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的旅行:灵魂牵引与无病呻吟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物质化、“纯粹理性”化,文学在社会思想结构中发生位移,已经陷入某种失坠的过程。我们一直执著于表达,源于我们一直受挫的自尊。

作者:本刊记者 何子维 发自上海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10-13
  只有遇上一群作家,你才会更真切地知道作家这个集体名词具象的样貌。日前,《南风窗》记者在上海遇上了一群作家。他们每个人都上去演讲,用同一个主题—“旅行”。
  诗与远方,无疑是作家的标签之一,这个世界之所以供养作家,就是承认了他们寻求物质生产活动以外的其他意义的合法性。诗与远方都是美好的,但多年来,经过大众的泛滥使用,似乎正日渐沦为苟且生活的笑柄。
  那么作为写作者,有没有责任?旅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谦卑地感受真实相关?诗与远方,在多大比例上还和灵魂相连?
 
  诗人翟永明:胸前的弗里达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小剧场,大方文学节的18位作家里,诗人翟永明第八个上台。她的眉毛和长发如同夜一样的黑色,眼神里有忧郁和坚毅,或许还有一丝妩媚,但不容易被察觉。
  她的语气平静而绵长,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她带入那个气场。
  1990年,翟永明在纽约的一家艺术书店,无意间翻到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的画册。整个夏天,翟永明一直在读这本画册,读弗里达的画,也读她的生活。
  弗里达的俗艳、华丽、性感,弗里达的流血、哭泣、破碎,弗里达的痛苦、孤独、挣脱,构成了她人生和绘画的全部意义—对自我的观照。这让翟永明有了心灵相通的感觉。
  20世纪80年代,翟永明写了组诗《女人》,“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写了《静安庄》,“我用四面八方的雪繁殖冬天的失败”……字里行间这些“失败”,其实是现代女性意识的自我启蒙,是对男权社会的伤害与温柔的反叛,是与弗里达的一系列画作相互映照的。
  旅行,远方,开始蠢动。
  翟永明翻看弗里达画册时,一些细微的、不可言传的感知,在她脑海里伸展为一个念头:去墨西哥,去弗里达·卡洛博物馆,去这个女人曾经生活过的故居“蓝房子”,去向弗里达致敬。
  第二年,翟永明和友人取道美国圣地亚哥,去墨西哥边境的一个小城。一道铁栅就是墨西哥和美国的分界线,在这个独一无二的海关,只要随手一推,就进入了墨西哥。但如果以为回到美国也是如此容易,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他们一行人晚上从小城回到美国海关,同行的美国人玛丽亚被放进了海关,而翟永明和其他非美国籍人,在一片“NO”声中被拒绝入境。
  翟永明茫然地看着四周,她知道,弗里达就在这里。她想,要是趁机去墨西哥城看看弗里达的故居,那多好。可是,护照还在纽约,她寸步难行。
  就这样,去弗里达故居蓝房子的愿望一直萦绕在翟永明心里。1994年,她写了《剪刀手的对话》,献给弗里达。她用分行的诗句,分析和拆卸了一个东方女人和一个南美女人的共同经验,她甚至恳求弗里达“对我说吧,僵硬的逃亡,一根脉络和无数枝叶移动”。
  就这样,对弗里达的追随越来越深入翟永明的骨髓,连旁人也能感知。2007年,翟永明的前夫何多苓画了一幅题为《小翟和龙舌兰—向弗里达·卡洛致敬》的画。这是何多苓自1988年画《小翟》后,第二次画“小翟”。
  “新的”翟永明身着墨西哥披风,面貌依旧,风情依旧。不同的是,何多苓在表达敬意的同时,也在提出问题—十年过去了,“小翟”逝去了什么,留存了什么。其实,何多苓也知道,弗里达的前世今生被一点一滴留存在了“小翟”脸上。
  画中“小翟”的脸,是用两个女人的脸合成的。弗里达的存在作为一个隐身,在翟永明的真身上触手可及。在这张脸所努力遮掩的地方,你能感觉到一种深海般的静默,一种底片般的反衬之黑,这是翟永明的诗性和弗里达的神性在厚涂的暗黑深处钨丝般相遇。
  这个相遇如此短促而漫长,直到16年后,翟永明跟随一个艺术家团队去墨西哥才见到蓝房子。
  在去往“蓝房子”前,诗歌、文学是翟永明的附属品。而行至“蓝房子”的翟永明已清晰意识到,自己与“蓝房子”的相遇不只是旅行意义上的远足,更像是心理意义上的安慰,是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之后无法消解的“我执”。
  离开蓝房子前,翟永明在弗里达故居博物馆里买了一件T恤,上面印着弗里达最著名的画作《两个弗里达》。翟永明常常穿着这件T恤,她感觉,两个弗里达贴在胸前,好似被弗里达附体。
 
