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非法代孕的“亡命之旅”

这一切,她认为,都是因为她信任了一家代孕“黑中介”。

作者:向治霖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1-29 收藏
  “小寒”刚过,寒潮来袭。1月8日,上海气温降幅有7到8℃。在某儿童医院门口,两层玻璃门被频繁地打开合上。出入的人们裹紧外套围巾,把怀里的婴儿护得严严实实。
  冷空气在一开一合间吹门而入,门诊大厅里空气冷热不均,混着消毒水和药剂散发出的气味,每个窗口都排着长长的队。穿行大厅的人流多且匆忙,抱着孩子的人不停改换站位,眼睛直直朝高挂的电子显示屏张望。
  大厅背面,候诊区十几排金属座椅已无空位。两旁的电子操作平台也拥挤着人,随处是拿着医疗单的男人小跑而过。这里持续着嘈杂的人声,夹着医院的喇叭通知。候诊区背面的墙上,写着红色大字:一切为了孩子。
  璇和她五个半月大的宝宝在二楼,宝宝被阿姨搂着。璇在儿童保健科拿到单子,转身找电梯下一楼,找抽血的地方。针扎进宝宝的右手食指,他哭个不停。璇没时间哄他,她回到二楼排队。宝宝哭着,手指挠着耳朵,流了很多血,璇赶紧带着去了耳鼻喉科。回来时,璇拿到的号码前,还有8个号在排队。
  “我的心快被他哭碎了。”璇呻唤道,声线疲惫,她又说起她的常用句式:“老天对我真不公平。”
  无论在回忆里,还是当下,她反复说到这句话。唯一一次不同是在2017年3月,那是在柬埔寨的一家医院,B超机器检测下,她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宝宝—在代孕妈妈(简称代妈)阿星肚子里—的样子。她那时想:“老天对我真是好。”
  4年多来寻医备孕的辛苦,在那一刻得到偿还,她觉得值了。璇不会想到,情形会急转直下,随后的日子依然充满艰辛和“不公平”。而这一切,她认为,都是因为她信任了一家代孕“黑中介”。
 
  “看到它了!”
  2017年3月,璇扭伤了脚。她忍着痛到达柬埔寨金边,一拐一瘸地带着阿星去做B超,阿星已经显肚了。过马路时,璇扶着阿星,护着她走。
  医生知道阿星肚中的宝宝是璇的,但他不会中文,只能告诉璇:“girl!” 璇看着显示屏,宝宝似乎在蹬腿。医生笑着告诉她:“very good!”那一刻,璇喜极而泣。四年了,从被查出患有单角残角子宫的病症开始,璇一直寻找生育一个自己宝宝的办法。“这一次,终于不是一份报告一张协议,我真实地看到它了!”
  起初,璇并未想到找代孕,而是做试管婴儿后移植到自己子宫。2016年,神州中泰的客户经理梁经纬找到她,那时的她已经多次备孕失败。在梁经纬的建议下,璇到了柬埔寨金边的皇家生殖中心,她发现这家医院比过往去过的要大得多。检查后,一名陈姓医生告诉璇,她的身体很好,等“大姨妈”来了就可以打针排卵。
  璇再次看到希望,也接受了找代孕的建议。2016年10月24日,她开始打针促排,打了8天,每天要在肚子上打两针,她感到内分泌失调和肚子胀疼。取卵的过程中,医生从她卵巢抽出了3管瘀血。
  开始打针这天,璇提出要物色代妈。在神州中泰柬埔寨负责人小曹的带领下,她到了“代妈基地”,是一栋三层高的白色别墅。推门进去,一层是客厅和厨房,二层和三层左右各有一间房,璇看到地面很脏,七八个女性赤着脚坐在客厅的地上,楼梯旁边躺着俩。梁经纬解释,躺着的妇女刚接受完移植,15天内不能爬楼梯,过后就可以到二楼去睡觉。
  璇着重看了基地的冰箱,里面有肉有水果,她觉得挺好。在二楼的一间房内,她看见四五名代妈,一个叫阿星的代妈一直看着她笑,很亲切。璇接过阿星的材料,阿星生于1990年,她问阿星:“你(过去)生了几个?”
  阿星用手比划:“2个。”
  璇问:“怎么生的?”
  阿星把手放到肚子上,叉开腿,双手猛向下划:“顺产。”
  璇选了阿星,安下心后,继续回医院打促排针。她问梁经纬,神州中泰搭线皇家生殖中心需要多少中介费。梁经纬说:“中介费就算了嘛,医院的费用直接交给医院就行,我们都是老乡。”他还嘱咐,有什么事都可以叫小曹帮忙,小曹是公司安排在柬埔寨的专职人员。
  璇说,一开始,神州中泰公司的态度让她感到非常友善和体贴,便决定签订合同。神州中泰有32万、50万和65万三种套餐,璇选择了50万的套餐,“包(孩子)健康、包回国”。签订后,璇安心促排,阿星开始吃药养内膜。11月3日,璇被取出7颗卵子,璇的丈夫也在当地取精配合。11月15日,合子移植到阿星肚中。
  就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已然铸成。2016年10月24日,柬埔寨政府突然发布了针对商业性代孕的禁令,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展开大扫荡工作。辗转在医疗器械间的璇,一段时间后才知情,11月13日,她问神州中泰总经理梁涛:“最近都在说柬埔寨不能代孕了!我有些担心!”
  “不会,医院都能做。”梁涛答道。
  璇问:“我朋友都问我,以后会不会孩子抱不回来?”
  梁涛说:“这个你放心。我们都是用你们的名字办理的出生证。”
  
