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改革如何严控高收入群体避税

  在财产登记制度缺失、自然人数据库还没能建立的背景下,税务部门很难掌握每个纳税人的收入情况,这就为高收入者留下了避税的机会。

作者:本刊记者 郑嘉璐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7-12 收藏
  最近,万众瞩目的俄罗斯世界杯拉开了序幕。小组赛B组的一场焦点大战由西班牙对阵葡萄牙,最终,凭借头号球星C罗的“帽子戏法”,葡萄牙队三比三逼平了西班牙队,抢下了一个宝贵的积分。
  不知道出色的状态是否与此有关,就在这场比赛开始前的几个小时,C罗刚刚摆脱了一件不那么光彩的烦心事。据外媒报道,C罗同意向西班牙当局支付1880万欧元(约合1.4亿元人民币)的未付税款,结束与自己纠缠了一年的西班牙逃税案。此前,马德里检察官提起诉讼,指控C罗通过一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空壳公司隐藏个人肖像收入,逃税1470万欧元。
  无巧不成书,就在“双牙大战”结束后的第三天,6月19日,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个税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其中也提到要“堵塞税收漏洞”,避免纳税人运用各种手段逃避个人所得税。  
  放眼全球,防止高收入者避税是所有税务部门都面临的挑战,在税收监管还不完善的中国更是这样。最新起草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明确“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还增加了反避税条款,这释放了打击合法避税的信号。但是,在财产登记制度缺失、自然人数据库还没能建立的背景下,税务部门很难掌握每个纳税人的收入情况,反避税工作将面临不小的挑战。
 
  “调节税”还是“工薪税”
  个人所得税是许多国家的主体税种,在财政收入中占到很大比重。在中国,个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虽然很低,但仍是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之后的第四大税种。更重要的是,个人所得税还是一种“调节税”,它的基本原则是“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绝对低收入者不纳税”,所以个人所得税能起到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缓和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矛盾。
  按照这种定位,个人所得税最主要的征收对象应该是高收入群体。在美国,前10% 的高收入纳税人缴纳了 70% 的联邦个人所得税,个税的确起到了“劫富济贫”的作用。但在中国,工薪阶层却成为个税的主要缴纳对象。有统计显示,在中国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三分之二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而高收入者的个税负担并不重。这是因为,中国对个人所得税采取代扣代缴为主的间接管理方式,工薪阶层的收入来源非常固定,且在工资到手之前就完成了强制扣税,几乎没有避税的可能;而高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多、形式灵活,可以采取许多避税措施逃避缴税。这样一来,个人所得税就成了专门“挑软柿子捏”的“工薪税”。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避税不同于偷税、漏税,它专门钻税收制度的空子,但并不违反法律。也因为这样,许多大公司都专门成立了“税收筹划”部门,光明正大的逃避缴税。
  避税的手法都有哪些呢?最常见的是通过购买发票来虚增成本。举例来说,一位私企老板通过一笔生意获得了30万元的收入,为了少缴个人所得税,他以远低于应缴税款的价格购买25万元的发票,并在账目中将这无中生有的25万冲抵为这笔生意的成本。一番操作下来,账面上的利润就从30万变成了5万,缴纳的个税自然就少得多了。
  另一种常见的避税手法是公司老总“一元年薪制”。一些企业老板每个月只从公司账面上领走极少的薪水—往往在个税起征点以下,甚至出现了“一元年薪”这种极端情况。一方面,他们明面上的收入并不高,不需要缴纳高额的个人所得税;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开销全部由公司负担,买车、旅游等开支都走公司的账。许多明星开设自己的演艺公司,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制片方可以将片酬转到公司的账上,艺人们再直接用公司的钱支付个人开支,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个税负担。
  利用不同所得类型避税也是一些高收入者的选择。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分为11项所得,不同所得类型适用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税率和计税方法。举例来说,劳务收入的最高税率是20%,工资收入的最高税率却高达45%。为了避税,一些企业的高管会选择和公司签订劳务合同,而不是雇佣合同,这样他的收入就属于劳务报酬,适用较低的税率。
 
  反避税道阻且长
  现代税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公平性原则,它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横向公平,指具有相同福利水平的纳税人,纳税后的福利应该相同;二是纵向公平,指具有不同福利的纳税人税负也应该有所不同。避税行为的出现严重破坏了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违背了量能课税的原则,这不仅使国家财政蒙受巨额损失,更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
  这次个税法修正案草案释放了维护税收公平的信号,个税的调节功能得到放大。比如提高个税起征点,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比如增加了教育、大病医疗以及住房公积金、住房利息扣除,考虑到了个人负担的差异性;再比如首次采取“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模式,“改变所得类型就可以避税”的问题有望得到缓解。
  同样重要的是,这次草案专门增加了反避税条款: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税务机关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纳税人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换句话说,税务部门将获得权限,对于钻法律空子的避税行为予以打击。
  但是,个税抵扣、按年合并征收、反避税等个税改革举措也对中国税收征管机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主任吕冰洋说,光靠税务部门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胜任个税管理的,它需要各部门联手合作实行综合治理。
  举例来说,当前税务稽查的一大困难就是税务部门存在信息不对称,无法掌握企业的银行资金流向和相关部门的管理数据,也就很难判断企业申报的准确性。比如前文提到的利用发票冲抵成本的避税手段,如果实现了银行信息源头监控,就会发现企业资金流向和发票来源不同的问题;再比如个人财产实名登记制度的缺失,使得税务机关无法掌握高收入人群的财产变动情况,为避税留足了空间。在相应的反避税制度没能完善的情况下,单靠税务部门打击避税,确实有难度。
  这次公布的修正案草案显然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草案提出,公安、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等相关部门应当协助税务机关确认纳税人的身份、银行账户信息。这样一来,多个部门就可以以税务为中心形成合力,打击避税行为。同时,草案首次提出将中国公民的身份证号码作为纳税人识别号,这就意味着全面的纳税代码制度有望建立。由于纳税代码是终身唯一的,避税的信息都能从账号里体现出来,避税的难度就加大了。
  个人所得税改革具有明显的渐进性。比如此前呼声很高的“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就并未在本次修正案草案中得到体现,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方式早在“十一五”时期就被确立为税制改革的内容,直到今天才落地。同样的,防止高收入者避税、填补税收漏洞也很难一步到位。涉税信息的集中共享、反避税法律体系的完善都是要做在前面的工作,只有这样,个税才能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其二次分配的作用才能显现。但既然是改革,自然就必须冲着问题去,不避艰险才对。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要点整理
  总体思路
  对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不适应改革需要的内容进行修改;
  补充、完善保障改革实施所需内容;
  对其他内容,原则上不作修改;
 
  修改内容
  (一)完善有关纳税人的规定
  引入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概念;
  判定标准调整为是否在中国境内居住满183天;
  (二)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
  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4项劳动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
  居民个人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
  (三)优化调整税率结构
  以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税率为基础,将按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按年计算;
  优化调整部分税率的级距;
  (四)提高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
  综合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6万元/年);
  (五)设立专项附加扣除。
  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六)增加反避税条款。
  对于修正案明确的个人避税行为,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
  税务机关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
  (七)增设纳税人识别号
  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纳税人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以中国公民身份号码为纳税人识别号;
  (八)个税遵从情况纳入信用信息系统
  依法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遵守本法的情况纳入信用信息系统,并实施联合激励或者惩戒;
  本修正案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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