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典,做君子

只有建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才能真正激活传统资源,使之真正融入现实生活。
 
作者:何蕴琪 日期:2018-02-26
  回归精神家园
  《南风窗》:回顾2017 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从世界范围到中国,您认为最值得记得的三个事件是什么,怎样理解它们的意义?
  郭沂:对我来说,2017年最值得记得的第一个事件是年初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围绕古今中西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至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社会各界的主导意见是全盘西化。后来学习欧美也好,学习苏俄也好,走的都是全盘西化的道路。百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意见》的发布,意味着开始回归中华传统。正如《意见》所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因此,《意见》的发布,意义十分重大。我相信,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过程中,进一步回归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孟荀等为代表的道统,将在信仰的层面上真正回归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第二个事件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这是影响当今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的重大事件。我们知道,二战以后,美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数十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然而,以“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强大”为竞选口号的特朗普无疑要改变美国的这一方针。
  上任一年来,特朗普就先后宣布退出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意味着他在以实际行动改变美国这艘巨轮的航向。对于中国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数百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基本上是由西方支配的,但问题丛生,冲突不断,乃至战火频仍。其根源,或许正如汤因比所说:“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世界再也没有能够挽回原来的政治统一……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本身或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实现过政治上的统一。不仅如此,西方对政治的影响是使世界分裂。西方对自己以外地区推行的政治体制是地方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由此看来,今后西方也似乎不能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一。”
  与此不同,中华民族不但拥有丰富的“相对全球化”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天下一体化,而且拥有源远流长的世界精神,而儒家的天下主义就是其代表。因此,中国应该在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重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此而言,我对中国正在推行的一带一路政策抱有厚望。
  第三个事件是由10位欧洲保守主义学者联合签署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巴黎声明》。《声明》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中国学术界的一片批评。但我认为,它虽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上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首先,其矛头所向“虚假的欧洲”,事实上是指被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病侵蚀的欧洲,因而,就此而言,这是一篇控诉现代化和全球化弊病的檄文。其次,其对古典传统和基督教传统的留恋,流露出对精神文化的无限向往。如果说现代文化是一种工具文化的话,那么,未来新轴心时代的特质将是一种“精神过程”,是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轴心文明的精神文化成果融会贯通基础上的精神创造。因而,就像我们目前正在回归中华传统一样,以这10位学者为代表的欧洲知识界对古代传统和基督教传统的回归,都在揭示着人类文化未来发展的这一趋向。
 
  《南风窗》: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如何界定目前所处在的发展阶段?对于社会发展来说,2018 年有什么重要的机会,挑战,或者趋势? 
  郭沂:中国社会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总体特征是过渡、转型和重建。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放在古今中西的大背景下来分析。从横向看,是充分吸收其他民族尤其是西方的优秀文化;从纵向看,是充分实现传统的现代化。我曾经从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来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及其演变。
  第一,从社会经济形态来看,中国经历了春秋以前的农业社会、战国至19世纪中叶的农商社会两个阶段。从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开始由农商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目前这一过渡仍未完成,直到广大农业地区充分城镇化以后,这一过渡才算完成。第二,从社会关系形态看,中国经历了战国以前的贵族社会、秦汉至明清的士人社会两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开始步入公民社会,目前这一过渡也未完成。第三,从社会政治形态看,中国大致经历了五帝时期的圣权时代、夏商周时期的王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霸权时代、秦汉至明清的皇权时代四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开始向民权时代过渡,目前仍处于过渡之中。在综合中国传统贤能政治和西方民主政治优势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新的人类政治文明,是民权社会的保障。第四,从社会意识形态看,中国经历了商代以前的宗教时代、西周至春秋中叶的宗教人文一体时代、春秋末叶至19世纪末的宗教人文独立时代和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科学时代四个阶段,近年来的传统复兴运动则意味着向第五阶段即新人文主义时代过渡。我所说的新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复兴。它在立足于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同时,兼采百家,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成为中华民族的新的精神家园。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也面临种种挑战,如精神危机、道德危机、生态危机、食品安全危机等等。不过,最大的挑战,恐怕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上述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中,最根本的、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基本格调的层面,当数社会政治层面,马克思关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是解决其他各种危机的关键。
 
  要建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南风窗》: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应该如何利用这些机会和挑战来提升自己的生存和生活质量,无论从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而言?
  郭沂:首先,我觉得国家应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人们到中小城市、乡镇、中西部地区创业发展。其次,人文学科将越来越吃香。再次,读经典,做君子,是幸福的源泉。
  《南风窗》:你认为在您的专业领域内,世界范围内,以及中国范围内,目前学术研究最主要的课题,或者任务,是哪些?为什么?
  郭沂:当今中国哲学界的主要课题,是建立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体系。首先,从现实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处在转型期、过渡期的中国,尤其需要哲学的引领。其次,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哲学的国度,历代哲学家辈出,可谓群星灿烂,交相辉映,构成中华文明一道最光彩夺目的风景。然而,进入清代,随着考据之学成为学界主流,哲学已呈衰微之势;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中国哲学疲于招架,难以独立发展;而自上世纪末牟宗三先生逝世以后,汉语世界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几乎绝迹。长此以往,中华何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外,只有建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才能真正激活传统资源,使之真正融入现实生活。
  就世界哲学界的情况而言,当今最主要课题恐怕有两个。一是不同哲学、尤其中西哲学的对话与交流。文明的冲突,说到底,是价值的冲突。因此,解决文明冲突的根本途径是不同文明就不同的价值展开对话。如果说价值是一个文明的核心的话,那么哲学则是价值形成的主要根源。如此看来,文明对话,关键在于哲学对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也展开同西方学术界的交流,成果斐然。其不足之处是,这种交流基本上局限于西方汉学界,而汉学在西方是一个十分偏狭的学科,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难以施加影响,至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学者对中国哲学十分隔膜,因此,真正的哲学对话还十分有限。
  二是在不同哲学充分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建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哲学。这需要哲学家们超越国界,跨越民族,站在全球的高度,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南风窗》:对于公众而言,普及这些课题或者任务的重要性在哪里?
  郭沂:对于中国人来说,哲学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既是一种学术思想体系,更是信仰的载体,精神的家园。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信仰为宗教,如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印度文明中的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文明中的伊斯兰教等。中国人的信仰则宗教、人文并行,而尤以人文信仰为主。所谓人文信仰,主要存在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当中。作为中国哲学主体的儒释道都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宗教的层面,即儒教、佛教、道教;二是哲学的层面,即儒学、道学、佛学。这两个层面都是中国人的信仰形式,都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南风窗》:对于你自己而言,2018 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郭沂:学术工作方面有两点,一是继续梳理中国人性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二是继续建构和完善道的哲学。
  社会工作方面,主要是组织召开“2018中德哲学对话会”。“中德哲学对话”是由我和德国科隆大学哲学系贝克曼教授共同发起的,自2011年以来,已经举行了四次,今年7月将在德国图岑举行第五次会议,主题是“Approaches to the Family”。
  《南风窗》:你最近一年比较喜欢的书籍,读物,或者影视作品?
  郭沂:我喜欢读钱穆先生和徐复观先生的著作,每次拜读,都有新的收获,新的启发。在这里,我特别向大家推荐钱穆的《人生十论》和《中国历史精神》,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和《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南风窗》:2018 年春节会怎样度过?
  郭沂:和往常一样,回到山东临沂我出生的村子陪母亲过年。
  《南风窗》:你个人的新年愿望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郭沂:小女月竹在北师大二附中读高三,今年参加高考。我新年的最大愿望,是月竹考取她心仪的学校和专业!
 
  郭沂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首尔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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