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莹:现代舞的中国在场者

  从武警文工团“跳”到广东现代舞团,再拿着奖学金到纽约,2008年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画卷》的舞蹈编创……侯莹踩在了若干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上。
 
作者:本刊记者 陈莉莉 发自北京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5-19 收藏
  多年以后,侯莹才意识到,1994年南下广州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是那一步,让她的人生有所不同。
  推动改变的是身体语言以及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恰巧,彼时的中国广东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了更利于万物生长的土壤。广东于国内成立了第一家专业现代舞团。已有12年民族舞蹈经验的侯莹就像一粒种子,从北而至,破土而出,于金星、沈伟之后成为该团舞者。
  那时的广州自由广阔,有着令人称奇的新鲜事物和先锋思想,众多如今在文艺创作领域深具影响力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段那时那地的生活经历,或间接受到影响。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侯莹和她的同代人从中穿过,沾了一身对于自由以及自我的渴望与辨识。
  出生于70年代初,侯莹庆幸自己踩在了若干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上:广州自由而浓郁的文艺创作黄金期,美国当代艺术吸引力最旺盛的时刻,中国面向世界展现国力也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重要契机,以及中国大力发展文化的当下。
  唯有回顾过往,她才明白人生的那些点滴是如何串在一起的。她有一种身处历史现场的兴奋感,她看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多层次。
  时间像风一样。
  当初纯粹的舞者成为现代舞文化传播者,继续探索更多身体与意识间即兴表达的空间、底蕴,寻找与这时代的对接。与同年代的舞者相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舞始终是贯穿她人生路线的主题。她一直都在场,也于国际上跳出了来自中国的“现代舞者”。
  如同人们于她跳舞时惊呼如此瘦弱竟然有那么大的爆发力一样,她轻声细语里透着某种坚定与倔强,无论是对自己的现代舞专业,还是对于现代舞在社会中的发展前景。
  言语缓出,有怀疑,有否定,有憧憬,但她相信一点:“这个时代给了我很多可能性。”
 
  告诉自己“不能这样”
  采访那天下雨,天很阴暗。今日美术馆旁边的咖啡馆里,侯莹自带的水杯装满柠檬水。过几天,她的团队要在美术馆演出一场。她从另一个地方赶到这里,“很堵”。
暮春的北京,略带凉意,她戴着头巾,看着你的眼睛,轻声细语地说话。
  20多年前的那天,同样地下雨、阴暗。侯莹去北京舞蹈学院交考试要用的照片,她已经报名马上就要考试了,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
走到学校楼梯口时,她停下来问自己:“你真的要留在这个地方吗?在这个地方4年学完‘擦地’(舞蹈中最基础的训练,也最难达到要求),毕业后继续教‘擦地’吗?”
  她告诉自己“不能这样”,转身走了。
  其时,出生于1971年的侯莹已有12年的民族舞蹈经验,是武警文工团成熟的有潜力的舞蹈演员。1983年,侯莹进入吉林艺术学院主攻民族舞蹈。1991年从吉林艺术学院毕业后,侯莹和同学被分配到吉林省歌舞团,这是中国对大中专毕业生有“统一分配制度”的倒数第三年。“那时候上学,国家每个月给25块钱的补助费,我都花不完。”
  侯莹没遵从分配,而是考上了东方歌舞团,自己跑到了北京。那是侯莹妈妈喜欢的院团。“国家院团,感觉特别崇高,特别有荣誉感”,年轻的侯莹也这么认为。
  1989年舞者陶金“火遍”整个中国,他的爱人赵丽萍是东方歌舞团的实力舞蹈演员,訾莎莉也正逢时,在侯莹看来那是东方歌舞团最癫狂、最辉煌的时期。她在东方歌舞团待了3个月,各方面很好,但“有点格格不入”。团里的领导跟她说:“你学的这身功夫在这里白瞎了,用不上。”她自己也感觉到了,但是路往哪里走?不知道。
  有一天,武警文工团来了一辆车把她接走了,她又被分配到了武警文工团。那4年里她安分下来了,但还是觉得舞蹈的表达方式有局限。“如果只让我这么跳舞,我就不想跳了,没太大意思。”
  那天转身离开北京舞蹈学院后,她消失了一段时间。
  老师、同学以及家人到处找她。她们认为,那是她不多的可以有北京户口的机会,不能错过。她躺在床上,称病不出门。“就是奇怪的状态,觉得那样的人生不对,不是我要的。”
  1993年,广东现代舞团在北京演《神话中国》,侯莹在台下想:“这个舞蹈可以的。”
  她决定报考广东现代舞团。考试时,是曹诚渊和杨美琦把关。两周后,她收到回复说,你来吧,实习也行,工作也可。
  广东现代舞团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专业现代舞团,成立于1992年。曹诚渊被称为“中国现代舞教父”,他认为广东现代舞团的出现,不只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种新舞蹈艺术的形成,更是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天翻地覆变化的投影。关于是否成立“现代舞团”,时任广东省文化厅主管领导曾再三犹豫,怕在政治上犯错误,直到“南方谈话”之后,算是开了绿灯。
  杨美琦是广东现代舞团的创办人,曾任广东舞蹈学院院长,人们给她的评价是:“在中国首先引进欧美现代舞教学,为中国培养了首批现代舞专业演员。”
  当时身在武警文工团的侯莹,一定意义上是穿着军装的军人。“军装不容易穿,更不好脱。”想了很久,侯莹给当时的政委写了一封信,她在信里说:“我热爱部队,但我特别想学习,想深造。如果我是你的孩子,你希不希望她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结果是,政委把她给“放”了。
  1994年的一天,侯莹站在了广东现代舞团的门前。现在想想,“这个机会的得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大可能的”,她把这种不大可能理解为“机缘”,由此才搭起了她与现代舞故事的雏形。
 
