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迎来战略机遇期

  “中欧G2”“中欧轴心”或许还很远,但中欧更紧密的合作绝对可期。

作者:本刊记者 雷墨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7-28 收藏
  最近中欧之间的互动异常频繁。7月5日至10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先后访问保加利亚和德国,出席在索菲亚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16+1合作”),以及在柏林举行的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7月16日至17日,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举行。
  大国外交、欧盟外交、欧洲次区域外交“三位一体”,是中国对欧外交的突出特点。也就是说,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中国整体上完成了一轮对欧外交实践。而且,近期中欧密集的互动,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时刻—美国对中国和欧盟同时发起了贸易战。欧盟、美国、中国作为世界排名前三的贸易、经济体,贸易战会如何影响三者间政策走向上的“排列组合”?
  从中欧双边层面看,2018年是有着节点性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5周年,也是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20周年。在这个特殊年份,在目前特殊的国际背景下,中欧关系能否更上层楼?
 
  历史契机
  中欧关系的发展和调整,总是与历史的节拍高度吻合。1975年,中国与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建立外交关系,大背景是中美关系缓和,消除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发展的政治障碍。1978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第二年,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首次率团访华,中欧开始搭建制度性的交流、合作平台,随后中欧关系尤其是经贸合作驶入快车道。
  冷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经历短暂的观望,认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改革开放的路线。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欧盟在1995年出台《中欧关系长期发展政策》报告,提出与中国“建设性接触”的政策。中欧关系向纵深拓展,1998年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机制应运而生。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年,欧盟发表首份对华政策文件,明确对华接触政策。2003年,中欧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是一个历史节点。彼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欧盟的1/3,双边贸易额已超过4000亿美元。欧盟在强调中国合作者与竞争者双重角色的同时,也更加凸显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战略伙伴角色。也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突出在中欧关系上的塑造意愿。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诞生,标志着中国“三位一体”的对欧外交成型。对中国和欧盟来说,政策的调整都是应对中欧关系复杂、多维特点的需要。
  在这轮调整还未最终定型之时,英国脱欧了,特朗普当选了。现在已经没人还会以为这些现象只是历史的插曲了。英国脱欧的影响、特朗普外交的冲击,预示着世界格局将经历深度重构。对于欧盟来说,不仅继续推进一体化承压,跨大西洋关系也可能出现颠覆性的变化。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出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历史的节点再次出现。中国驻欧盟大使张明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中欧在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方面有广泛的共识和共同利益。中欧在面对单边主义时的做法也有共同点,即努力争取避免贸易战,同时坚定面对相关挑战。”默克尔与李克强共同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时表示,贸易战冲击所有国家,损害各国利益。“德方愿同中方一道,发出共同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欧盟同时发起贸易战,但中欧的合作不会局限于危机应对,更可能是双边关系整体上的转型升级。在“特朗普冲击”出现之前,欧盟对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在合作者与挑战者之间摇摆,甚至更倾向于挑战者的认定。特朗普对国际规则的挑战,让中国这个“挑战者”角色相形见绌。对于欧盟来说,中欧合作很可能成为一种“战略特需”。
 
