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加速回暖的背后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定位是对手。这样的定位有一定的“模糊性”,这也是日本在战略抉择上左右为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中日关系的转型,只可能是渐变。

作者:本刊记者 雷墨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09-25 收藏
  最近,中日关系呈现加速回暖的态势。就在8月底,多名日本高官密集访华。这些访问有的是事先确定的两国高层交流,有的是为了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正式访华铺路。9月2日,安倍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时说:“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访问过日本,日中关系已经完全回到正轨。”他还表示,非常高兴地期待访问中国,并希望能够邀请习近平主席访问日本。
  “相向而行”是加速回暖的大前提,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背后的动力。历史地看,中日关系的冷暖有其内在逻辑。比如,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争议总能成为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但经贸联系也一直在起着压舱石的作用。这次的不同在于,在战略不确定性时代,北京和东京都希望从中日关系中寻找一些确定性。中日关系何以加速回暖,需要以超越历史逻辑的视角去看。
 
  加速回暖
  中日关系在2017年实现了“止损”,在2018年开始升温。
  2017年7月和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度会见安倍。虽然这两次会见都是发生在国际多边会议期间,但与前几年类似场合两人“站立交谈”“简短交谈”相比,已经发出了清晰、积极的政治信号。这一年,安倍最明显的变化是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从此前的明确反对转向有条件的支持与合作。利用好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这个契机,两国领导人都有一定程度的默契。
  2018年也是一个契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进入2018年,在改善双边关系上中日两国都在发力。1月22日的国会讲话中,虽然安倍称日本的安全环境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威胁,但紧接着谈的全是朝鲜核导威胁,然后是如何以巩固日美同盟来应对。他不仅没有提中国威胁,对钓鱼岛争议也只字未提。在涉及中国的部分,安倍阐述的是如何改善关系、加强合作,以及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5月中旬对日本的访问,是一个重要节点。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一说,正是出自那次访问期间。李克强当时的原话是:“我同日方领导人在回顾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目标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对比安倍最近接受日媒采访时所称的“日中关系已经完全回到正常轨道”,中日对两国关系现状的认知或许存在微妙差异,但加速回暖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在李克强访日后,两国在经贸、科技、教育、人文等领域的事务性交流与合作开始提速。在这一点上,日方的主动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维持高层交往的势头,日本众议院议长大岛理森7月24日率团访华。据日媒报道,大岛理森那次访问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推动安倍访华以及习近平访日。8月12日,李克强与安倍互致贺电,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安倍并再次表示希望能在年内实现访华。
  8月29日-30日,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外务省次官秋叶刚男、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相继抵达北京。二阶俊博访华属于政党间交流,秋叶刚男的任务是政府间沟通,麻生太郎访华属于事务性合作(出席第七届“中日财长对话”),这些访问客观上都在推动中日关系加速回暖。有日媒猜测,二阶俊博与秋叶刚男的北京之行,主要目的很可能是协商安倍访华事宜。《朝日新闻》甚至透露,中日双方已大致敲定安倍10月23日访华行程。
  进入9月,中日外交互动继续多管齐下,而且节奏更快。9月9日,由日中经济协会、日本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组成的多达200多人的联合访华团,访问北京、浙江等地。9月下旬,中日将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官民合作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将商讨在泰国联合建设高铁的项目,正式启动由中方提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据日媒报道,安倍的外交智囊、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也可能在9月访华。
 
