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我们都是画布上的“灰调子”

他是徐悲鸿的学生、黄永玉的朋友、陈丹青的老师。他形容自己智商不高,情商高,感情丰富。他的《黄河十四走》抢救了民间美术。他把家族的根留在中国。

作者:本刊记者 陈莉莉 图∣王攀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2-08 收藏

  风像刀子一样。最近他老做梦。
  午间小憩之后,杨先让迎来了一天中的第二拨客人。他烧水煮茶,将自己的人生再说一遍,也会有犄角旮旯里的往事重新被翻出来,放在新的时光里回味、品尝。
  这个冬日的早晨,他依旧是6点左右起床,之后在工作室里写小字,这是他的童子功。图文版的《唐诗宋词元曲》已经写到了元曲部分,他觉得“还是唐诗宋词的精华要多一些”,能给后人带来更多慰藉。
  “我爸爸的小字写得那才叫漂亮,他每天早晨都抄《圣经》,但是他死了,90多岁。要是他知道我现在能出书,能出画册,还能搞展览,该多高兴啊。有时候我特想他,去梦里找。”
  2012年8月写的遗嘱就放在案头,那是前两天整理房间时找出来的。遗嘱大意为,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不要搞任何仪式。“葬家乡养马岛祖先墓旁,占一墓碑之地即可。”那年他82岁,同年5月“红学家”周汝昌去世,他们曾为邻居,合著了《五洲红楼》。
  从美国回来后,杨先让定居在京郊的回龙观,该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房子在一楼,进出方便。太太张平良的腿伤有三年了,需要扶着U型助行器。她说,年纪大了,骨头就像酥了一样。家的不远处,有著名骨科医院的分院,女儿杨阳也在同一社区,经常一起吃饭,自己做了腊八蒜也给父母送过来。
  作为美术家,杨先让不喜欢家里有人频繁进出、走动,“漂亮的还好说,丑的,就更难受了”,所以不愿意请保姆,偶尔有小时工过来。
  前不久,他写的《徐悲鸿》刚完成第三版的出版,与之前出版的《我是岛里人》《三人行》《梦底波涛》《我为主》合称为《杨先让文集》。这是新中国第一代艺术家的非虚构写作。中国美术史上下百年的浮浮沉沉都融在了里面。
  “我现在就觉得时间很紧张,人都没了,一个一个都走了。想抓也抓不住。”
  他是徐悲鸿、李苦禅、董希文们的学生,黄永玉、郭兰英、郭淑珍们的朋友,陈丹青、徐冰、韩书力们的老师。他将他们放进自己记录的历史里。他说相比之下,他和很多人只是画布上的“灰调子”,是美术工作者,而他们才是真正的里程碑。
  偶尔累了,他就坐在房间里包饺子,好几种馅,韭菜、茴香、南瓜。他把包好的饺子放在冰箱里,等着儿孙从国外回来的欢聚时光。

 

