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棒棒》,最后的纪念?

  “棒棒”老了。现实中的人老了,留下的符号也是苍老的。

作者:本刊记者 向治霖 发自重庆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9-13 收藏
  2018年8月16日,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主创见面会及导演何苦的图书签售活动,在重庆渝北区的新山书屋举办。
  这部纪录片和20多年前的电视剧 《山城棒棒军》遥相呼应,构成了“棒棒”这个流动人口的亚群体的生命叙事。
  《山城棒棒军》(以下简称《棒棒军》)1995年开拍、次年完成,但直等到1997年才播出,据说是为了等待重庆直辖,当作一份礼物。所以,剧中的重庆还属于四川省,轿车的牌照前为“川B”。而重庆人民的自我认同从来坚决,剧中的“我们山城”“我们重庆人”,即是例子。
  《棒棒军》是通俗喜剧,因而当年走红,范围不限于川渝。开拍之际,正是后来的重庆现代都市化的活力蠢蠢欲动之初。旧重庆的褴褛和即将变革的迹象,对那时中国的观众既亲切,也正中心事。
  剧中主角,从前叫“进城务工人员”,到沿海地区则需加上“外地”。户籍、城乡二元体系的强制束缚被解除,农民进城,流于城中。他们对老乡同乡的这层关系很看重,《棒棒军》中,粗木工棚常住5个“棒棒”,多少沾亲带故。遇到新人是同乡的,能帮则帮,相互照应。
  那时,改革释放出的市场活力和涌入的人口,势必让旧有利益格局感到“阵痛”。以“棒棒”为视角,《棒棒军》描绘那个年代:国企改制,工人曾经的幻灭和颓丧心情。“投机倒把”不再禁忌,胆大的撑足腰包,假冒伪劣商品也盛行。“外国加拿大,中国大家拿”,对公家财产,人们不再上心,而是动心。
  而无门路,亦无得力老乡帮衬,不够幸运的“进城务工人员”,就做“棒棒”。
  作为时代中的个体,有的堕落,有的重新振作,有的从一无所有到成为民企老板,还有的中途尝试过但失败了,如剧中5名主角,剧终仍是“棒棒”。
  《棒棒军》当然是以喜剧的方式讲述,不能说“棒棒”不够幸运。虽然也有征象,但最终的揭示得等到21年后,一个叫何苦的中年男人,和他导演的《最后的棒棒》。
 
  最后之后
  在重庆街上随机询问路人。谈到棒棒,他们想到一根光滑溜溜的南竹棒,尼龙绳捆起,绑在棒头。既而才是人的形象:佝偻,坐在街槛,经常打“光巴胴”,在下棋打牌,或者午睡。
  “棒棒”老了。现实中的人老了,留下的符号也是苍老的。
  《棒棒军》时代,他们的形象不同于现在。“棒棒”数量无人统计,最多时有说10万人,有说50万人。《棒棒军》编剧王逸虹所书为20多万人,他回忆,曾经“棒棒”穿梭在山城的大街小巷,到处皆是。“棒棒”是苦力活,多为男性青壮年,人称“力哥”,赚的是“力钱”。
  因为重庆的地势,才有了“棒棒”,它是“七十二行新添一行”。山城陡峭,梯坎密布,负重的人出门遭罪,“棒棒”替人承担了负重之苦,换来生活费。在20世纪90年代,“棒棒”以其门槛低、预支成本近乎零的优势,吸引了从农村出来的大量劳动力。
  蜀道难,是自古之叹,“棒棒”职业同样久远。8月16日,《最后的棒棒》主创见面会及何苦的图书签售活动中,主办方从重庆官方获得一段不到2分钟的视频,是晚清时的“棒棒”纪录影像。
  影像中,山城还只是今天的渝中区,即两江交汇处,“棒棒”赤裸上身,头顶防暑用的布巾,同样是一身肩挑背扛,不仅搬运重物,还要扛人,有的抬轿子,那时地势比今天陡得多,如山的险要处。视频黑白无声,而天光彻亮,让人知道是夏日炎炎。
  谋生之苦,为山城人民所深知,方言里干活叫“下苦力”,找工作叫“找活路”。“天当被,地当床,辣椒是衣裳”,山城兴于码头,隆冬巨寒,下苦力的无心炒菜,炖于一锅,再加辣椒,这据传是重庆火锅的起源。
  现今的重庆,早已蜕变为“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在民间而言,巨变始于20世纪90年代。《棒棒军》第15集,最令观众铭记的“棒棒”形象梅老坎,他拉到两个外国人的活,挑行李送他们去乘轮船,他告诉“老外”,下一次,你们再来我们重庆城,就没有这些巷子和梯坎了,一律是正南齐北的活动梯梯,站上去动都不动,就到了。
  梅老坎的预言成了真。1995年一过,菜园坝的皇冠大扶梯正式营业,112米的全长至今还在自媒体文章中被提到,成为重庆是一座“8D城市”的有力证据。
  只是,山城的梯坎都换成“活动梯梯”,“棒棒”何以容身呢?
 
