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40年中国文艺的演进逻辑

  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新的文化繁荣和文化复兴的到来,这和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对艺术家的尊重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群众文化的兴起,也将对弥合社会分歧、重建精神生活有重大意义。

作者:本刊记者 何蕴琪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10-17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又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最高领导人在两个场合的言说,内在逻辑是贯通的: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文艺演进的背后是文化自信。
  要整体描述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文化路径却非易事,这是因为,尽管从梳理当代中国历史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如何认识这40年中的不同阶段,以及整体性的文化脉络,还是一件进行中的工作。
  在40年这个时间坐标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际环境乃至科技的变化,都成为无法绕开的路标,可以帮助我们识别重要的方向和趋势。
 
  改革的呼求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了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同年9月22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上演话剧《于无声处》,11月在北京首演,并最终引起全国轰动。这两个在传播和文艺领域发生的事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特殊位置,它们的出现,成为了当时以及40年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标记。然而,很少有人从隐喻的角度去理解这两个符号之间的关联意义。
  《光明日报》无疑代表了官方的声音。与此相对的,《于无声处》却是来自民间的声音,这部话剧的执笔者是上海热处理厂的工人宗福先,由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排演,剧本表达了普通人对于解放思想、解除禁锢的强烈愿望。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官媒的文章和民间文艺作品一样,都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声音。它是整个民族在经历了十年动荡、方向未明的时刻下发出的呼求,执政者顺应当时民心所向的产物,本身也反映了党和国家寻求改变的需要。
  邓小平提出“实践真理观”,是当时中共破题的关键一笔。理论联系实际,既有理论高度的突破,同时从实际出发,并依靠群众,它也反映在执政党的文化实践。1978年以来,这种官方与民间在文化表达上的高度统一,并非每个时期的主流。文化是一个社会内部各种机制的相互作用和这些作用所形成的合力轨迹;在文化的构成上,主流文化、民间文化的表达,都仅仅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在接下来的历史梳理上,我们会尝试分析其他的因素和部分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
 
  1980年代:繁荣与渴望
  文化有自身历史的逻辑,从五四运到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社会最重要弥合剂的传统文化持续遭到破坏。文化的逻辑并非隐而未现,相反地,它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会直接带来正面的成果,或负面的后果。
  学界和民间普遍认为,“文革”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被撕裂,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1980年代至今40年间,各种社会主流文化,或社会亚文化的产生,都或多或少与这个结果相关。
  1980年代的主流文化现象,无论体现为直接的控诉,如伤痕文学;或体现为追求新的方向,如朦胧诗运动、新潮艺术;或体现出虚无,如先锋文学,等等,都是弥合这种撕裂、发展新的精神力量的需要。
  “伤痕文学”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兴起,是民间对“文革”所带来巨大冲击的直接反弹。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代表作包括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叶辛的《蹉跎岁月》、张贤亮的《灵与肉》、古华的《芙蓉镇》等。
  伤口裂开,血在流淌,这是伤痕文学想要表达的,它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了动荡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攻击、利用、欺骗,当然还有人性中存在的真善美。伤痕文学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低于其在文学史和社会学、历史学上的价值,它对于中国社会整体文化构成的贡献,是引发了1980年代大规模的文艺思想讨论,呼吁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回归。
  朦胧诗运动同样诞生成长于这个时期,它是现代中国继五四新文学以后,第二次对现代汉语的集中探索。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上的成就,与这个时期的语言建设有直接关系。而诗歌是语言建设的心脏,是文学里面最先锋的力量。朦胧诗运动影响之大,以至于当时举国上下都是诗人,这种全国性的诗歌运动,百年中国历史所罕见,要解释它的逻辑,不得不提及现代汉语的构成。
  现代汉语诞生不过百年,它瓜熟蒂落自五四新文学,后者也是率先提出许多现代性命题的载体,比如人的自由权利,比如女权。但因为历史、战乱等原因,五四的语言和命题一度被中断。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对中国现代汉语产生同样或是更重大影响的,是主流宣传文本和毛泽东的语言。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毛泽东,传统文化功底非常深厚,却在现代汉语创新上具有无法取代的贡献。随着一次一次传播极为广泛的语录、选集,毛式语言的结构和方式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和民间语言中。相比新文学语言和普遍的宣传语言,它携带的是更接地气、更辛辣的表达;和宣传语言相似的,它的因子里充满的是大写的人,也就是集体;它在价值判断上不存在含糊地带。
  朦胧诗的先锋性在于它是一个探索精神世界的“朦胧”意识和表达、探索集体以外个人存在的文学运动。它以舒婷、北岛、顾城、梁小斌、江河、食指、芒克等先驱者为代表,在表达上追求挣脱日常“集体化”语言的桎梏,几乎每个代表性诗人都想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径,但殊途同归,都是把人文主义和现代主义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肯定带入当代汉语。诗歌运动蔓延到全国上下,“诗人”成为荣耀的指代,它已经超越了文学现象本身,对1980年代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以叛逆的方式继承了新中国以来在革命叙事中包含的理想主义,如同硬币的两面,成为整整一代人思想的底色。它也成为了文艺运动突破传统的一个先锋,随之而来的是“85新潮”。
  到1980年代中期,对“文革”的人道主义反思渐渐结束,国门的开放令西方思想和艺术再次被广泛引入。这时期开始的“85新潮”并不仅仅是一场前卫美术运动,实际上在文学界有马原、格非、孙甘露等人的先锋小说,陈东东、王寅、欧阳江河等人的先锋诗歌;音乐界有瞿小松、陈其刚、谭盾等人的先锋音乐;电影界则有陈凯歌、滕文骥、何平等人的探索电影。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高水平的艺术作品,也大大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
  在思想界,1980年代的成就也被视作是斐然的,这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代表是李泽厚。李泽厚认为,80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以文化代替政治,大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来谈论文化,其实谈论的是改革开放的问题。而因此,在极为广泛的社会性的文化参与中,包含的主题其实是对公共空间的渴望。
  在先锋艺术中也蕴含着风险,形式的探索以及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不加批判仿效,与仍未深度清理的“伤痕”情结糅合在一起,在80年代社会整体的理想主义氛围中隐藏着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的因子,对未来的文化建设带来难以言喻的阻碍。
 
