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城市人才争夺战爆发

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常住人口双双下滑,已经出现负增长。反观新一线城市,其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增加量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

作者:本刊记者 杨露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5-10
  从世界范围看,移民多的城市和国家都是最具活力的。一年以来,国内诸多城市之间展开了“人才争夺战”,以户籍、住房等多种方式吸引着大量年轻人。那么,这些人为何选择落户二线?落户之后城市能留住人才吗?
  人才争夺战背后的动力是国民经济体系对人力资源的内在需求变化。产业、服务以及人才的边界,都是这场“人才战”背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东南沿海到中原腹地再至西南内陆,一次次的迁徙汇聚起来,正重塑着中国城市的经济版图。
 
  城市人流变局
  2017年3月23日,西安市政府一纸令下,全国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即可在线落户西安。紧接着7月,成都市政府宣布,“先落户后就业”,规定45周岁以下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凭身份证、毕业证即可落户到成都任何一个区县内。
  在本科学历已不罕见的今天,一纸命令让无数年轻人蜂拥而至。整个2017年,新迁入西安落户的人口总计25万余人,成都新增36.4万人,这些数字在全国都显得十分可观。
  “北京压力太大了,我总觉得落户成都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是帮我实现阶层流动的最后机会。不然我就要回老家了,跟没上大学有什么区别。”在北京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王振刚毕业一年,虽月入过万,但北京定居对他来说仍是遥不可及,同时他也不愿意回到老家。
  尽管他的老家江苏徐州,也在今年开始打响了人才争夺战,研究生毕业可以领取三年每月600元的住房补贴。但这些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成都是全新的,也有适合我的产业。让我觉得很自由,很自在。”
  在提及人才政策的影响时,王振回答,“人才政策加速了我的决策过程,就算没有政策,我去成都也是不会动摇的。”
  人才政策对于在杭州工作的长沙人周程来说,也如锦上添花。“杭州的政策一直在变,研究生可以马上落户,我就立刻落户获得了买房资格。而我同事竟然还想等交满一年社保再买,没料到后来出了摇号买房,现在即使是落了户也买不了房了。” 
  创新性高端人才历来受到重视,但2017年来的人才“争夺战”并没有针对某些特殊的产业,而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趋之若鹜,试图通过人口的规模效来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一年多以来,成都、西安、武汉这些新一线城市,不仅降低了本科生落户的准入门槛,还在此基础上,通过住房补贴、路费补贴等细节吸引人才。
  比如,外地高校毕业生去南京面试,可一次性领1000元补贴;武汉发放人才住房券,“房票”可等额抵付购房款;长沙开始发放优秀青年创业项目扶持资金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补贴。
  《南风窗》记者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武汉、长沙、西安这9座城市进行分析,其中既包括一线城市,也包括新一线城市。这些城市也是东中西部的典型城市,在区域分布上具有一定代表性。
  通过比对2017年这8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数据,《南风窗》记者发现,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常住人口双双下滑,已经出现负增长。反观新一线城市,其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增加量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以杭州为例,2017年杭州的常住人口增加量达到了28万人,增长率为3%,比三年前年翻了6番。
  此外,更多的人口也流向了武汉、成都、西安等这几个近两年国家认定的“国家中心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认为,在中部、西部设立城市群或者国家中心城市的目的,其实就在于减少太大层面跨区域的集聚,比如从西部向东南沿海。现在这种设置可以把集聚的范围缩小到西部的几个城市群、中心城市,产生局部集聚,解决一部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在新一线城市轮番推出新政的情况下,北京和上海也有了新动向。今年3月21日,北京发布消息,引进人才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随调随迁。4月11日,北京全面开放积分落户。随后,上海人才大会召开,发布人才新政“30条”,向13个领域的全球人才给予“量身定制”、“一人一策”的优惠条件。
  虽然京沪人才引进政策相比过去已经有些放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人口流入的限制。毕竟一线城市一直在主动地控制人口,人口的下降并非意味着城市竞争力降低。但从城市发展经验来看,这确实是新一线城市的历史性机遇。
  以美国为例,人才与产业从东部、中部逐步过渡向西部。然后随着城市问题的出现,环境恶化、房价等成本高企,使得产业和人才又向东部扩散。从这个逻辑来说,新一线城市的人才政策加速了人才流动的过程。
 
