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技术研发该由谁主导

长期以来,大众都将科学与技术合称为科技。实际上,科学探索与技术研发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作者:本刊记者 郑嘉璐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5-16
  北京,下班晚高峰,拥堵的北三环上。网约车司机何冬关上车窗,打开空调。他体态微胖,穿一件整洁的白衬衣,戴黑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开网约车只是何冬下班后的副业,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副教授。
  何冬直言,开车是想多挣点钱。他每个月到手工资有8000块,房贷却有一万多。孩子今年刚满三岁,他还在打算给孩子换一套学区房。“如果不开顺风车,油钱都是笔不可承受的支出。”
  何冬只是千万科研工作者中的一个,在中国,有无数人像他一样,从事着辛劳的科学探索和技术研发。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全国网信工作会议上说,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长期以来,中国在核心技术的研发上花了不少力气,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到2400多亿元,开发经费超过3000亿元。高额投入下,多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取得突破。但在认可成绩的同时,外界对于核心技术的批评与质疑却从未停歇,核心技术的研发似乎仍未达到人们的预期。
  中国核心技术的研发究竟还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又该往何处去?
 
  不能失败的科研项目
  在高宏远眼中,何冬已经“上岸”了,因为他至少有了一套在北京的住房。高宏远是信息工程学的硕士,他还在为毕业后的去向而烦恼。他目前的打算是进入互联网企业,因为“留校读博、做研究,是买不起北京的房子的”。
  最近,高宏远正忙着帮导师写结项报告,他告诉《南风窗》记者,结项报告要对着预期成果来写,没有实现预期的,也可以通过“灌水”的方法来接近预期。比如小范围地调整一些数据,再比如阐释数据时尽量往预期成果上靠。在他看来,对科研项目和论文灌水的现象并不少见,研究生想要顺利毕业,老师想多做几个项目,多少都得灌点水。
  其实,大多数科研工作者并不想对科研项目动手脚。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的研究员郭若平说,大家都知道科学研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没有结果或者结果达不到预期是很正常的;如果是学术最前沿的探索,失败的可能性会更大。可问题是,现行的科研体制不允许失败,科研人员无法承担项目失败的后果。“这个项目做不好,很可能的结果,下一个项目就争取不到了。”郭若平说,科研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往往是很多人抢一个项目,研究履历、研究成果是证明一个人科研能力最重要的依据。如果此前的项目成功率不高,在与同行的竞争中就失去了优势,所以他们不敢失败。
  对科研人员来说,科研项目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位“985”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博士说,没有项目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很难做出科研成果,所以“科研项目不怕结不了题,就怕申请不下来”。这位博士表示,他从未听说过结不了题的项目,哪怕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包装一下也照样能结题。
  由于科研项目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增强竞争力,有些科研人员在申请阶段就加注水分,最常见的手法是在预期成果中夸大数字。一位研究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员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一种转基因大豆的预期增产率是10%,预期成果中可以写成20%或者更高,这样才能申请到项目。
  问及科研成果注水会不会被发现,高宏远说,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这是因为研究课题,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研究有很强的专业性,会深入某一个细分领域。在全国范围内,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都屈指可数,所以负责项目评审的专家也未必真的懂行,他们只能根据结项报告了解个大概。另外,评审专家大都是行业内的“老交情”,一般也不会“刁难”研究者。
  需要说明的是,科研成果注水并不是常态,这只是一部分人投机取巧的手段。但必须承认,科研领域的确存在不宽容失败,只宣扬成功的体制设定,这会打击科研人员钻研难关的积极性,形成急功近利、求稳避险的风气。于是,面对国家核心技术这样难度高、风险大的研究,不少人选择知难而退。
 