  起点很高的启蒙
  “这个改变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改变,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年轻的侯莹就是想为自己寻找一条路,她不知道别的,唯一比较清楚的是,“哪些东西吸引我,哪些东西是我不想做的”。
  当她回顾自己这段艺术历程时,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未知和不明,但是当时的自己身陷其中,并不知道当时的自己在历史,在现代舞于中国的发展中会起什么作用。
  也正因为不知道,侯莹才有一种感觉:“当你面对艺术,或者说一件事情,没有目的性,也不一定清楚它的未来性,更不知道它的结果时,但是你就是努力去争取,去做,事后回想,这个过程是特别幸福的。”她认为这是真理,至少在艺术方面是这样。“这是自然规律,就像花开花落一样。”
  在广东的7年对侯莹来说是启蒙,“这个启蒙的起点非常高”。
  作为舞团创办人,杨美琦的理念是,让世界级的现代舞艺术家待在广州,与年轻的舞蹈者一起工作,这种潜移默化胜过千百万教条式的教学。“如果按照教条式的方法,不可能培养出这批人才,因为现代舞是关于创造力的艺术,创造力需要潜在的开发,是知识结构、文化结构的综合体,还会涉及个体跟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个体对社会、时代、世界认知的过程。”
  在侯莹看来,它涉及太多了。“想成为在这个社会上能表达和互动的艺术语言,不仅仅只是一个舞蹈的问题了。”
  那时的广州氛围好,各个领域相互交融,“经常喝茶、聊天,非常美好和浪漫”。“艺术的创造力需要这样自由、没有功利性的氛围。”
  1992-2000年间,中国最好的舞者几乎都在广东现代舞团。“每个舞者都特别独立、单纯。各方面也都有一定的保障,每个年轻人就负责一往直前地跑。”
  除了启蒙意义,用她的话说,还有很多“莫名的懵懂和未知”。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没有现代舞教学,没有课程,没有编舞,金星、沈伟已经出国了,很多人也在准备出国的状态中,侯莹和她的同学“一头黑地去做一件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情”。
  即使后来,侯莹自编的独舞《夜叉》获得第七届白俄罗斯创作金奖,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获奖,不知道哪里好。“我们都是在一种无知的状态中,进行着一件看似很清楚的事情。”
  “严格来讲,即使跳了很多年,还不能说是真正了解了现代舞,我们还是在跳中国舞,用中国舞的身体跳现代舞。”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侯莹才明白:“光跳现代舞和你真的是一个现代舞人,是本质性的差别。跳,只是一个形体。”那时候侯莹也跳西方的作品,“技术掌握得还可以,但这都是表面”。
  现代舞是外来语言,移植到中国,当时也面临着各种压力,有来自文化层面的冷嘲热讽,它会被认为“崇洋媚外”,经常有是否要“中国化”或“民族化”的讨论。
  单就舞蹈语言来说,“开始跳的时候还可以,越往后走,越会有困惑,你就会去想这个艺术形式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在哪里?”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尴尬与困惑就是,侯莹和她的舞伴们在国内并没有很多的演出机会,更多是出国演出。她们在国内一共有过两场演出,一次是在云南,一次是在上海戏剧学院。能在云南演出,还得益于团长的人际关系。
 