  何以“最后”
  王逸虹有过2年知青经历,《棒棒军》取材自农民。他说过,以前写“棒棒”,是现实题材,再做就是历史题材了。
  何苦之前,“棒棒”题材没人在做,这是一段不被记忆的历史。
  人劝他,做了13个月的“棒棒”,住进肮脏的危房,大夏天的下苦力,更赚不到钱,这是何苦。他就给自己取了艺名,何苦。
  2014年1月18日,何苦走进解放碑的棚户区,叫自力巷53号,说拆说了18年还没拆除的危房。在这里,他认了“棒棒”师傅,老黄。老黄有22年的“棒龄”,《棒棒军》拍摄时,他已经做了3年。
  “棒棒”那时鼎盛,时代背景却是才要铺开。
  国企改制,王达明从工厂下岗,心不再梦不再,从头不可再来。到真正拉下了面子,王达明奋斗做上了民企老板,此时工厂请也请不回了,他一次消遣比工厂工资的一半还多。不消多时,羡慕的和被羡慕的,关系倒转过来,这是时代的脉搏。
  而“进城务工人员”于芳是逃到城里的,农村兴“换婚”,两家的哥哥换着娶对方的妹妹,她逃了婚,凭正直和聪明,有了自己的生意,不亚于脱胎换骨的改头换面。王家英也聪明,同样贫困出身,想挣快钱,一步步堕落到夜总会,被捕。混沌的活力中,没了脸谱塑造,但编剧保留价值判断。
  在这洪流中,“棒棒”被分化向下。毛子渴望的,无非按时上下班的工厂,但求而不得。剧终时,“棒棒”依然坚守,到了今天,他们就是《最后的棒棒》,如老黄。
  摆脱创作者的编排,现实中的“棒棒”,如老黄是如何经历并“错过”了那段洪流?
  老黄出生在1949年,不久后,全重庆解放。他的父亲是“国民党政权的教书匠”和小地主,他几弟兄和母亲住到茅草屋。老黄为自己体内的地主基因和血脉感到羞耻。
  到了27岁,老黄想成家了。他的哥哥也将成家,却被愤怒的女方家属打到冒血,还是因为“地主成分”。因此,老黄断了念想。到39岁,老黄才娶到一位二婚女人,怀了孩子,赶上计划生育,“东躲西藏”生下来,交了罚款。
  女儿长到3岁,在东北做活的老黄接到急电赶回家,妻子已经跟了别人。
  此时已是1992年,老黄带着女儿,到河边,手里只有一元钱硬币。他要挣女儿明天的早饭钱,当“棒棒”,做一单是一单。
  此后的洪流,与他无关。一根短木棒,挑起他和女儿的生活,“棒棒军”散了,他是散兵游勇。女儿大了,他就老了。
 
