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希望,我在路上

迥异的背后,也有共同的标签,那就是善良的民众。

作者:韦星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1-02 收藏
  2017年12月,出差旅途中的一家酒店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打开电脑,登录稿件系统,查询过去一年究竟写过什么稿。
  目的是回忆和梳理过去一年的经历和遭遇。我发现我去了全国13个省份,一年在外时间超过三分之一,接触了大量南来北往的人,感受着他们的激动、愤怒、高兴、失落和平静,也在奔波中收获别人的冷落、拒斥、质疑、理解与支持。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否通过查阅过往文章来完成对往昔的梳理与回忆?能否勾勒出过去一年里,自己接触的这些事所发生的共同逻辑?这样,让我更好提炼出2017年我所认为的关键词或年度表情。
  遗憾,这基本很难。我为此焦虑好几天。恍然间,突然觉得:这其实就是件很幸福的事!对新闻人而言,“没什么事儿”可能是非常可怕的事,但“No news is good news”对个体、家庭乃至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是个可以说得上幸福的年份。
 
  带着希望上路
  2017年1月,我的采访起步于广东,当时是做关于普通中国人对新一年期许和希望的选题。我采访了创业者、公司普通职员,我发现平静的年份更替背后,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潜存着一种暗示,那就是:不好的那些终于过去了,我又一次迎来了崭新的一年!
  人很奇怪,对自然界的自然更替和轮回,当被赋予“新年”时,一切就又让人自信满满、神清气爽,人们带着梦想和希望,乐观上路。
  不过,当新年逐渐远去,工作和生活的跌跌爬爬,又将人们拉回本位,让他们正视现实。这以后,他们开始坦然面对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意外之事。
  比如广西河池市政府“变心”—市政府决定从金城江搬迁到宜州,这引发当地官民的关注,但和普通市民、商人的絮絮叨叨不一样,官方保持着公开姿态时的沉默。但不影响我在采访上的突破和对真实“官意”的了解与把握。
  所以,对这些向我倾心表达的人,我心存感激:他们或是我的校友,或是《南风窗》的忠实读者。也因为如此,采访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我从没有绝望过,我相信,一定有人会帮助我,如果没有人帮助我,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对人,那个人或许正等待我前去采访呢?
  心怀这种信念,冥冥之中,感受和触摸到它的存在,所以我总能带着希望上路。这一点,和我所接触的诸多受访对象一样,即便他们暂时面临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顿,但片刻消沉后,他们说服自己,迎接挑战。他们也因此不断影响和激励着我。
  何芳是一位在深圳流水线作业的外来务工者。记得2017年年初,为采访外来工归途的困境,我从广州坐火车赶到深圳,然后打了个长途的士跑去采访她,但下车时已是凌晨12点30分。当时,她和她舅舅就这样在路边的一家大排档等我。
  风从大排档的帐篷外灌了进去。见到笑嘻嘻的何芳,以及那个倦意爬上眉眼的她的舅舅,我内心充满愧疚—“这得是个多大的采访呀?”内心里,我不断骂自己。但他们一笑置之,恬淡而轻松。可所有写在他们脸上的轻松,最终都成了刻在我内心里的一道道疤痕,很深,沉甸甸的。那一晚,我重新审视自我,检讨往昔,也重新审视底层社会。
 
