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添:我的命运与改革同步

  邓小平当时讲的一些话,我没敢写。比如他说“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等等,我开始是写了,但上版前又删掉了,说明我思想还不够解放。

作者:本刊记者 韦星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9-25
  28年前,一篇长达11000字的大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下简称《东方》)首发在《深圳特区报》上,震动海内外。
  这篇文章主要记录邓小平在深圳5天所见、所闻和所讲,从中,人们不仅看到他睿智、果敢的一面,也看到这位88岁老人的风趣、幽默和平民化的可爱形象。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深圳是他“南方谈话”的重要节点。在深圳,他回应当时社会上关于“姓资姓社”等阻碍改革和发展的诸多争论,很多重要讲话,也是在深圳首次提出的。
  邓小平对深圳的肯定,使已陷入胶着状态的改革,有了劈波斩浪前行的动力。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和发展,由此驶入快车道。
今年8月19日,在深圳,《南风窗》记者对话《东方》一文的作者、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77岁的陈锡添向本刊记者讲述自己从哭到笑、起起落落的一生,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个体的命运和时代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共振。
 
  哭 了
  南风窗:陈总,很多媒体采访您,大都从您写《东方》一稿开始谈,不过今天,我想先从您哭开始谈起。我听说,高中毕业20周年的聚会上,您作为代表发言时,哭了,为什么?
  陈锡添:你这个角度很有意思。那是1981年,我从广东新会三中毕业20年,同学聚会,我去了。我以前在学校很优秀,学习成绩在年级里数一数二的,按现在说法就是学霸。此外,高中时,我还是新会三中的学生会主席,所以在新会三中我很有名。
  那天,老师让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我讲着讲着就哭了。为什么呢?回到母校,百感交集!我当年那么优秀,20年过去了,东闯西撞,一事无成,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我感觉命运对我不公,心里产生极大落差。
  南风窗:东闯西撞,一事无成?
  陈锡添:1963年以前,中国人民大学全国排名第一,当时的说法是“人北清师”(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我1961年考上人大。
  记得高考填志愿时,招生布告就贴在学校墙壁上,我驻足观看时,新会三中校长谭顺康走过来了,他说,“阿添,你敢不敢填1号(人大在布告中,排名第1)?”我说,有什么不敢?然后问他,填什么专业,他告诉我填新闻。就这样,我就填了人大的新闻系。
  在人大我也很优秀,我先后是班级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大二时,我还是人大新闻系团支部副书记(书记是老师)。
  此外,在那个工作是靠分配的年代,我是学校分配领导小组成员,这个小组主要由学校领导和老师组成,我是唯一的学生代表。我当时的目标是分到央媒,但最后却分到《湖北日报》。
  南风窗:为什么没去成央媒?另外,我看您简历,您1967年年底才分配,推迟一年多?
  陈锡添:因为有海外关系,所以没去成央媒。而且那不是强调能力的年代,强调出身、强调家庭成分。我家穷,出身不错,但我有海外关系。我十多岁时,家里太穷,母亲带着弟、妹逃到香港讨生活,我没跟过去,一直在新会学习和生活。
  1966年“文革”发生,全国的分配搁置了一年多。1967年年底我才到《湖北日报》上班,做了一个月头版编辑后,就到评论部撰写社论、评论和本报编辑部文章等重头稿件。
  但几个月后,毛主席发出“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这样,包括我在内分到《湖北日报》的16名大学生都下放了,我被分到湖北省钟祥县洋梓农场接受锻炼。
  那是个炮兵农场,到了那里,部队领导知道我是《湖北日报》的记者,就让我负责写报道,我说我是来劳动锻炼的。领导说,你在这个环境就已经是接受锻炼了。就这样,我就负责农场的新闻报道。
  南风窗:后来怎么样?
  陈锡添:近两年的受教育活动很快过去,农场领导想留我长期从事新闻报道,但没留成,他们说“你有海外关系”。
  “海外关系”就像一副沉重的枷锁,牢牢套住了我。我感觉难有出头之日,非常失落。
  没能留在农场,我期待回到《湖北日报》上班。但《湖北日报》当时决定:所有从《湖北日报》出去接受锻炼的16名大学生,《湖北日报》一个不要,反而从工农兵中新招70多人,说这是“工农兵管理上层建筑”,我当时觉得很荒唐,“如若莽夫能弄墨,十年寒窗谁伴灯”呀?他们到报社,不会采访、写稿,只好去做校对,还“黑白颠倒”地上夜班。另外,他们也感觉枯燥无味。这样,这批从工农兵调去的70多人,最后全部走完,一个个去如黄鹤!
  南风窗:最后怎么分配您的工作?
  陈锡添:当时,我和其他农场40多个大学生分配到湖北省咸宁县。我们住在招待所里,一个个分配出去了。但等很久,都没我消息,最后只剩我一人住在招待所。县领导找我谈话说,湖北省委指示,从省各农场分配的大学生,只能在县以下单位任职。最后我分到咸宁县广播站,实际上在咸宁县委宣传部上班。就这样,我负责县广播站新闻采编,广播员病了,我还当起广播员,操着浓重广东口音,响彻整个咸宁县城。
  另外,我还给县里写总结,给县委书记写讲话稿。当时,人们“陈编辑,陈编辑”叫我,我一听真不是滋味。我就和他们说,“别叫我陈编辑了,叫小陈吧。”他们听出我不高兴,又说,“分你在广播站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分你到下面做老师,你在广播站发篇稿子都难。”我想想也是,虎落平阳嘛。
 