  朝圣、邂逅和喧哗
  相遇“蓝房子”,对翟永明而言,是一次朝圣,而旅行作为文艺女神缪斯的一个分身,则像一根火柴,重新点燃了写作。
  相比普通人,生活经验、知识积累、人文情怀,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作家写作的柴薪,但它不会自燃。点燃它的火柴有很多,可能是痛苦、思念、悲悯,这些被称为情怀的东西,使作家充满警惕和兴奋。
  在数字化时代,当高效便捷成为人们的新宠,喜新厌旧成了常态,厌倦取代了情怀,以往的写作方式也难以为继。作家写作的沸点也提高了,过去80度就开了,现在到了120度才会开。这时候,作家开始问自己,怎样才能获得持续的创造力,怎样才能拥有更新鲜的材料?
  显然,旅行是能带来新鲜材料的。在地球上,山水是相对固定的。当人越过熟悉的边界,会发现世界已犹如掬水捧沙,那种片刻的且玄且奥,真实与虚构的须臾共振,最能令人心生诗兴。
  像翟永明这样被灵魂牵引的旅行,慢慢成为特例。一些旅行只是作家的意外“邂逅”。比如,他就走上台去,讲了一个邂逅的故事。
  2017年,为了写《青苔不会消失》,袁凌在家乡待了一年多。其间他邂逅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生活在海拔一两千米的大巴山里,经济来源主要靠打工。其中有个叫刘树礼的,“眼睛像青面兽”,引起了袁凌的注意。
  刘树礼的眼睛因为打工渗进了矿煤灰,没了光感,是瞎的。对于一个盲人,至少在袁凌看来是苟且生活的人,却通过锻炼恢复了在屋里活动、在外面干活的能力,还种了别人不愿意种的地。
  袁凌认为,刘树礼身上代表某种特别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人在重建自己被毁坏的世界,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抵抗乡村衰亡和传统衰亡的表现。所以,即使是小人物,但刘树礼就是袁凌看到的“世界”,后来袁凌把刘树礼塑造成了他的小说集《世界》的主人公。
  类似的,还有作家弋舟。
  同样是2017年,弋舟在甘肃武威一座钱币雕塑的底座上,邂逅了“凉造新泉”四个字。“凉造新泉”四字的音韵,与河西走廊薄凉的春风和昏黄的夕阳,让弋舟瞬间有了要写点东西的想法,这就是之后的短篇小说《如在水底,如在空中》。
  旅行中邂逅人邂逅事,在今天仍然是激发作家灵感的重要源泉,也是非专业写作者的某种有趣的资源。比如偏远的火车站,山谷中深藏的小水电站,破败的工厂住宿区,还有沿途偶遇的环境闭塞的乡镇……新鲜的地理环境,为全民开“坛”,全民聚“聊”,全民写“博”—这些时代特点鲜明的互联网写作,提供了巨大的资源。
  从沉默的大多数一下子变得众声喧哗,在今天,每个中国人似乎都在享受表达带来的乐趣。
 
  写作的门槛
  王朔说:“我害怕的不是哪个专业作家,而是那些具有写作能力的人民。”凭兴趣,靠自发,一吐为快的写作,可以看作是这个时代的写作动力,但终究不过是朋友圈的装饰品,或者是旅行的注脚,甚至是推诿责任的方便之门。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表达。
  轻而易举地生产的文字是没有意义的。相比之下,我们还是要向一些专业、专注的作者致敬。
  彼得·海斯勒,这个以中文名“何伟”和他的“中国三部曲”为中国读者所熟识的美国记者,也爱旅行,更爱记录旅行。读过何伟作品的人,大多会赞赏他观察中国问题之细致,仿佛他有第三只眼。
  何伟自然不是西方的二郎神,没有比普通人多出一只眼,甚至他的旅行之地也非常平实。他下乡村,进社区,钻胡同,跑工厂,他在涪陵支教也好,按照订单绘制油画的“中国巴比松”也罢,都是专门盯着最普通的小人物和小细节,却数度换来了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等。为此,何伟自己的解释是,“最重要的不是提出什么,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了解那儿的人,关注这种世界性潮流对个人思想、生活的影响。
  高大上的理论和“主义”,并不是何伟喜欢的,他只是觉得,许多人把全球化看得太简单。所以,他愿意保持对世界的持续关注,以介入者、旁观者的身份,探索一个人如何成为他自己,帮助其他人了解世界的复杂性。
  何伟的那些作品,被认为是国内非虚构写作的滥觞。他描写的对象就是旅行的内容本身,但何伟的写作把他的旅行和我们其他人的旅行区别了开来。
  当我们在旅行中寻找启发、火花、情感触动,以及场景与片段的体验时,旅行内容并非写作对象,其写作也主要不是非虚构。这就是旅行写作的局限性,浮光掠影的作品无法真正进入和揭示当下的真实,而常常流于无病呻吟。
  胡适说:“真金不怕火,这是我们祖宗的一句名言。真有价值的东西是毁不掉的。我个人绝不愁东方遗产与东方文明的失坠,我所焦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刚刚开始同世界人类的最新文化接触,就害怕他的诱惑,就赶快退缩回到抱残守缺或自夸自大的老路上去。”
  这段话至今读来,仍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效果。近两百年来发生在中国的各种动荡、变革、转型,包括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潮流,都在强迫着我们去回应。这回应让我们无所事事、惊慌失措、疲于奔命。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物质化、“纯粹理性”化,文学在社会思想结构中发生位移,已经陷入某种失坠的过程。
  我们一直执著于表达,源于我们一直受挫的自尊。虽然我们分明感受到了这其中的巨大力量,也感受到了其中新的封闭性,但失去了开放性与好奇心,我们制造出的不过是足够多的喧嚣,却没有创造出与历史和时代相呼应的磅礴之作。
  在喧嚣和欲望之下,写作更应该是有门槛的,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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