  “一代”担当
  《最后的棒棒》影版上映后,遭遇差评,目前为6.4分。
  起初,何苦不认为评分真实。同是《最后的棒棒》,2015年曾出13集剧版,在豆瓣上为9.7分,“五星”者众,而四星以下的,只占2%。
  上映前一天,8月16日晚,何苦说,他是冲锋战士,观众是最高长官,“胜仗还是败仗,长官说了算”。
  这“仗”,显露出败绩。
  影版的大部分内容,重新剪辑自剧版,就这部分,出现了从前没有的争议。何苦是以新人身份,加入“棒棒”,经历他们的工作和危房下的日常生活。他们是“万金油”,从搬抬运输、饭店勤杂,到疏通下水道都可以做。底层生活之粗粝,和谋生的艰难,摧残此前观众的泪腺。
  工作之外,老黄喜欢看人下棋,他必须喜欢,“棒棒”没有更多的娱乐。老甘翻来覆去看《刘三姐》。老金到美食城,拾别人吃剩的,当作晚饭,后被保安驱逐。何南失业,沉迷赌博。
  8月15日晚,何苦及团队到了重庆万州区的“棒棒公寓”,放露天电影。询问了13个“棒棒”,他们说,这拍的真实,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棒棒公寓”是自发形成的,日租3元,是一间房睡四五十人的大通铺。也有单间,日租7元。
  这里,和别处不同。老黄被雇主叫到家里,干一件脏活:给狗舀食的铁勺掉进了马桶眼,大解之后就堵塞了。老黄毫不犹豫,徒手就探向了马桶眼,特写的镜头做了模糊处理。在广州、重庆点映时,观众看到这里,露出痛苦的表情。但在“棒棒公寓”,观众都笑了。
  旁边的“棒棒”,用他浓重的口音,拍手笑道:“我也做过的,个龟儿。”何苦说,如果是他,生活艰难的时候也会这么做,但肯定会挣扎一会儿,“老黄当时是一点迟疑没有,直接伸手下去”。事后,老黄还得意,他一探手就摸到了勺,但停留了一会儿,多掏掏,好和雇主讲价。
  那次,老黄得了20元。拍手笑的“棒棒”说,他挣的更多。询问要价标准,“棒棒”们永远讳莫如深,他们说,“你讲(价)撒”。同一物件同样距离的报酬,总以讲价博弈后而定,有轻松赚到五六十元的,也有“扛300多斤到7楼,才给10元的”。
  还有不同的。在放映结束时,在北京、广州的观众自发鼓起了掌,而在“棒棒公寓”,“棒棒”们没鼓掌,只是互相看着,慢慢地散了。只有上前询问,他们才说,“真实、真实”。
  但“专业影评人”喜欢说另一种话,他们认为,何苦的介入,以及导演与人物建立了亲近关系,这破坏了纪录片真实性、客观性的拍摄原则,所以镜头未必反映真实。
  另一处争议,是《最后的棒棒》影版所独有的。在结尾,比剧版新拍的部分,“棒棒”几乎都改善了生活,何苦由此致敬“第一代农民工”,主题拔高到在国家兴盛下,他们的“负重前行,敢于担当”。影版的前后段,观感是割裂的。
  大多影视作品有“后四分之一定律”。如《棒棒军》,主要剧情在插科打诨,而到结尾,刚清理了城市下水道的几个“棒棒”,他们赶公交,因为身上又脏又臭,被拒绝。他们自嘲,人生下来就是受苦的,不然怎么一出生,婴儿就哭呢。
  “后四分之一”,是创作者的态度表达。《棒棒军》最后20分钟,毫无必要地让“蛮牛”意外身亡。但剧情的苍凉,在此后的岁月里一再验证,公共空间变得“清洁”。“棒棒”,以及“第一代农民工”,他们不被记忆。
  说到“第一代农民工”,何苦说他们付出太多而收获太少,他们当年付出青春,却少有养老保障。他们亏欠家庭,外地务工致使夫妻离散。他们亏欠“孩子”,他们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很多是现在的“第二代农民工”。
  如王逸虹所说,“棒棒”已经是历史题材。当初可视作映照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今天则为一种纯粹的底层视角。何苦认为,堆砌他们的卑微日常,益处不多。而在这正在消失的历史中,他想让看过《最后的棒棒》的人,重新审视他们,并给予尊重。“老黄这一生,有这么多失败,但是养大了女儿,还清了房贷,他没有推诿自己的担当。”
  为了这种价值倡导,何苦把在赌博中自甘堕落的何南剪到片花,而不是正片结局。因为何南,“已经不是我所要赞扬的那些劳动人民”。
  这种选择,见仁见智。
版权声明

本刊及官网(南风窗在线)刊登的所有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声音、录像、图表、标志、标识、广告、商标、商号、域名、程序、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内容分类标准及多媒体形式的新闻、信息等)未经南风窗杂志社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违者必究。

合作垂询电话(020)61036188-8038研究部陈小姐或(8088)南风窗办公室

--
文章得分:
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