  能留住人才吗
  地方政府的逻辑一直很清晰,即经济增长。如今地方政府意识到,靠投资和负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了,于是,想通过人力资本给经济找下一波增长动力。
  农业社会依靠土地资本,工业社会依靠物质资本,在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的今天,人力资本拥有比物质资本更高的投资回报价值,成为社会总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才则成为人力资本的载体,能够有机会带来以创新为核心的无形资本,其增值幅度的空间显然十分广阔。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总体上经历了长达近40年的要素驱动型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同时,在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科技进步客观上形成了国内市场对人力资本的巨大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随时可能再次暴涨的新一线城市房价,好几位落户者都对《南风窗》记者坦言,迁移户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要获得购房资格。某种程度上说,年轻人涌入城市后的消费需求,使得房地产市场销售取得大幅增长,带来了极大的回报反哺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方政府的“抢人”策略非常具有战略性。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买房的人多了,对这些地方的产业发展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其中一部分毕业生来了也就是买套房子就转战其他城市。目前的落户政策的长期效果,就取决于城市的产业吸引力和公共服务能力到底有多强,人才与产业一直是一起流动的。
  说到产业,地方政府有两个特点,产业政策紧跟中央,更在意短期表现。比如说国家鼓励生物医药产业建设,地方政府也一拥而上发展生物医药。但问题在于,每个城市的优势都不一样,禀赋也不一样。
  例如武汉这个城市,作为传统的工业大市,其高校数量在副省级城市里名列前茅,但留下就业的毕业生与其庞大的学生人口基数并不相称。《南风窗》记者从武汉毕业生处了解到,毕业生不愿意留在当地,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专业不对口,虽然拥有大批国企,但新兴产业较少。目前,武汉就将下一个目标定位为发展新民营经济,产业形态直接决定了人才的类型。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城市内部的区域之间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争夺战”。某些市内知名企业从一个区迁往另一个区的案例不绝于耳,甚至有部分公司为了优惠政策,在相对偏远的区域设立一些“有名无实”的研究机构。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内耗”。当一个城市内部内耗过多的时候,生产效率和城市竞争力自然就会降低。
  一企业究竟是在哪个区域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优势?哪个区域的产业最需要大学毕业生?这些实际上是根据不同城市区域的比较优势来决定的,引进的人才的知识梯度与当地区域现有的知识梯度应当是匹配的。从小了看这是区域争斗、城市竞争,往大了看就涉及到国际竞争力。区域内部短期表现最优,有可能损害的就是长期的国际竞争力。
 
  拓宽人才的边界
  “人才争夺战”是基于未来发展的需要,但绝不意味着对本土人才的忽略。从成本效率角度看,只有用好了本地人才,才能引来外地人才。
  以深圳为例,深圳市在大力引进外脑的同时,深圳并没有忽略对本地人才的培育和选拔。《深圳市鹏城工匠评选办法》《深圳市技能菁英遴选及资助管理办法》等政策就是专为本土创业精英和高技能人才而设的。再如佛山顺德,大力实施“智造工程师”“顺德合伙人”“企业科学家”三大人才计划,针对本土的智能制造产业来用好本地人才,以此发挥人才的价值,做好人才存量与增量的平衡。
  各个城市的“招贤令”还存在一个通病,就是同质化。无论哪个城市,从高端人才到应届毕业生都照单全收。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新一线城市与一线城市一样,对人才进行学历歧视。
  城市是不是只需要高端人才?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有些人可能不具备高学历,但他在工作的过程中也创造的价值。事实上,2016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45亿人,城镇之间流动人口约8000万人,城乡间人口流动是主要的流动形式。相较于每年近800万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大量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并未被纳入到目前城市户籍开放政策之下。
  越是劳动生产率高的地方,越需要低技能的劳动者为其提供服务支持,二者是互补的。更为重要的是,人口就业结构多元化,才能在不同地区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合作,通过人口自由流动带来地区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是保持市场活力和市场整合最有效的途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表示,中国一线城市的人口远远没有饱和,城市规模也尚未达到最优。高技能人才吸引进来后,会对服务业产生大量需求,因此,越是建设大都市,就越需要低技能劳动者,这是由服务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劳动力需求。
  从这个角度出发,各地的人才政策就有扭曲人才布局结构的一面,这些就显得“急功近利”了。当然,在转型时期,公共服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增长,户籍制度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取消。在目前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由地方政府来主导户籍制度改革,出于维护本地利益的需要,当然首要选择的就是放开大学生的群体落户。
  对此,陆铭一直在呼吁的是,政府不应该干预过多,不能主观臆断城市是否需要某些人群。地方政府留住的人不见得就是企业需求的人,除非按照地方产业比较优势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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