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并没有那么简单

作者:谭德波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10-13
  近期,社会上呼吁减税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少观点认为,减税口号喊得凶,但距离落到实处还很远。另一方面,来自相关部门的数据又说,已经为实体经济减了上万亿的税和费,力度空前。
  看起来,这是一笔很可能算不清的账。的确,账很难算得清。参加这场“辩论”的双方,数据来源都可能不一样。
  在中国的财经舆论场,很多宏观数据可能缺乏意义。相比而言,微观主体的现实处境更有价值。减税的效果如何?看一个截面,即资金脱实向虚的倾向是否改变即可。
2016年5月,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紧急推出了楼市大调控。直到如今,各地的调控依然没有丝毫松动,一些地方还不断加码调控措施。这是中国房改以来,力度最大的,持续时间也最长的一次地产调控。
  调控不敢放松,其实已从另一角度说明,资金脱实向虚的“冲动”,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扭转。至少,减税幅度还没有大到足以把资金重新逼入实体经济的程度。
  实际上,当所有人的目光和舆论的火力都集中到减税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三个问题:一是除了减税,金融改革可能更重要;二是支出的刚性之下,减税空间还有多大?三是减税光靠财税等几个部门恐怕搞不定,它是个纵深改革。接下来,分别讨论这三个问题。
  第一,对实体经济减负来说,金融改革和减税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拿制造业来说,生产经营成本(原材料、人工和厂房设备租金)、利息成本和税收是企业的三大成本项。第一项生产经营成本是刚性上涨的,无法扭转。但第二项利息成本却可以改变,而且极富弹性。
  在《南风窗》本期策划中,我们提到一个观点:中小企业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在于信用的“双轨制”(国有信用和民营信用)。中小企业以民企为主,一旦遇到经济下行,信贷将迅速向国有信用主体收缩,这是市场自发和银行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要么融资难,要么融资贵。从民间机构借贷,利率会很高,这等于在企业的利润表上极大程度地削弱了股东收益。如果能够降低这项成本,那么股东收益提高,自然助力于扭转脱实向虚的趋势。其实,减税的效果也同样是提高股东收益。
  因此,通过金融改革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提振实体经济的效果和减税是一样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对金融改革的容忍程度,要比减税高得多。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金融改革动的“金融掮客”群体的奶酪,他们分发国有银行的资金,层层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负担。如今,他们大多已步入富人阶层,是信贷狂潮的最大赢家。其存量财富已足够可观,那么对增量并没有刚性的分配需求(并不是要分配他们的存量财富)。换句话说,他们对改革的反弹会比较小—如果真的进行强力改革的话。
  但是,减税(含社保费用)将直接削弱政府治理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力,而中央对地方治理的支付是刚性的存在。另外,和群众有关的福利支付,如社保的现金需求,更关乎社会稳定。因此,我们要谈第二点。
  第二,支出的刚性之下,减税空间可能没有想象的大。那么,精简人员是否是一条可行的路呢?但这里面临一个问题,在经济增速下行的时候,机构改革的困难往往更大,因为不断收缩的经济可能根本无法吸收大量的人员分流,再就业如何解决?
  因此,这里似乎有一个世界各国公共治理的悖论:经济上行的时候,改革时机最好,因为上行的经济可以吸收改革带来的压力和阻力。但实际情况是,经济上行的时候,一些落后国家却往往忘记了改革。但中国不一样,目前中国经济已经逐渐企稳,这正在给改革留出时间和空间。
  第三,财税改革涉及国家治理的纵深,因此问题也必须依靠改革的深化来破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最快速的增长区间是从1994年的分税制开始的。此后,财税体制一直处于强大的路径依赖之中,除了营改增之外,并无大幅度调整。伴随着减税的呼声,一些问题真的到了必须重新审视的时候。
  减税非小事,更不是数字游戏,它是改革的枢纽。目前,各项改革已逐渐推进和深化,对改革呼声的回应也非常积极,改革举措更相当务实。不妨更加耐心,更加建设性,相信中国经济的未来,即是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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