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大选:恐惧来到台前

  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移民的文化背景,天然地要求达到保存某种文化、宗教和传统的集体性目标。这与自由主义的程序性承诺、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是相悖的。

作者:本刊记者 荣智慧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10-13
  9月9日结束的瑞典大选,似乎只是一个漫长旅程的序曲。反移民、反欧盟的民主党,得票率为17.6%—这是该党“史上最好成绩”,足以使对立阵营组建新政府变成“马拉松”。
  17.6%,“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大选前民调预测的25%,它还是低了不少;相较2014年大选,提高的4.7个百分点则是强劲的表现。
  参照选举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极右翼抬头”,瑞典选举的真实趋势是,主流政党持续衰落,小党派持续崛起。用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学家萨拉德兰格的话说,“大党越来越小,小党越来越大”。
  选举的民意基础,变了。
 
  极右翼崛起
  此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组成的中间偏左阵营,得票率为40.6%;温和联合党、中间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中间偏右阵营,得票率为40.2%。因为均未超过半数,两者都没法拥有占国会过半的175个席位。虽然双方一直互相批评,但在组阁问题上却达成了一致—拒绝和极右翼的民主党站在一起。新政府如何组建,看上去前路漫漫。
  瑞典现任首相斯蒂芬·勒文属于社会民主党,他拒绝为领导不力辞职,称会努力建立一个党派联盟,跨越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的鸿沟。话虽如此,勒文还是不会跨越和民主党之间的鸿沟,他说:“他们是根源于纳粹的政党,除了提供分裂和仇恨,没有什么东西能提供给国家。”
  从选举结果来看,最大的输家是社会民主党。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他们的得票率一直超过45%。2018年,他们的得票比例只有28.4%。而最大的赢家是民主党。在1990年代,他们被称为“新纳粹街头暴徒”,现在成了反移民、反穆斯林、反欧盟的英雄。风水轮流转。
  自2015年瑞典政府允许16.3万名寻求庇护者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前后数年的移民大潮已经真正改变了瑞典人的生活和态度。瑞典的主流媒体在妖魔化极右翼和迎合其立场的两端之间摇摆不定。毕竟,瑞典的总人口1000多万,一年里涌进来16万外来者,可不是一件小事。
  2018年大选是移民大潮发生后,瑞典人的第一次全国选举。极右翼的得票增加,反映了人们对已经处于紧张状态的社会现实的特别关注。医生和教师的岗位都挂出了“紧缺”的牌子,警察面对一系列的烧车、枪击、强奸、手榴弹袭击,苦不堪言—特别是在移民高度集中的贫困地区。
  “在这4年中,政府优先考虑寻求庇护者,”民主党领袖吉米·奥克森在竞选时表示,“瑞典需要喘息的空间。我们需要严格的、负责任的移民政策。”该党议员马蒂亚斯·卡尔森说:“当一个党的支持率一次又一次地增加,其他党派则停滞不前时,你必须要听听那些投票支持这个政党的人怎么说……现在是时候谈谈了。”
  1970年代以来,瑞典经济移民的政策并不算宽松。而且2015年之后,移民政策已经大幅收缩,比如增加准入的等待时间,提高准入门槛。但这些改革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也就没法及时缓解移民所带来的政治焦虑,反而抬升了极右翼的政治地位—谁反移民,谁也许就能解决瑞典的社会难题。
  类似的极右翼崛起,在法国、德国、奥地利、芬兰等国都能看到。这是欧盟国家普遍面对的经济难题、人道主义难题—正则经济发展、文化多元,反则袭击频发、歧视满天。
  为什么移民问题,让传统的政党处处掣肘,让新兴的极右翼左右逢源,最终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预期?
 