  笑 了
  南风窗:您哪一年回广东的?
  陈锡添:我1977年申请回来的。当时广东的新闻部门人才已满,我被调到广州外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工作之余,我写写文章,其中饶彰风的人物传记被《大公报》连载十天,引发港澳同胞广泛关注,《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对此高度赞扬。
  回到广东后,我感觉没人特别注意我的海外关系。加上第二年就改革开放了,氛围逐渐宽松。
  南风窗:后来是如何到《深圳特区报》任职的?
  陈锡添:1983年10月,我到深圳旅游,当时的深圳四处都是火热的建设工地,四处都挂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宣传招牌,我深受感染,压抑很久的热情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我喜欢这座城市。当时,我打听到特区报刚从周报改为日报,就毛遂自荐了。12月1日,调令就到广州外语学院,但学院不放人,因为我表现不错,也已是骨干教师。我就给院长写了封长信,诉说我对新闻的热爱和情感,这封信打动了院长,他很快就放人了。
  南风窗:当时,到特区报上班,您担任什么职务?
  陈锡添:我就一个记者。我当时42岁了,每天骑着单车跑新闻,走街串巷,采访医生、企业家、专家、售票员等很多典型人物。
  那时,我大学同学中,不少已位居高位。比如保育钧,我们班团支部书记,当时他已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比如张志才,我们班长,当时他已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其他同学,有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甘肃日报》社长的,有在中宣部下面一个局做局长的。在《深圳特区报》,低我4年的师弟丘盘连,也已是报社副总编辑,而我只是这家副省级报纸的大龄小记者。
  1984年《人民日报》主办全国省报总编辑会议,《深圳特区报》作为副省级媒体特邀参加,当时参加会议是我们社长罗妙。有一天,主持会议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保育钧,保育钧和罗妙说,我有个同学在你们特区报工作。罗妙问,“谁呀?”他说,“陈锡添。”罗妙说,“不认识。”
  南风窗:这种落差,您感到失落甚至是怀疑过自己吗?
  陈锡添:那倒没有,我心里清楚,我能力不比他们差,只是运气、命运以及海外关系等阻碍我发展,但我不向命运低头,不自卑,不气馁,我清楚是海外关系导致分配的平台和人生不一样罢了。
  回到广东,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刮起,海外关系也淡化了,单位更加注重个人能力,所以每天我都激情四射地跑新闻,后来出了很多大稿、好稿,并成为特区报的名记者。
  此后,包括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来深圳,深圳市委都直接指定我随访,这给了我这个有海外关系的人予充分的信任。
  我在特区报干了半年,就已是报社工业部副主任。再干两年,当报社工业、农业、财贸三个部门合并成经济部时,我通过民选直接升任经济部主任。进入特区报不到5年,我升任副总编辑—这些都发生在1992年《东方》一稿刊发前。
 
  遗 憾
  南风窗:《东方》一稿是如何出炉的?
  陈锡添:1992年1月18日下午5点,我接到深圳市委通知,说邓小平同志明天上午9点到深圳,要我随同市领导到火车站迎接,并负责此次的报道。活动绝密,不外传。
  我是深圳市唯一获准随访的文字记者。19日,我随市领导去深圳火车站迎接邓小平。跟访时,我像保镖一样跟紧观察,注意倾听和记录。每天跟访后,听不清的,我找主要领导核实和了解详情。
  但第二天接到通知说,没有报道任务。我觉得“邓小平来深圳”是个大新闻,不想放弃,继续跟访。我也相信总有一天可以发出来。这样,一直随访5天,直到1月23日邓小平前往珠海。  
  此后,我们报社为了传出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写了“新春八评”,不断为改革发声。其中,我执笔的《要搞快一点》《要敢闯》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发海内外舆论关注。
  3月22日,我发现《南方日报》发了篇千把字的通讯,标题是《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我震惊了,赶紧回家扒两口饭,铺开稿纸,洋洋洒洒写了11000字的大通讯,因为不抓紧的话,其他报纸今天报道小平到先科视察,明天报道小平到国贸大厦视察,我作为全程参与跟访的记者却漏稿,那将是一辈子的遗憾。
  稿子写好后,我拿给当时的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看,他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这样,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出这篇大通讯,刊出当天下午,《羊城晚报》换掉头版,直接上了这篇稿子。此后,很多地方媒体不断跟进,到30日,新华社开始向全球播发这篇稿子,31日,《人民日报》也进行刊发。改革的舆论大潮,此时已成定局。
  南风窗:听说当时保育钧看到这篇文章后,给您打电话了?
  陈锡添:对呀,当天,他在《人民日报》值夜班。他说,锡添,你成功了!你的名字跟随邓小平的名字风靡全球了。我听后,哈哈大笑,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南风窗:这篇稿子除了写得很精彩之外,更重要性的价值在于,它对改革开放起到重大推动作用,是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陈锡添:对!要知道,改革开放到了1992年,“姓资姓社”的争论还在持续,深圳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被拿到全国范围去审视和评论,对股票等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专有的东西,也大加批评,所以舆论氛围并不利于持续的改革和发展,当时的深圳改革,基本上处于胶着状态。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都深受人民爱戴,尽管当时他已88岁高龄,但他高瞻远瞩、十分精辟地为改革和发展发声,破除了改革、发展中的重重阻力。他的讲话,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促成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使改革开放出现新的高潮,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建设的发展。这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最大的精要和价值所在。
  南风窗:应该说,这篇文章为您的记者生涯画上完美句号。
  陈锡添:也有遗憾,邓小平当时讲的一些话,我没敢写。比如他说“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等等,我开始是写了,但上版前又删掉了,说明我思想还不够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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