  岛里的传奇
  山东半岛形似骆驼头伸向黄海。烟台向东与牟平之间,即“骆驼眼”的部位处,有一小树叶状小岛曰“养马岛”,属牟平县管辖。据民间口传,当年秦始皇东巡时,看到此岛水草茂盛、气候分明,是最佳畜牧场所,因而在岛上养马备用,岛民则大多由外地迁徙而来。
  这里是杨先让的出生地。岛上有十一二个村落,其中的杨姓祖先原籍为云南,又有说为安徽。岛上土地贫瘠,长期以来,人们靠渔业和买船跑运输维持生计,偶尔经商。
  杨先让的家族史,颇具传奇色彩。爷爷早年在朝鲜仁川经营绸缎庄,后来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叔叔曾任英美烟草公司奉天总代办,1929年加入共产党,1936年被日本人抓获迫害致死;父亲在哈尔滨开过油坊工厂,后来移居美国。杨先让12岁时,爷爷去世,葬在仁川。
  1983年,杨先让赴美国与父亲相聚。2012年,杨先让带着儿女去韩国,把爷爷的骨灰带回国,将爷爷、父亲、叔叔一起葬在家乡—牟平养马岛中原村,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那次相聚,杨先让与父亲有过这样的沟通:“我问他,从哈尔滨一直往下到香港,都是你的买卖,当年朝鲜的仁川一条街都是我们老杨家的,战争来了,都哪儿去了?你不心疼吗?我爸爸想一想就说:时局。”
  杨先让当时感觉父亲真大气。“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那么回事。”
  杨先让还遇见一个在美国开饭店的家乡人,他问杨先让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回答是100块钱。同乡说:“小时候你们家那个大庭院,我们都不敢进,现在你就挣这么些钱?”但是杨先让发现,饭店里挂的都是他的画作。
  杨先让幼年在仁川长大,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学习油画。1952年毕业时,他以班里最好的成绩,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版画家古元、力群、邹雅等都在那里,“他们没教我,但我看看就知道是怎么画的了”。
  1955年,在全国青年美术展上,25岁的杨先让以一幅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木刻版画作品《出圈》脱颖而出。“反右”时,他在文化部被作为重点对象,大字报从六楼一直贴到一楼。太太张平良也差点被划成右派,他们和古元一起下放到河北遵化。“文革”时他在中央美院,他说美院的“牛鬼蛇神”多,他不算“牛鬼蛇神”,因此受到的冲击不大,但大哥、大姐、外甥就惨了。
  “我是学油画的,后来搞了版画,又搞了民间艺术,所以我是不安分的一个人。但是我并不想用我的艺术去挣钱。因为我心里想,我是资本家出身,我爸爸、我叔叔、我爷爷的那些钱多着呢,都哪儿去了呢?我太看得懂了。所以我就感觉,够了就够了。”

 