  技术的生命是应用
  陈志远在一家央媒从事了20多年的科技报道,他认为当前中国核心技术研发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大学与科研院所距离市场太过遥远,研发成果缺乏实用性。“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没有搞清楚科学与技术的区别。”陈志远说。
  长期以来,大众都将科学与技术合称为科技,但实际上,科学探索与技术研发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科学探索的目的在于拓宽人类知识的边界,所以没有明确的方向,可以采取“广撒网”的方式,由众多科研院所分头来做;一旦发现了新的成果,也应该用学术论文的方式公之于众。而技术的研发则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比如大飞机发动机、芯片和航天器的研发,这些技术在研发之初就有很明确的目标,所以应该集中力量重点突破;而且技术研发的成果用论文展示意义不大,一项技术只有被市场接纳、形成产品才有价值。
  “技术研发出来就是应用的,应用是技术的生命。”陈志远说,如果用探究科学的方法研发技术,肯定行不通。中国许多核心技术的研发由大学或科研院所承担,他们在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技术的实用性,而是项目绩效能否完成。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论文发表了,技术也研制完成了,但是研发出的技术不被市场认可,只能束之高阁。
  一个例子是我国对超级计算机的研发。当前,中国拥有全世界运算能力最强的两台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不可否认,这说明中国在超算领域具备很强的自主研发能力。但也应看到,国产超级计算机在应用方面还存在短板。
  原因在于,中国超级计算机主要的应用方式是租用,这就意味着中国超算的建设者并不是使用者。在国外,超级计算机的研发是先有计算量的需求,再根据所需计算量设计系统。例如运算速度世界第三的“泰坦”由美国能源部建设,也主要用于美国能源部内部的核试验模拟。中国则是先进行建设,尽量提高性能,尝试满足更高的计算需求。但问题是,如果用不起来,再高的计算能力也只是个数字。
  比如说,在运营初期,“天河二号”的利用率仅为60%,年耗电量却达到2亿度。近几年,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天河二号”有了更多客户。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那就是如果在研发之初就考虑到市场需求、维护成本和软件配套的问题,中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发将少走许多弯路。
  科研院所存在重视成果、轻视应用的情况;在企业的研发部门,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
  京东方是一家以显示屏为核心业务的公司,它掌握着柔性屏、液晶显示屏等多项产品的核心技术。京东方高级副总裁张宇告诉《南风窗》记者,作为企业,他们在研发一项技术时,最先考虑的问题是这个技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带来收益。由于在研发之初就考虑到了应用成本、市场竞争力等因素,企业研发的技术更容易被市场接纳。
  举例来说,早在几年以前,京东方就有实力研发第10.5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的生产技术,但当时考虑到大尺寸显示器市场并不成熟,这家企业决定暂缓这项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直到最近几年,大尺寸显示器的需求量有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京东方才在合肥建立了生产线,这也是这项技术在全世界的首条生产线。
  “单靠研发部门闭门造车,研发出的技术很容易被市场淘汰。”张宇说,在技术研发之前,他们的研发团队会提前与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客户沟通,看这项技术该如何与市场结合。“与科研机构的目的不同,企业不单要把技术做出来,更要把它用起来。”
 
  主导权之争
  近来,国内对核心技术的研发模式有许多讨论。有人主张,中国应发挥自身优势,利用“举国体制”突破一些技术难关,实现对西方国家的弯道超车;还有人提出,核心技术的研发应该采用“企业主导”的模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
  在陈志远看来,有些技术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比如导弹、航天器的设计,这些技术的研发无疑要由国家来主导;但更多核心技术是民用技术,最终要接受市场的检验,比如芯片、显示屏的制造,这类技术由企业主导研发更有优势。
  优势来自于企业的效率。在企业的研发部门,论文、专利只是附带产品,技术的实用性才是评价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为了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企业会采取更加灵活的薪酬安排,科研经费的使用也更节俭、高效;另一个科研院所不可比拟的优势是,企业往往能提供专业的知识产权保护,而在研究所,科研人员很难分出精力维权。
  张宇说,主张政府靠“砸钱”搞科研的思路有待商榷,一味盲目烧钱,不考虑市场,很可能重金换来的技术只是个摆设。但他也承认,科研活动离不开国家的支持,政府应该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协助企业在科研领域长期布局。
  过去,中国高新制造业曾流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点,有些人希望通过合资、收购的方式,短期内获取西方先进的技术。其实,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很清楚,买来、租来的技术终究不是自己的,但他们依然不愿走自主研发的道路,或者研发不顺利就很快选择放弃,是因为核心技术的研发确实困难重重。
  核心技术大多是高投资、高风险、周期长的项目,高额的研发投入会让企业面临巨大的业绩压力。在民间,京东方曾有“烧钱机器”的称号,因为其在连年亏损时依然保持着销售额7%的研发投入。张宇直言,那段时间,社会上有许多反对的声音,开股东大会时,公司的决策者更要面对极大的压力。但是不坚持投入,技术就研发不出来,他们别无选择。
  “长期发展和短期收益之间的取舍,对经营者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张宇说,国家可以为企业提供一些产业政策,鼓励企业进行长期的技术研发,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种政策引导对于科技含量高、研发难度大的技术尤为重要。
  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何冬说,他当初也可以选择去企业工作,年收入至少能翻一番。但企业的科研经费不如研究所充裕,而且不能做自己最感兴趣的研究,他还是打算在研究所熬几年。
  “做科研要慢慢熬,要熬到上面的‘学术大牛’退休,熬到自己成为‘学术大牛’,到那时候,就不一样了。”何冬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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