  移民倍增
  非洲向欧洲的移民,是一个大趋势。由于经济发展的“南北差距”,从1960年代开始,非洲人奔赴地中海北岸的行动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最初是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近水楼台先得月”,又过了几十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们也迈出了脚步。
  瑞典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有“人间天堂”的美誉。西欧、北欧国家普遍富裕,也往往迫切需要引进劳动力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而30年后,非洲人口将达到20亿,向欧洲“反向殖民”势不可挡。这样量级的移民规模,足以改写欧洲文明史。
  2017年底,第五届非盟-欧盟峰会的主题是“为可持续的未来投资青年”,实际讨论的就是移民和安全问题。在非洲,60%的失业者来自青年群体。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加上一些国家局势动荡不安,刺激大量非洲青年冒着命丧地中海的危险,前赴后继地偷渡欧洲国家。
  如果说经济移民来自“南北差距”,那么战争移民则来自“大国博弈”。如欧洲地区难民潮的来源地—中东地区,就是美俄长期插手、反复争夺利益的地区。
  而且,这一地区的国家几乎都没有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国民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文化认同,主要以宗教、宗派、部族等身份作为认同要素,只要稍经刺激,就会循着这些界别四分五裂。
  2013年,瑞典新增移民11.6万,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叙利亚和索马里的难民。后来,又多了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的难民。对于已经获得避难许可并居住在瑞典的难民,瑞典首先要为他们提供住房,并为难民儿童提供教育等机会。2015年,瑞典用于难民住房、语言学习、福利补贴等方面的支出,已占到全年国家财政预算的7%。
  瑞典在1990年代就有很多科索沃的战争移民,当时的“移民”概念,也不像今日那样略含“贬义”。接纳战争移民,是一个让瑞典人产生民族自豪感的事情,他们从小就接受了文化多元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而且,瑞典的经济发达,也确实离不开外来者的建设。
  文化多元主义的典型表现,就是瑞典人对待、接纳移民的友善态度。为解决移民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瑞典政府开设了免费的语言课程,参加课程就会得到一定补贴。
  以往的战争移民和华人移民很类似,都有外地人到大城市的拼搏精神:不怕吃苦,任劳任怨。这样的移民几乎不会对社会产生威胁,有一些小规模的争端,最多也只是涉及“抢饭碗”的问题。然而,随着叙利亚战争导致的战争移民的激增,当地有限的工作岗位已经无法满足新移民的需求。
  近年来为移民开办的语言班中,不少人开始“混日子”,靠学校的补贴维持生活。更多的移民则集中在郊区的难民营,组成了文化独立的“小社会”。他们身着穆斯林服饰,成群结队地出现。斯德哥尔摩每年一度的“WE ARE STHLM”的音乐节上,2014、2015年连续两年都曾有强奸的报案。当地传言说,嫌疑人是战争移民。
  2017年4月7日,斯德哥尔摩市内一辆汽车冲撞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亦有传言说袭击者是难民。但瑞典警方为了保持“非歧视”对待,没有公开证实袭击者的身份。
 
  四分五裂的欧盟
  瑞典的选举结果,暴露了其继3个月前组成民粹主义政府的意大利之后,成为另一个明显具有极右翼抬头倾向的国度。这一结果既是民粹主义席卷欧洲之下的“本地反应”,反过来也将影响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去向,威胁欧洲的一体化进程。
  其他民粹政党中,法国的国民阵线是最大反对党,其党魁玛丽娜·勒庞高度赞扬了瑞典民主党的崛起;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在默克尔家乡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击败基民盟,支持率不断攀升;奥地利自由党尽管未能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胜,但在次年议会大选后联手反移民的人民党,配合后者成功组阁。
  此外,丹麦人民党、匈牙利约比克党、荷兰自由党、芬兰“真芬兰人党”等,也在本国的政治生活和各层次选举中冒头。加上多国民粹领袖之间建立友好关系,持极右立场的美国总统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近期也同欧洲多国民粹政党领袖会面,甚至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公室,与欧洲民粹势力结盟。
  极右势力只要能在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14以上席位,就足以对欧盟内部团结构成威胁,严重打击欧洲一体化,届时欧洲的政治版图将面临改写。
  高调打出反全球化、反欧盟、反移民、反伊斯兰等主张的民粹主义政党,迎合了普通民众对于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外来移民潮和恐怖袭击的忧虑,以及对现任政府的失望。然而,民粹主义是不是真能解决欧洲的现有问题?
  换句话说,挖掘到移民反移民的内部,问题的根子是,极右翼的民粹主义到底是不是根治“左支右绌、四处冒烟”的左翼文化多元主义的解药?
  历史上,民粹主义并不是万能的解药。1960年代,卡扎菲、本·阿里、阿萨德等社会底层起家的魅力型领袖,在西亚、北非建立了一系列“民粹主义”政权,最终这些政权又在民众自发组织的“街头政治”运动中被颠覆。“民粹主义”色彩突出的“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也引发了西亚、北非地区的长期动荡。
  理论上,这关系的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权力理论的冲突。这一冲突表现在:自由社会能否在某些情况下,将保障集体性权利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自由社会到底是服膺“程序正义”,还是应当考虑实质性的影响?
  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权利自由主义及其法律体现,是将个人权利置于集体目标之上。但是,当欧洲的左翼政府将移民、难民当作一个个理性的“个体”并赋予权利之时,发现根本是“鸡同鸭讲”—他们根本无法处理移民自发性组成带有强烈民族色彩之集体的政治诉求。而且,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移民的文化背景,天然地要求达到保存某种文化、宗教和传统的集体性目标,这与自由主义的程序性承诺、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是相悖的。
  法国哲学家、外交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当年念兹在兹:“民族性政治实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则是一个帝国林立的时代,一个跨国性的政治统一体的时代。”他本指望欧盟能够以(他所宣扬的)自由主义理念团结为一体,以此与美苏抗衡。然而造化弄人,半个多世纪后,欧洲诸国大有团结在民粹主义旗下之势,欧盟却凶多吉少。
  恐怖主义者和极右翼分子有一个共同武器:恐惧。过去谁都没有想到,在全球化浪潮中,竟然是“恐惧”让更多的人彼此远离。当欧洲对移民的恐惧、移民对现代化世俗化的恐惧而不是公共性的探讨,开始操纵人们的大脑,我们还能否看到和平的鲜花铺满面前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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