  大民间
  那一年的美国经历,成为改变杨先让后半生的重要机缘。
  在美国,杨先让参观访问了诸多学校、博物馆,发现西方很重视民间美术,因为要从中吸取创作的养分。很多西方大师,比如毕加索的立体派,就是吸收非洲民间木雕艺术而创作的。他突然想到,中国有比美国丰富得多的民间美术资源,能创造出多少个毕加索?
  “民间太重要了,年画、连环画也是民间,但只是民间美术海洋中的一滴,为什么不做更有气魄的大民间?”
  回国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杨先让把年画、连环画系改成了“民间美术系”。当时很多人反对,理由是美术学院怎么会培养民间艺人?杨先让的态度是,民间艺人是我们的老师,怎么不能培养民间艺人呢?
  民间美术系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培养了众多人才,陈丹青的妻子黄素宁也曾师从杨先让。在陈丹青看来,80年代率先创办“民间美术系”是杨先让的得意之事。“那年该系的同学去敦煌考察,先让老师送行。火车启动了,他对着车窗口的同学叫道:去吧!你们去敦煌‘怀孕’(意即‘有反应,有作品带出来’)吧!”
  黄永玉在《天末怀先让》里写,杨先让是他“在狗屁唠嘈的混账时代捡到的一个宝贵朋友”。起初,杨先让为“民间美术”忙忙叨叨时,黄永玉并未太在意。几年后,《黄河十四走》摆在黄永玉的面前,他说“给震傻了”。书由台湾汉声出版社出版,记录杨先让和他的队伍考察黄河流域民间美术的成果,从1987年开始,足迹踏至沿岸八个省、100多个县镇。
  十多年后陈丹青从纽约回北京探看,在三联书店买到了《黄河十四走》,一看之下,也“震傻了”。陈丹青说,他不知道近20年是否还有更体面的同类专册问世。
  为什么要走这一遭?
  杨先让说:“我是学洋的,我不懂民间啊。”走,就是学习,就是摸清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状况。
  很多时候,他们循着线索跑去,却发现民间艺人已经死了,东西也随之烧了。“人死艺亡,”杨先让说,“这是学民间美术的重要一课,让你能真切体验那种情境。”他和他的队员萌生最朴素的想法:要抢救,要快。
  最后一站是黄河口。走完的那天,正赶上过年,杨先让招呼学生买一串鞭炮来放。这一趟行程,他太有收获,比如在青海坐车翻山时,他对随行的女儿杨阳说:“中国民间美术,这下我通了,我给你讲。”
  2003年,作家出版社也在大陆出版《黄河十四走》。
  有人认为《黄河十四走》民间考察,给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杨先让自己不这么看。“非遗是油盐酱醋,什么都有,美术只是其中一个。我的民间美术是单独的。”
  黄永玉在《天末怀先让》里写道:“《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
  黄永玉更不吝词汇地说:“他把近百年来张光宇、张正宇、张仃、郁风、廖冰兄这些前辈老大哥为中国民间美术实践、奋斗、呼号,由于力薄势单成不了气候的凄楚处境,变成无限广阔的灿烂局面。”
  黄永玉把这篇文章放在《比我老的老头》里,杨先让是里面唯一一个比黄永玉小的人。杨先让感念黄永玉关心他。“(他)看见(我)到处跑就说,你都在别人地里,自己地荒了。他替我着急,我不着急,我没想当大画家,我就是一个美术工作者。”
  走黄河的那段时间,几十年没见面的表哥从美国回来找他。朋友们说他去农村了,表哥诧异:“现在都上月亮去了,他上农村?”
  妻妹偶尔拿他取乐说:“还天天画画,再画,你也当不了齐白石。”
  杨先让觉得这句话说得真好。“他们才是真正的里程碑,是真正的大师,我们只不过像画画时的那种灰调子,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的画画的,起到基石的作用,垫底的。”他指指太太张平良说:“她一辈子做连环画,当编辑,是一个负责人,我就是教教学。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他经常会说“挺好的”。“这一辈子我遇到这么一些好人,我也卖力气好好干活。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有时候写一点东西也都是有感而发。”他形容自己“智商不高,情商高,感情丰富”。
  现在的杨先让会感慨,自己没有能力再干很多事了。女儿杨阳从清华大学退休后,在做与民间艺术有关的事情。“我妹妹也死了,她帮过我。我们家里学美术的人很多,从我岳父、岳母开始,我整天嚷嚷民间美术重要。”
  2017年的秋天,他写了首名为《自抒》的小诗:暮年亲朋自然稀,一日三餐陪病妻。兴致临时弄笔墨,孤寂重阳忆兄弟。无忧无愁无牵挂,迎来霜天叶落家。四世同堂老来福,秋虫悲鸣伴菊花。
  收拾房间时,他翻到了年轻时的习作,他把它们裱了起来,都有点记不起年轻的自己曾经那么努力了。有一张是陪儿子杨海郎登长城的景象,他看着它说:“现在登不上去了吧?!”
  登不了长城的他,可以坐在家里听孙女弹琴。孙女的中文名字叫“天洁”,26岁,生于海外,长于海外。“但是她喜欢中国,还愿意跟我学画画。这一点我特别高兴。”孙女肤色黑,长得漂亮,她在北京接待美国来的朋友后,跟爷爷说:“我跟她们不一样,我有根。”

 

