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

 
现实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实现“不想工作”的愿望是不可能的,而在不知远近的未来,如果人类能够完美处理好分配问题,则技术有可能为这一愿望的实现提供条件。
作者:本刊记者 李少威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3-12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这是来自佛教的句子,大概是“苦逼”一词的源头。没错,“苦逼”这个词,并不表示粗鲁。
  今人但凡说到自己的“苦逼”,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谈工作。我们很少见到没有丝毫怨言地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人,因为从根本上说,无论从事任何一种工作,都不是人的自愿选择,而是被“自然机制”这一不可抗力所逼迫。这一“自然机制”就是伏尔泰说的:“生命在于运动。”不是“体育运动”,而是老子,是赫拉克利特。
  生命的微观物质运动就像心脏跳动一样,一刻也不会停,这就要求我们用能量来支持它,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获取能量的方式都是工作。所以说,工作其实是一种先天的强制,就像人被生下来一样,不会也不必征得我们的同意。
  一切强制,都是令人不快的。故而工作之“苦逼”,只有程度轻重之别,没有“是否”的选项,众生皆然。不过人又是智力的王者,这一特质的主要体现是人有理想,最平庸的理想,是工作轻松一点,生活得好一点。
  那么,就人类整体而言,在通往这一平庸理想的道路上,我们是在日益进步吗?
 
  工作的三重境界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说清楚什么是“进步”。这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在这个问题上,价值判断恰恰最为无力,尽量客观地把工作的发展形态勾勒出来更加重要。
  最初,在自然状态下,人的工作和动物、植物没有本质区别。采集、渔猎,对抗饥饿和寒冷,都是受本能支配。这是工作最低等的一种状态,也是工作的本义。由于人们没有掌握储存食物的方法,智力上也还没有这种预见性,所以自然是公平的,每天劳作,每天收获,机械循环,收获的丰歉,决定一天里有多“苦逼”。此时的“苦逼”不带有任何人文色彩,仅仅是一种生物状态,就像干旱之于一棵树。
  我们离开自然状态已经很久很久,但这种最机械的生存搏斗,从未离开。读莫言的小说,或者观看冯小刚的电影《1942》就会发现,人为的或自然的灾难,以及由于一定的原因导致的绝对贫困,都会把人局部送回这种状态,每一刻的“工作”,仅仅是为了活下去。
  活下去,这是工作的第一重境界。
  社会诞生以后,让一个人的工作与更多人的“活下去”的问题、社群的发展问题发生了关联,人的心智升级,工作的目的也就附加了别的内容。“苦逼”产生了人文意义,那就是为了更高的目的,可以忍受更大限度的“苦逼”。
  十几年前,在某城市采取粗暴手段清理街头流动摊贩的时候,当地媒体”都在为官方行为“鼓与呼”,而我的一个同事说了一句令人感触的话:“每当看到烈日下的流动摊贩,我都会肃然起敬,因为他们的工作可能养活着一个家庭。”
  在这句话里,“更高的目的”非常明显了,那就是责任。责任,会维持人对“苦逼”状态的耐受能力。极端的生存困苦状态虽然依旧小范围存在,但毕竟已日渐稀少,如今常态下的所谓工作之苦,往往是与责任相连。自然机制和社会机制,一起强制人们忍受自己的工作。
所以,工作的第二重境界,是责任。
  接下来才来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我们要给工作附加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产生在实体之后,先存在某种实体,人们再给它赋予某种意义。比如人们经历着一代一代的生老病死,产生了困惑,于是宗教站了出来,各自自圆其说地给生老病死冠上有意义的解释。工作也是一样,艺术家的创造、公务员的重复、工人的机械性操作,为了自我说服,就被赋予了美学、公仆、螺丝钉等角色意义,如果我们认同这种意义,就会减少对“苦逼”的体验,增强对工作的正当性的认同。
  在1980、1990年代,南方城市里“打工杂志”非常受欢迎,这类杂志就是负责为打工者的工作提供意义。那时“螺丝钉”的价值观已经不再流行,“生活得更好”这一平庸的理想变成常态,但工作本身却和理想背道而驰,此时,发表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寄出一封“读者来信”、阅读相同身份者的精神分享,就会提供一种忍耐下去的支持,尽管这种意义已经和工作不太相关。今天的打工者不再需要“打工杂志”了,因为机会增多,选择空间拓展,物质上的存活能力也增强了,人们可以通过辞职、入职的缓冲来获得意义感的再生。
  这是工作的第三重境界,意义。
 
