建设一个以城市命名的花园,这代表了建设宜居城市的方向。当然,也意味着GDP的损失。
  但这恰恰体现了城市经济转型的决心。实际上,宜居之城,也是建成一个真正的国际性资源配置枢纽的内在要求。伦敦和纽约是全球最顶尖的两大“枢纽”,但它们都以城市中心有大公园著称,一个是海德公园,一个是中央公园。从航空俯瞰,它们都是冰冷的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一点人性暖意。
  遏制地租上涨,打造花园城市,代表着这座城市在经济上的一种自信。而广州的自信,更来自于对未来的能量储备。
 
  枢纽城市和动能储备
  近两年来,广州经济最大的亮点是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在改革开放将近40年以来,这是广州经济不曾有过的一次大转型。不妨看2017年的几组数据。
  2017年3月,富士康增城项目动工,投资610亿人民币,将建设10.5 代8K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预计2019年量产,年产值千亿级人民币。
  这是广州改革开放以来吸引的最大单笔投资,也是富士康在深圳的大陆总部之外最大的一笔投资。更重要的是,根据郭台铭自己的表述,伴随着这笔投资,富士康将吸引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上百家上下游企业入驻,形成一个全球最顶级的显示产业超级生态系统。未来产值,远超千亿。
  2017年6月,GE(通用电气)生物科技园项目在中新广州知识城动工。该项目是GE在亚洲首个生物科技园,将打造世界领先的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创新特色园区。未来,年产值预计40亿—80亿美元。
  生物科技园的未来并不完全在于GE本身,更在于巨头带来的鲶鱼效应,即这条“大鲶鱼”对全球生物制药产业积聚广州的带动。比如,伴随科技园的启动,专注研发全球领先抗癌的创新药企百济神州在中新广州知识城落子动工,总投资22亿元。随后,绿叶集团等生物医药项目也在GE的引荐下,表现出落户广州的意向。
  按照广州发布的《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17-2021年)》(征求意见稿),到2021年,广州生物产业规模实现5000亿元,增加值达1200亿元,占GDP比重超过4%。目前来看,这一计划正稳步从蓝图变为现实。
  2017年10月,思科(广州)智慧城项目启动,将在广州番禺打造一个3.59平方公里的思科智慧城,项目的年产值同样将达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2017年,广州了发布“IAB”计划,将重点发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些集群正是广州之前所缺乏的,更是未来所亟需的。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产业一直以商贸、化工和汽车为主,对IAB产业的打造,这完全可以看成是广州经济领域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改革,即颠覆了城市经济原来的小而散的发展老路,而是以高端要素的吸引利器—大项目来吸引全球最前沿的技术和最具创业雄心的资金。
  二是开放,项目都以全球最优秀的行业领军企业为主,有全球性的视野。当今这个愈发扁平的世界之中,唯有全球视野才能真正踩准产业变革关键节点。这正是广州的远见所在。
  2017年前三季度,北京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上海为6.4%,而广州是7.4%。固定资产投资是再生产扩大的主要指标,广州在这一指标上远超京沪“老大哥”,足以说明广州的活力,更说明了广州在动能的储备上,铆足了干劲。
  实际上,对于一座位于中国生产性地带心脏位置的一线城市而言,要做大GDP数据并不是难事,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面向未来,着眼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勇于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广州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在每一次改革创新的浪潮中都走在前列。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的召开,可谓恰逢其时。在这场国际商界盛会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智造”的崛起,听见了创新与开放的“中国声音”。美国时代公司首席内容官兼《财富》杂志主编穆瑞澜(Alan Murray)在接受《南风窗》专访时,对广州的营商环境由衷赞赏。他还抛出一个颇具深意的观点:全球化遭遇“逆潮”,城市却大有可为。对那些有雄心的城市来说,未来的重大挑战是,能否为企业提供最好的营商环境。
  广州正在赢得这场挑战,时间会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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