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更好”,是时代要求

作者:李少威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9-19 收藏
  回顾过去一段时间,发生了几件有意义的事情,包括:中美贸易冲突、拼多多的上市、关于娱乐明星纳税的讨论、个税起征点将提高、房租飙升和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上映。
  看似不相关,但它们都可以统一在一个逻辑框架之下。
  1.中美贸易冲突告诉我们,“中国生产—国外消费”这个长期分工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如何能够让中国人多消费,是未来不再陷于被动的要求。
  2.拼多多上市引发关注,让主流社会在日常的自信中发现了另一个事实:我们可能严重高估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
  3.崔永元引爆的娱乐圈逃税问题,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逃税是制造富人的工具之一,税收法制和实践上的漏洞,会加剧社会极化。而财富过度集中的一个结果,是社会总的边际消费倾向削弱,总消费力下降。
  4.个税起征点将要提高,加上专项抵扣,纳税人的负担将有所减轻。尽管只有4%的人缴纳个税,但这些人要么是中产,要么是中产后备军,减轻他们的负担对培养消费能力有利。
  5.房租飙升,例如北京白领们的深深困境,提醒我们在固定成本上,抑制人的消费能力的不仅仅是房价,现在还有房租。
  所以,统一这些孤立事件的线索,就是两个字—消费。
  当大量现象集中指向某个领域,就表明这个领域是当前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症结,解开这个症结,就是时代交给的任务。
  “消费降级”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我们是绝对的没有钱,二是我们并不穷,但消费能力被各种因素压制住了。
  目前的中国社会,两种原因并存。因而应对之方,就是让没有钱的有钱,让有钱的愿花钱、能花钱。
  其一,让没有钱的有钱,根本办法是促进分配公平,以此调整社会结构。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则必须改变对经济发展的认识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是一个生产型社会,通过低成本优势,制造产品卖给外围消费市场。生产和消费长期在空间上分离,因此国内的生产者基本不用太顾及国内的需求。那么,压缩人力成本就一直是获取外围市场竞争优势的手段。当我们必须回头依赖国内市场、把供给和需求在同一个空间里统一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的竞争优势会反噬生产者自身,因为他们提供给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形成对自身产品足够的消费力。
  产品市场的空间扩张,让低收入不成为繁荣的限制,然而一旦空间扩张减缓甚至停止,问题就出现了。
  20世纪20年代福特就已经指出:“如果你削减工资,你就削减了等量的顾客。”在一个生产型社会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对“繁荣”有害,但在一个消费型社会,则需要一种平衡能力,这种平衡应该指向尽可能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除了促进消费,收入提高还会促使产业升级。
  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对劳动者更好一点,这是社会多赢的要求。对此,清醒的企业家早有觉察,多年前董明珠、曹德旺、蒋锡培等就屡次建言大幅提高个税免征额,提高工薪阶层收入。
  其二,让有钱的愿花钱、能花钱,其抓手则从经济发展领域转向了社会治理领域。
  削减个税负担、扩大税基、监督富裕阶层依法纳税,可以培植中产阶层,减缓社会极化。“中产是社会的稳定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从政治认同、文化取向方面来理解这句话,事实上,其肯綮还在于经济能力。中产有消费力,也有消费愿望,因此他们会成为有效需求,有利于社会生产的良性循环。
  富人的消费力很高,但他们人数少,边际消费倾向弱,而且往往会更青睐进口产品,精英消费已经被证明不可靠。
  而要刺激所有阶层的消费意愿,就必须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方法包括抑制房价,完善医疗、教育、失业、退休等社会保障制度。
  消费型社会并非毫无缺陷,它带来的资源消耗和生态忧虑,也在理论预期当中。然而既然已经不可回头地卷入了全球经济体系,迈出这一步就别无选择。消费型社会具有更强的独立性、稳定性,更少的对外依赖性,而这些特质,都是我们当下的隐痛。
  至少我们应该有一个道德信心:消费型社会比生产型社会,有更强的人道主义精神,它会对人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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