  “苦逼”的产生
  每个人都会承认,就工作的三重境界而言,“活着—责任—意义”,“苦逼”程度是递减的,因为被自然强制的程度在下降。这就回到了“是否日益进步”的问题,而且我们已经可以理直气壮地以价值判断为标准,回答道:“是的。”
  然而问题又来了:既然是“日益进步”,“苦逼”程度递减,为什么对工作“苦逼”的抱怨却越来越多了呢?
  因为对意义的需求增加,但意义的消耗也更大,而且“活着”和“责任”的压力已经减小到无法有效制约厌恶工作的冲动了。
  过去的数十年间,中国人的工作状态,基本吻合“活着—责任—意义”这样一个层次升级过程,但人们对工作却更不满意了。就生活而言,你过得比父亲好,父亲过得比爷爷好,但对工作意见最少的,反而是爷爷,其次是父亲。那些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是中国社会里对生活最为满意的人。
  分而析之,第一个原因,是横向的状况对比。我们今天会见识到更大的世界,会看到更多种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对工作愉悦的标准提高了。许多人都听过父辈或爷爷辈的“唠叨”:“你们出生在了一个好时代……”
  好时代,是说战争、灾难、贫乏渐成过去,饥饿与寒冷已远离记忆。然而人们似乎很难体验到时代的“好”,或者说,在前辈标准下的时代越“好”,我们反而越不快乐,越怒气冲天—这一点看看微博就知道了。从物质上说,这就是制度、治理所要面对的问题,马克思称之为“相对贫困”。
  第二个原因,是纵向的社会文化变迁。社会文化的变迁往往是技术带来的,而作为科学的物化的技术,往往会瓦解意义感,也会不断降低人的重要性。
  20年前,我们还可以体验到收到亲人、朋友来信时那种强烈的喜悦,有时因为太过迫不及待,撕开信封时还会把信纸也一起撕烂。后来,手机、互联网和通讯软件、社交平台的普及,创造了一种虚幻的“同在感”,我们随时可以了解其他人的动态,也随时可以相约见面,但事实上了解的欲望反而不断下降,见面的次数也日渐稀少。除了暗恋的姑娘、小伙的回音,可能不会再有任何消息能让你不断查看微信了,一些人屏蔽了父母,一些人会对久未见面的发小、同学不断在朋友圈晒出生活状态感到无比厌烦。思念,是人类最为美丽的情感状态之一,但它已经很少事实存在,也很少出现在公共文艺作品里了。思念在不断枯竭,我们却需要不断为生活寻找“念想”。
  工作也是同理,它变成了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涉,许多我们曾经珍视的意义消失了,因此对意义越发饥饿,对工作的意义的追寻,其实变成了那道熟悉的数学题:一个水池,进水的速度慢,出水的速度快,多久以后水会被放干?
  技术进步还会让人的重要性下降,这从那些不断压缩和正在消失的职业(如收费员、柜台工作人员、装配工人、职业模特、司机、经纪人、个体商户乃至记者)就可一窥端倪。和“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分工不同”的时代不一样,这个时代明确告诉你,你的工作就是不重要。
  尽管感情上比较难接受,但还是得揭示一个道理:如果你觉得工作很“苦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的工作不重要,你需要用“苦逼”的状态来试图对他人和对自己显示它的重要性。
第三个原因其实才是在心理上更加根本的—人们觉得工作越来越“苦逼”,是因为不想工作。而不想工作违背了“自然机制”,虽然有条件去设想,但这些条件又还不足以帮助实现,这是“苦逼”的真正源头。
 
  未来,人可能不工作吗?
  怎样才能实现“不想工作”的愿望呢?很简单,那就是役使他人。
  人类社会总有一些人能够实现这一愿望,在前现代社会,等级制、暴力强制等办法,帮助一部分人坐享他人的劳动成果。现代社会也有一小部分这样的人,只不过其存在变得更加隐蔽。
  当然,也有一些人可以不工作,那就是实现了“财务自由”的精英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再理事,让职业经理人去操持一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役使他人,只不过役使得合理合法。
  “财务自由”是承载着人的平庸梦想的一个高级词汇,让多少人梦寐以求。正是这种梦寐以求的普遍性,让我们在一个把平等作为人人认可的珍贵价值的时代里,还是很容易洞穿埋藏在人心深处的那个顽固块垒—无论文明表面上如何进化,人类还是偏爱一个广义的不平等的世界,唯一的要求是这种不平等对自己有利。
  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洞察,一些思想者提出了对乌托邦的想象,他们幻想着一种社会形态,可以彻底压制人们偏爱不平等的人性冲动。
  在那些著名的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作品里,人都是被高度组织的。离现代社会更近的思想者会十分重视技术的角色,它往往是以一种组织、控制手段的面目出现。然而,无论是浪漫想象乌托邦,还是设想一个乌托邦然后再反对它的人们,似乎都忘记了一点,高度组织状态下的人,一定是不快乐的,既然不快乐,又何来乌托邦?
  莫尔完全没有考虑现代技术,所以在他想象的理想社会里存在技术的替代品—奴隶,主要是一些罪人,或者异邦逃来的死刑犯,用奴隶来干那些最肮脏、最容易让人“异化”的工作。而奥威尔和赫胥黎,都把技术作为一种反人道的力量,用来监视、控制甚至生产人类。
  而马克思则善意地设想了技术可以扮演的角色,那就是为人类生产物质供养,把人解放出来。我们心知肚明,现实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实现“不想工作”的愿望是不可能的,而在不知远近的未来,如果人类能够完美处理好分配问题,则技术有可能为这一愿望的实现提供条件。人工智能的惊人表现今天已经有目共睹,将来很可能把工作的“苦逼”都转嫁到没有意义感、责任感和生存压力的机器身上。
  倘使真有梦想成真的一天,人们就真的完全不再工作了吗?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幸福”状态,肯定比工作的“苦逼”更让人难以忍受,因为它违背“自然机制”,是对生命的反动。
  也许真正值得向往的是,在生活被机器所保证的前提下,每一个人都还有工作,都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都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
  在“自然机制”不可逃避的现实下,没有社会性的无奈,才能最大程度的减少“苦逼”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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