  前景可期
  为什么可能成为“战略特需”?目前世界秩序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全球化如何走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欧洲与美国的根本分歧,恰好就是与中国的最大共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康斯坦泽·施特珍慕勒今年2月撰文称,对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态度上的对立,跟此前跨大西洋关系之间的分歧不同,而是关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性质上的根本分歧。“这是可能导致美国与欧洲渐行渐远的楔子。”
  根据施特珍慕勒的分析,“美国例外主义”是切实存在的。在她看来,世界大国中只有一个国家拥有天然屏障、战略资源、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研发创新能力、人口再生能力等诸多优势,有底气威胁甚至践行与世界秩序脱钩但仍能确保自给自足,那就是美国。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让在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下“沉睡”多年的“例外主义”苏醒,并将其视为战略筹码。
  这样的“苏醒”让欧盟后怕,因为美国的“例外优势”正是欧洲的“脆弱天性”。理论上说, 美国可以退回到美洲大陆,但欧洲无路可退。碎片化的欧洲政治版图,重回国境需要军队把守的时代,即便不是噩梦,也是不可想象。对全球化的支持,是欧盟内部一体化的逻辑延伸。反之,全球化进程受阻,欧盟一体化也会承压。
  中国崛起正处于关键阶段,依然需要全球化来赋能,而欧洲是必须争取的对象。与美国一样,欧洲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技术转让等问题上也对中国有抱怨。担心美欧在这些问题上联手对付中国也属正常。但更可能的结果是,中欧之间解决这些问题,要比跟美国更顺畅也更快。7月16日至17日的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上,中欧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突破的可能性极大,至少是部分突破。
  原因何在?往大处说,中欧与中美战略疑虑的程度上不在一个层面。虽然中国努力弱化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但特朗普政府明确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在亚太存在战略竞争是事实,但美国的做法却在强化双方的战略疑虑。欧盟虽然对中国崛起也有疑虑,但欧盟国家在亚太既没有政治军事同盟,也没想着要在中国周边部署反导系统。地缘政治上没有根本性冲突,战略疑虑就存在管控的可能性。
  战略疑虑的程度不一样,妥协或让步的风险和收益就不一样,结果就是政策的灵活性不一样。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只会让中国在对美妥协或让步上更为谨慎。李克强访问德国期间,中德双方同意宝马公司在中国合资企业持股超过50%,巴斯夫集团将在广东湛江建重化工厂。李克强称这些都是外企在中国的“第一例”。中国把这些“第一”给予欧盟国家而不是美国并非巧合。今后欧盟国家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第一”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从中国的崛起中,美国看到的是大国战略竞争,欧盟看到的是世界格局变化。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于尔基·卡泰宁6月底访华时对媒体说:“我确实感觉到我们在取得进展,中国和欧盟都相信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和欧盟都认可用协商、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分歧和矛盾。在对华政策上,欧美“道不同”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罗马尼亚亚太研究中心学者安德烈·朗古,在2017年8月的一篇题为《新的G2:中国和欧盟?》的文章中称,中国与欧盟有了一个建立“中欧G2”框架的机会。他从国际现状、中欧合作空间和战略信任水平等多个角度,论述了为何“中欧G2”比当年的“中美G2”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在他看来,“中欧G2”框架能否形成,主要取决于中欧领导人的政治意志。
  欧洲安全问题研究所学者尼古拉·卡萨利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欧盟与美国分歧越来越大,可能意味着全球政治中新的“中欧轴心”的开始。不过卡萨利尼认为,这个轴心可能更多的是“权宜婚姻”而非牢固伙伴,能否持久那要看英国脱欧与美国政策的动态变化。“中欧G2”“中欧轴心”或许还很远,但中欧更紧密的合作绝对可期。
 
  不为干扰所困
  李克强总理这次欧洲之行,在行程安排上有一个细节,他是在参加完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后,从索菲亚直飞德国柏林。有分析称,这样的行程安排表明,中国注意到并在有意打消欧盟的政策疑虑。在中国的对欧外交中,中东欧长期以来都是一块短板。2012年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建立以来,中国与这个地区的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这也引发了布鲁塞尔的疑虑。
  “中国正在分化欧盟”,这样的声音在欧盟国家中有一定的市场。德国前外长齐格玛·加布里尔2017年在一次讲话中说:“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推行统一的对华战略,那么中国将成功地分化欧盟。”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要求中国遵循“一个欧洲”原则。路透社7月4日的一篇报道提到,今年年初一个由德国和法国外交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布达佩斯,劝匈牙利与中国保持距离,但遭到了拒绝。
  今年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期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媒体说:“‘16+1合作’给中东欧国家和整个欧洲大陆都带来了极大利益。完全可以说,这个合作是一个真正符合欧盟和欧洲利益的平台。”这次会议的东道国保加利亚的总理鲍里索夫也表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会帮助一些发展较慢的国家加快发展进程,追上其他欧洲国家的脚步。”“我们合作项目的开展也有利于欧盟发展。‘16+1合作’绝非要分化欧洲,恰恰相反,而是要加强欧洲。”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学者汉斯·毛尔在《欧盟政治: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中指出,中国能推行统一的对欧政策,但欧盟却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使欧盟在中欧外交中天然处于弱势。但事实的另一面是,这种结构性的不对称也给中国造成了困扰。合作顺畅时,欧盟国家倾向于走双边渠道。出现了矛盾和分歧,更愿意将其上升到欧盟层面,让中国面临一个庞大的欧盟。最近布鲁塞尔正在考虑制定覆盖欧盟的投资审查机制,中国没有理由不担忧。
  不过,这种不对称的存在,不太可能对中欧关系转型升级造成实质上的冲击。冲击更可能来自美国,布鲁塞尔是否愿意或者能否顶住特朗普政府联手施压中国的要求,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会更大。
  李克强总理7月9日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时指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德签署技术合作协定40周年。“中国先哲孔子说过,四十而不惑。意思是一个人年过四十,思想更加成熟,处事更加稳健,不为外界干扰因素所困,不为各种杂音所惑。”这话也适用于整个中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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