  逻辑在变
  国内政治因素,是安倍积极推动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9月20日,自民党将举行党首选举投票。2019年4月日本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紧接着的是参议院选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安倍连任自民党党首几无悬念,但想长期、稳定执政还需要更多的政治助力。对于安倍来说,“已经完全回到正常轨道”的中日关系,毫无疑问是一笔重要的政治资产。假如目前中日关系依然“冰封”,不仅深化经贸合作无从谈起,安倍的外交能力也会受到质疑。
  如果考虑到特朗普的“不可预测”外交,回暖的中日关系这笔外交资产的重要性就更突出了。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日本对美外交的投入在美国盟国中或许是最大的,但收益却不是最显著的。有媒体做过统计,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截至今年8月),安倍与特朗普见面8次,通话26次,在美国盟国的领导人中互动频率高居榜首。但这样高频率的私人互动,显然没有转变成高稳定的日美关系。
  《华盛顿邮报》8月28日爆料,安倍6月7日访问美国期间,特朗普在抱怨美日贸易逆差时说“我没有忘记珍珠港”。事后,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辟谣”称报道失实。不过,这个“失实报道”倒是很符合特朗普恫吓盟友的一贯作风,也契合他对贸易逆差的愤怒。美国网络媒体Axios的文章分析称,特朗普对日本的认知还停留在1980年代,那个日本占美国便宜、伤害美国经济的时代。
  安倍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变化。在《产经新闻》的专访中,安倍谈及日美贸易问题时说:“任何有关贸易问题的讨论,都不会将个人友谊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今年7月,安倍在谈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时说:“当我们面临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抬头时,我们亚洲务必要团结一致。”对于安倍政府来说,提升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显然有对冲美国压力的考虑。
  这种“对冲”很可能不是权宜之计,因为美国贸易政策转向不是一时兴起。换句话说,日本面临的整体经贸环境,可能正在发生不可逆的变化。更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对贸易立国的日本来说不可或缺。2017年以来,日本多个庞大经贸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些商界精英的到访,绝不只是为了释放善意,更多是为了寻找商机。不容忽视的是,与欧美同行相比,日本在华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适应能力只会更胜一筹。
  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经贸问题上中国在日本眼中是“可预期的”。在日本更为看重的安保问题上,特朗普“不可预期”的影响不容低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问题学者米雷娅·索利斯今年4月撰文称,交易性的“美国优先”外交所造成的风险在于,它让同盟怀疑共同利益是否会引导美国的战略和行为。“同盟意味着根本利益的联姻,安倍需要这样的保证,但特朗普会给吗?”
  从中国的角度看,安倍也在展现“可预期”的一面。2012年再度出任首相后,安倍除了次年年末参拜靖国神社外,再也没有参拜过。随着中日关系改善,两国经贸合作提速升级,安倍更没有理由一时兴起去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同样希望看到一个“可预期”的日本。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伯克希尔·米勒在《外交事务》上撰文称,特朗普总统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担忧,也促使北京考虑对日强硬姿态的战略成本。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呈现这样一个现象: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牢固的日美同盟,能一定程度上对冲中日摩擦带来的负面战略后果。这样一来,中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越过”对方而直接与美国打交道的意愿。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如果不涉及美国利益,“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为日本“两肋插刀”的可能性不大。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也不会在乎日本是否挑衅中国,更可能考虑如何从中渔利。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来说,两国双边关系运作的传统逻辑都在发生改变。换句话说,现实正在促使中日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不得不更多地“直面对方”。伯克希尔·米勒在上述文章中写道,北京和东京都已经意识到,长期的不和给双方造成太大的代价,毫无必要地增加了它们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局势的变化已经促使中日在谨慎地重新审视双边关系。“建交40多年后,中日两国都在投入更多资源调整关系。”
 
  转型关口
  中日关系加速回暖背后,隐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日关系已经走到了转型的关口,两国应该如何抉择?
  《日经新闻》在8月12日发表的社论中问道:“尽管两国在历史认识和安全保障方面存在对立,但是在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作为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和第三的邻国,未来的中日关系将何去何从?”
  该社论给出的答案是:双方应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逐步建立不受其他国家左右的信赖关系。这样的声音在日本并不鲜见,但也绝非主流,更没有上升为政府政策。《日经新闻》资深编辑中泽克二在今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于日本来说,目前与中国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回暖,有利于强化中日“功能性合作”,同时管控与中国的冲突。
  就目前而言,安倍对华外交本质上依然在遵循“政经分离”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上,把“经济”和“安全”分开处理。8月31日,也就是日本政要密集访华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由“加贺”号直升机航母率领的舰艇编队,在南海与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舰队举行联合军演。共同社日前发表文章称,日方有意促进经济合作,使日中关系步入稳定轨道,但海上对抗“有可能会打乱安倍通过自己访华和习近平访日大幅改善日中关系的计划”。
  老路不一定走得通。安倍对华外交的不变中,也蕴藏着变的可能性。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问题学者丹尼尔·斯奈德认为,日本人正在接受中国成为大国的事实,同时他们也不得不对冲美国外交不确定性的影响。与当年美国把苏联明确认定为敌人不同,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定位是对手。相比之下,这样的定位有一定的“模糊性”,这也是日本在战略抉择上左右为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的转型,只可能是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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