  置身“美国大师尚在”的文艺黄金期
  2001年,即使有老师杨美琦的极力劝留,侯莹还是拿着奖学金去了纽约。对她来说,那是现代舞最丰富最前沿的地方,她想知道为什么。到了那里以后,“我的谜底、困惑才慢慢被解开”。
  到了美国等于是从零开始。侯莹特别喜欢这种状态,谦虚地,把自己放得低低的,“能学到很多东西”。有一天别人说:“哇,其实你什么都会。”
  旅美8年,第一年因为语言障碍,她几乎当了一年的哑巴,“没怎么说话”。和师兄沈伟在一起的5年,是她创作的喷发期。
  美国的当代艺术给了她更大的世界,更新的视角,让她从曾经单纯地仅仅是舞者的角色里跳出来。她研究当代艺术,从绘画史走入,从古典时期转到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整个阶段。除此以外,大量地看戏剧,她发现这些跟她的舞蹈创作是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多元文化也给她带来了冲击,她发现每个艺术家呈现自己艺术作品时,背后都带着他们自己独特的符号,带有自己的背景和文化语言,还会阐述自己的经历。“他们的表达形式是那么独特”,侯莹也开始思考文化层面的问题。
  2001-2009年,是美国当代艺术大发展的黄金时段,“很多大师都还健在”。回国后再回看那段时间,侯莹说她不小心踩在了美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无论是艺术观点还是市场化运作,都让她看到了很多未来在中国的可能性。
  这期间侯莹曾经回国,参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画卷》的舞蹈编创。对她来说,“参与创作只是一个事件”,事件带出一系列的事情才更重要。
  参加完奥运会的开幕式之后,朋友胡蝶对她说:“你应该考虑考虑回国了。”她问为什么?胡蝶说:“如果你不回来,你们那一代人的世界,你们所经历的东西,就翻篇了、断了。”侯莹的理解是,如果不回来,没有人让中国年轻人知道当年的广东现代舞团是多么的辉煌,当年所接受的教育,还有在国外学到的体系,就没有了传承。
 
  重要的是我回来了
  2009年,侯莹决定回国发展,回来后与广东现代舞团合作了《涂图》。“也就是乱涂的意思,表达一种不清楚的状态。你看不到很多东西,但是你知道有事情在发生。”
  那时,侯莹在各种空间里探寻与各种艺术家合作的可能性,比如发掘人体和空间的关系、人体和建筑的关系。“在艺术中,或者人生中,当我们触礁,或者不满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新的生命的开始。它可以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加新鲜、广阔的天地,丰满我们的人生。”
  在美国,艺术与市场以及基金会的规则已很健全,每次与舞蹈有关的创意都会有基金扶持并能很好地呈现。但是在国内不一样。
  回国后,侯莹以北京为中心,成立了侯莹舞蹈剧场,主要做演出和艺术教育,每个剧场的房租都很贵。“因为是民间机构,参与国家艺术基金申请的可能性很小,而企业赞助艺术的空间在国内又没有拓展出来。”
  除了演出和艺术教育外,侯莹还会做跨界演出,以及与品牌合作,包括运营工作坊,以此来“养团”。剧场在做的冬季夏季舞蹈营,也是出于教育的意愿,因为侯莹有一套成熟的身体技术,她的课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有人说她这般撑着舞蹈剧场的成长,就是一个传奇。因为国外时不时会有邀请,她“经常就去找一找艺术机构于市场中自由的感觉”。
  有时,被问到现代舞如何参与社会现实的话题,她觉得“责任”这个词太重,但又不知从何说起。看到甲骨文中“艺术”的“艺”字的样子,她有点恍然大悟。“就是一个人跪在那儿,双手托着一棵植物。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艺术在保护自然规律,让人类寻找遵循自然规律而生长的状态。艺术本身就是来传达宇宙之间真正善的、健康的、良性的,有益于人类发展的东西的。艺术家是使者,不是什么责任的问题,这是艺术的功能。”也因此,“艺术家有敏感性,对很多事情有批判性。比如说强权、垄断、不平等,艺术就要为此发声”。
  2018年,侯莹遇到了20年前的观众,来自她在广东现代舞团那7年间于国内仅有的两场演出。她们提到当年演出给她们的震撼,惊奇怎么还有这种舞蹈。“可是之后就没有(这样的舞蹈)了。”
  偶尔演出或培训时,侯莹看着一张张年轻的脸,会想到当初看《神话中国》时年轻的自己,想到20年前看过她们演出的人所说的话。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土壤正在变好。看起来也有好的趋势,但是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艰辛的状态。其实不回顾不知道,不走出这么多,无法了解过去我们是踩在了什么样的时间点上。”
  所以,无论经历了什么,即使面对“现代舞是否不够大众化和市场化”的追问,她还是愿意感慨:“重要的是我回来了。”
 
  侯莹
  生于吉林,中国第一批现代舞者、现代舞编导。2001年赴美留学,2008年回国参与奥运会开幕式《画卷》的编创,2011年在北京成立侯莹舞蹈剧场,希望推动中国的现代舞创作和教育。曾三次登上《纽约时报》,被《纽约时报》评选为“年度最佳舞者”,于国内被评为“舞蹈界的卡夫卡”。
 
版权声明

本刊及官网(南风窗在线)刊登的所有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声音、录像、图表、标志、标识、广告、商标、商号、域名、程序、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内容分类标准及多媒体形式的新闻、信息等)未经南风窗杂志社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违者必究。

合作垂询电话(020)61036188-8038研究部陈小姐或(8088)南风窗办公室

--
文章得分:
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