  分崩离析
  一纸禁令,打乱了璇与神州中泰的计划。而璇在当时寄希望于神州中泰,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迫近。
  璇和神州中泰彻底决裂后,就签订合同的时间在禁令之前还是之后,双方争执不下。璇认为,在柬埔寨颁布禁令后,神州中泰欺瞒客户签合约,“为了钱把客户置于风险当中”。
  神州中泰对此发了官方说明,称合同是在2016年3月签署,移植手术是在禁令之前做的,并不违法。但梁涛告诉《南风窗》记者,禁令和合同签署的具体时间他都不记得了,2016年3月公司人员开始和璇接触,并不是签订合同的时间。他表示,会确认合同及签署时间,但截至发稿,记者并未从梁涛处得到确认。
  而璇提供的材料显示,合同的落款时间是2016年11月1日,是在禁令发布之后,合同违法。
  璇说,她与神州中泰在最初建立的信任,就是这样被一点点揭穿的谎言瓦解,直到分崩离析。阿星的预产期是在2017年7月20日,她怀孕期间,璇3次飞抵柬埔寨看她,最后一次是在2017年6月30日,璇一直陪到生产结束。
  见到怀孕的阿星,璇发现她依然是一身粗布衣服,没有梁经纬当初承诺的孕妇装。她请了一位日薪100美元的翻译,用50美元包了一天的车,带阿星到商场从里换到外,买了几套衣服和奶粉,又用了1000多美元。而在交流中,璇从这名翻译口中,听到了基地翻译阿欣从没透露的事情。
  “(代妈)她们四五人住一间房,没有孕妇装,没有营养餐,要自己洗衣服。最过分的是,我自己花钱买给代妈的营养品、水果,都被管理她们的人(小曹)拿回自己家去吃了,代妈没得吃!”璇说。
  璇在事后向梁涛质问这些事情,梁涛推脱自己不清楚柬埔寨那边的具体情况,应找小曹商量。璇想到生出健康的宝宝是最重要的,忍了此事。此后看望阿星时,她就把阿星带到自己住的地方,给阿星买吃的添营养,“阿星每次来我这儿,都不舍得离开”。
  而梁涛一方所埋怨的,却是璇经常拖欠款项。双方合同约定,款项分8步支付,分别在签约(1万)、试管疗程(10万)、移植(4万)和怀孕的第3、5、6、7月(均5万)付款,最后婴儿健康交接时支付尾款10万,共计45万元。“她在当初选定的是50万的套餐,协商后公司特别优待她,降低为45万。”梁涛说,璇在3月以后的每一笔款项都延后支付,至今还有10万元的尾款未付。
  10万尾款未付,是因双方的矛盾在阿星的生产期彻底爆发。2017年6月30日,璇到了柬埔寨等待阿星分娩。7月4日,阿星到了璇的住处,近两个月没见,璇发现阿星出现缺氧症状。她带着阿星去医院吸氧,根据身体缺氧和胎盘出现钙化的诊断,她建议阿星做剖宫产。害怕剖宫产后无法继续代孕,阿星拒绝了。
  临近预产期,柬埔寨的负责人小曹却在国内成都,他告诉璇这家医院坑人,没事儿都能说成有事儿的,劝她回到安排好的医院X龙医院。到7月25日,超过预产期5天了,阿星却还没有生产迹象。璇带着阿星去了另一家医院,却惊讶地发现“宫口都开了3指了”。
  此时,璇却仍被通知尽快回到X龙医院,“说我选的医院一是贵,二是办不了出生证”。无奈之下,璇和阿星下午5点回到X龙医院,而后阿星被发现胎心不稳,要剖腹产。
  指定医院一次次的不专业表现,挑战着璇的神经。7月26日凌晨5时许,璇到医院看见了自己期盼已久的宝宝,是个男孩,“光光地,没哭”,医生说没哭就不给吃奶。过了一会,宝宝喝了奶,但璇发现没有人给他拍嗝,宝宝喷奶喷了30厘米长,奶渍全在床上。璇过去给宝宝拍了拍,“宝宝软得不得了”。
  7月27日,璇的婆婆赶到柬埔寨看孙子,看到的第一眼她哭了:“医院又脏又破,怎么会到这么差的医院来!”
 