  人民的主流
  曾一度,我对底层人有不一样的看法。这种突变,源于我所接触的底层社会和传统教育上灌输的“人民群众”的形象,有些出入。在教科书里,农民伯伯是淳朴的,是忠厚老实的。
但从校园走出来后,我们接触到的,不完全是这样。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是:多变、自私、嫉妒、市侩和滑头。
  因此,类似针对农民和小市民标签化的批评,逐渐出现在一些社会精英群体笔下。底层社会固然有些可恶的人,但精英群体类似情况也不少。从传播角度来说,人在接受信息时,倾向于倾听和认可刺耳批评声,认为这才是真理。
  当这种批评声反复出现在自己视野和耳边时,就使我们对一个群体形成可怕的思维定势。慢慢地,不知不觉中,我们开始站队,并加入到在语言和行为上,不断加害于某个群体中的一份子。
  后来,不断深入接触,我对社会底层有和过去不一样的认知,这种认知即便在我工作上遇到他们“不配合”,甚至“加害”时,我都没有愤怒。因为看问题还要全面,认识和评价一个群体,也得看整体。
  在这个问题上,对个别官员的看法,我并不认同。有个已经辞职的官员曾经说贫困户不懂感恩,有“我是穷人我怕谁”之类现象。
  我们知道,老百姓本就是复杂多元群体,现实中,一些老百姓确也呈现让人愤怒的一面,但如果把个别老百姓的劣根性在公开场合放大,他的下属还可以更好对待老百姓吗?
  高层一直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人民中还有些“不优秀、有缺点的人民”,而是因为如果领导不提出这样的主张,政策施行很可能被基层干部曲解和打折,进而误伤到绝大多数的好的人民。
  所以,“向人民学习、依靠人民、保护弱者”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应该是社会精英所极力倡导和遵循的底线,只有这样,阶层之间的弥合力才会越来越强大,并最终形成力推社会发展的巨大合力。这样,大家才都是安全的,我们的社会、大家的子孙也才有幸福可言。
 
  收获幸福感
  过去一年,在广西、湖北、云南、山东、河南等13个省中行走、采访、书写,最大的收获是各地迥异的人文风情。但迥异的背后,也有共同的标签,那就是善良的民众。这和互联网上看到的一些戾气并不一样。
  我认为,互联网下的这种感觉更真实、可靠,因为它普遍存在于广大农村社会,存在于一个占绝大多数的中国里。
  身处舆论漩涡,有时,我也会搜寻些“热点”题材调查。但随着调查深入,我渐渐不敢开口说话,不敢动笔书写。因为,一个急剧变迁的行业中,自媒体公号四处开花,人心浮躁,以至于反转新闻不断。
  但稍微深入调查和核实,你就发现:很多极端事件的背后,大都是主要信息被隐瞒或削弱的结果。
  比如农民歌唱家朱之文,早前,他被描述成一个“因出名、富有,永不知足的村民天天喊着他捐款,且村民借了他一百多万元,无人归还”。这样,朱楼村村民,就在万千网民的唾沫中,长期浸泡着。
  我采访发现,借朱之文钱的,就是他哥哥、姐姐和堂兄弟,可他家族内部的烦恼却让他所在的整个朱楼村村民背黑锅—无论这是他有意还是无意的玩笑话,确也伤害到绝大多数村民。
  这事,采访前,我应有个常识:通常,他会四处借钱给村民吗?遗憾的是,我没有了这个常识,只在实地采访中,经村民指点,这个一度被情绪所掩盖的常识,才抬起头来,回到现实中。
  过去,我一度认为,强调常识主要是针对大众,但这次经历让我觉得,强调常识不只针对普通人,有时候,常识对所谓的社会精英群体而言,是更为重要,因为人一旦离开他所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与土壤,思维就容易短路,甚至使得精英不如大众的大概率事件得以出现。
  因为互联网是面哈哈镜,它放大我们对某个事件的感官,我们的感官也在这种放大中,被哈哈镜的先入为主占据了主体思维,挤占我们对现实的客观理性认知。
  当然,不断放大的互联网,也有好处:它让“天高皇帝远”的偏僻之地,也难以出现伤害民生的极端事件。采访中,面对那些拿智能手机联通上下的民众,我已经很难听到或看到因“天高皇帝远”才遭遇恶政的现象和抱怨了。这是可喜变化。
  但和乡村社会基层民众比,城市安全指数则成为很多中产最为焦虑的痛点,他们花高价钱,让孩子到贵族幼儿园上学。他们花高价雇请保姆,希望孩子得到更好呵护。但一起起极端案例的发生,终于迫使他们明白: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买来安全感……
  为此,他们恨不得自己多长几双眼睛,其中一双留在子女活动的场域里,可他们没有。所以,他们只能依赖幼儿园的视频监控,依赖电梯里的视频监控,依赖各种各样的“天眼”帮忙盯梢—而且,还要祈祷关键时刻,这些视频监控不会坏掉。
  走过2017,普通的老百姓有笑也有泪,辛苦劳作,忍受苦痛,也有了更多的欢乐,更多的获得感。在路上,我们怀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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