  如果说遗憾
  1993年,杨先让退休,与太太张平良同赴美国。去之前,杨先让对太太说:“我们这次去,就是尽量做一些交流,宣传民间美术,讲一讲中国的艺术家。”
  其实去美国,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离开是非之地。“民间美术系取消了,干了不到十年,我很生气,但也没办法。那我就出去干我的,我在国外讲中国民间,我办展览。”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说,杨教授,这些事应该是我们干,结果都是你干了。
  这也是杨先让特别感念老师徐悲鸿的地方之一。“徐悲鸿如果活着的话,肯定给我一个大奖状,因为他对民间都特别支持。”所以,后来写到徐悲鸿去考察泥人张的时候,杨先让就特别感慨。“他走了,没办法。”
  在美国,他们把儿子的家当作根据地,做了很多交流活动。张平良说,他们的儿媳也特别支持,那么朴素的一个人,为了在交流会上的仪式感,特意涂了粉底和口红。“其实艺术家不是都那么俏皮的,许多都是很朴素的。”
  忙碌之外,杨先让经常会接到同学打来的电话,不时会听到说,这个死了,那个也不在了。
  有一天,杨先让在费城看望忘年交顾毓琇。顾毓琇说你的老师走了,杨先让问哪个老师?吴作人。顾毓琇说你甭打电报了,回去写一篇文章吧?!
  就这样写着写着,写了很多。杨先让有书写的环境以及基础,他曾在文化部研究室工作过,认识的都是时代里的风云人物。“他们走了,对我又好,我很难过。尤其在海外,那种感情不一样,有时候真是写着写着,就趴在那儿哭。”
  2000年的时候,杨先让收到顾毓琇的一封信,信里说了别的内容,信旁边有两行用铅笔写的字:画家以作画为主,写文章不值得。
  原来,顾毓琇听说杨先让要写徐悲鸿,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杨先让打电话问他什么意思,顾毓琇说:“你看,写这种东西起码要5年,你现在多大了?你都七十了,你还不快点画画?”
  结果,杨先让在一本新华字典的陪伴下,用一年时间写出了《徐悲鸿》。
  前几年,杨先让感觉到《徐悲鸿》要第三版的时候,就想把蒋彝与徐悲鸿的故事写进去。他就写信给蒋彝的儿子,信给退回来了。“那边说没有这个人了。他比我大一两岁,可能搬家了,也可能不在了。”这根线也就断了。
  蒋彝30年代到英国去,一直没回来,和徐悲鸿的关系密切。1933年,徐悲鸿到国外办画展,蒋彝帮了很多忙。1941年徐悲鸿画《愚公移山图》,关于愚公移山的表现,两个人还在通讯商榷。1953年,得知徐悲鸿去世的消息,蒋彝在国外大哭。
  好多人和徐悲鸿的关系都特别密切,但是杨先让没办法再深入了,有关系的人陆陆续续离世。当年能够知道的时候没有觉悟,现在想了解又没办法深入下去,对杨先让来说这是一种遗憾。
  这样的感触,也存在于与自己有关的写作中。“我想写我家里的事情,我们姊妹六个,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一个了。我找谁了解?没人了,所以特遗憾。”
  那段时间,杨先让一直问自己,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这么多的遗憾断层组成的。他定义自己的写作:“这里有一个真实的中国人,描述着真实的中国。”
  杨先让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父亲的悲哀》,都是家族里的往事。“我爸爸老是说他不伸冤的话死不瞑目。他1985年死的,现在事情都明朗了,不知道他能不能瞑目。”
  每天写小字的功课第二天还要继续,元曲该写到张养浩的《殿前欢·村居》了。
  7个世纪前,张养浩说:
  “会寻思,过中年便赋去来词。
  为甚等闲间不肯来城市?
  只怕俗却新诗。
  对着这落花村,流水堤,柴门闭,柳外山横翠。
  便有些斜风细雨,也近不得这蒲笠蓑衣。”
  冬日的房间里暖和,一只蝈蝈叫着,阳台外面蹲着一只野猫。牡丹花的叶子早已枯黄。杨先让想了想前一晚追的《琅琊榜》《风筝》,接下来将会有什么样的剧情呢?


 

版权声明

本刊及官网(南风窗在线)刊登的所有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声音、录像、图表、标志、标识、广告、商标、商号、域名、程序、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内容分类标准及多媒体形式的新闻、信息等)未经南风窗杂志社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违者必究。

合作垂询电话(020)61036188-8038研究部陈小姐或(8088)南风窗办公室

--
文章得分:
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