  亡命之旅
  宝宝出生的第四天,璇和丈夫及婆婆接到宝宝,再也没送回去。8月4日,他们决定自己办理手续回国,不再依靠神州中泰。这个决定,开启了困扰璇至今的一次“亡命之行”。
  但在当时,璇不得不急迫地做出这个决定。她说,宝宝的黄疸症状非常严重,而完善的健康检查,如DNA和足跟血检测都无法在当地医院做,“联系神州中泰去做,他们只知道问我要尾款”。
  8月6日,崡和丈夫找了一名翻译,拿着宝宝出生证等到了外交部盖章,证明宝宝落地在柬埔寨,再去大使馆办旅行证回国,而后又到了移民局。8月8日,移民局一名肩上“五条杠”的工作人员称,他们查了入境记录,发现崡在月底入境时并没有大肚子。案件移送内政部,他们怀疑崡和丈夫涉嫌“拐卖孩子,贩卖器官等”。
  在“五条杠”引导下,璇和丈夫签了一份柬文协议,他们被告知下周一再去。到了下周一,璇和丈夫分两次给了“五条杠”5000美元,但一周过去,仍没有回音。
  璇说:“又过了一周,我就去找比‘杠’更大的官,找各种关系疏通。但一直等到9月初,我们找的人却说,这件事牵动的人太多了,不办了。”璇感到自己被骗,滞留在柬埔寨期间,她认识了同住一个酒店的两对夫妻,他们同样因为找柬埔寨代孕而滞留下来。三对夫妻同病相怜,从8月初到9月底,他们住在一起,女人各自带着孩子,男人不停喝闷酒。
  不久,第一对夫妻悄然消失,几天后才告诉璇,他们偷渡回国了,说:“你不跑,还可能入刑事。”9月26日,璇的婆婆先回国了,第二对夫妻也开始找当地“蛇头”,计划偷渡回国。
  在同一“蛇头”帮助下,第二对夫妻先偷渡回国。10月2日晚,酒店只剩下璇和丈夫,璇依然害怕偷渡,她相信自己没做错什么,不会被判刑,误会解除就能回国,她也害怕偷渡本身:“我总想着边境上会不会有士兵,拿着枪对着我们。”璇的丈夫却在当晚冲她发了“最歇斯底里的一次脾气”。“他骂我至今还抱着幻想,还没有认清形势”,璇说。
  三四天后,第二对夫妻发来“捷报”:偷渡成功!并向崡推荐了“蛇头”。10月9日,轮到璇他们了。他们把柬埔寨当地政府部门发的手机卡装进新买的便宜手机,扔在了宾馆。下午,他们扔掉了自己的两个大行李箱,只带了宝宝需要的东西:两罐奶粉、奶瓶、湿巾、纸巾和热水瓶。
  随后,他们跟骑着摩托的一男一女到了柬埔寨某边民家。凌晨6点,璇和丈夫、宝宝坐10小时出租车,到了柬埔寨与越南的边境。璇顺利过境,她的丈夫却在半小时后才到达目的地。“他过境的时候遇到麻烦,就换了一个关口进来”,璇说,丈夫告诉她,他当时在想,要是自己被卡住了,就让蛇头赶快把你们母子送到中国。两人相对而泣。
  经过70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借道越南,璇和丈夫、宝宝顺利抵达广西东兴。一到中国境内,璇和丈夫两人在大街上跪下。
  略作休息后,二人定了回家的机票。宝宝在当地查出脑萎缩、脑积水等各项症状。璇拿到检查单时,眼泪瞬间喷涌出来。她不敢想象,宝宝的病症继续在柬埔寨拖下去的话,结果会怎么样。
  不久,璇决定把宝宝转院到上海治疗。她与神州中泰的纷争并没有结束,神州中泰指责她是为逃避尾款,选择造假文件和偷渡。崡告诉记者,事后有人联系她,称可以协商她与神州中泰的矛盾,商量赔偿事宜等,但她拒绝了。“我披露这件事,是想给同类妈妈们提个醒,赔偿我是不要的。”
  1月8日,璇和她的宝宝在医院检查了3个多小时。结果显示,宝宝的病状较刚回国时已经大幅好转。要离开医院时,璇忽然心情愉悦,她一边为宝宝套上厚衣服,一边哄他:“回家啰回家啰,你过好日子去啰,我们再也不来啰。”
  (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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