  1990年代:流沙与自由
  1980年代的喧嚣终于暂时沉寂。经过前一个十年的积累,改革开放卓有成效,社会财富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生产力被有效释放。
  在文化方面,有学者这样形容印象中的1990年代:有一天睁开眼睛,我仿佛听见窗外流沙的声音。那是商业主义的潮涌。在禁忌中肆无忌惮生长的是所谓“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与之同时,被压抑的表达开始在之前隐藏的虚无主义因子中发酵。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文化潮流是商业主义文化,粗制滥造和缺乏真正文化沉淀、艺术修养的产品大行其道。在出版界,学术散文和闲适小品开始流行,和前一个十年的开放和尖锐相比,1990年代的社会文化显得不痛不痒,人们寻求肤浅的慰藉。随着城市商业文明的兴起,反映城市市民生活的港台流行音乐、影视作品,以及后来的日剧、韩剧开始流行,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是松散的,是突破禁锢之后的自由,却也无所适从。
  这个时期最值得关注的文化行动,是在全国各高校和年轻人中流行的西方艺术,从DV运动、独立电影,到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小说、摇滚音乐和地下音乐。也是在这个时期,所谓的“小资”群体或者文艺青年群体开始形成,他们将在下一个十年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形成城市中产阶层,并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动力和文化消费构成深刻影响。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时期在文艺青年中流行的价值观,却是反中产阶层消费观的。比如1990年代在大学前卫青年中流行的美国电影《猜火车》,就极尽嘲笑中产之能事。这是因为,90年代继承的思想资源,主要是西方,特别是欧美六七十年代的嬉皮文化,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东西方冷战之后的产物,那时欧美年轻人普遍对未来失去信心,质疑一切既定价值。
  不过,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的最新一股潮流也随着开放的脚步来到,比如以英雄主义和国家主义叙事为基调的好莱坞大片,以及高举真善美、弘扬家庭价值观的美日韩肥皂剧。这些商品逐步成为城市文化的主流构成,并持续地影响民间文化。  
 
  城市文化的新力量
  世纪之交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加入WTO,全球化进程加速,经济迎来十年起飞;之二是互联网的兴起,令世界变得扁平,在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的同时,也是众多亚文化兴起的根源。
  中国经济在十年间贸易量增加5倍,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进口国。经济的发展,令民间财富不断增加,消费主义文化甚嚣尘上。在这个期间,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其一是城市中产的兴起和扩大。城市中产在城市文明的构成中起到重要作用。由前所述,这一时期的中产阶层,其主要文化基因是欧美的嬉皮文化,道德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其重要底色。他们不再对宏大叙事感兴趣,内心有理想主义痕迹,却也不像1980年代的中坚一样充满叛逆,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小日子,前提是经济环境理想,政治氛围也相对宽松。在这个时期孕育着一个重要的困境,就是缺乏坚实的弥合阶层内部共识的价值观。都市报在全国兴起,成为整合价值观的一个场域。公共空间开始在都市报产生,小范围的学术或公共生活讨论在进行。与此同时,国学在民间兴起了。
  国学的兴起是整个中华文化的需要,在经历五四、“文革”两个重大的打击以后,民间仍然需要整合性的叙事力量。这时候,于丹、易中天等学者的普及性讲座受到欢迎。商业主义的盛行,道德滑坡造成的个人、家庭、社群层面的冲突和危机,都呼唤能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促进诚信和契约精神、促进社群联结的价值观。而国学和以养生保健为要旨的中医文化成为了人们的首要关注,替代了兴盛于80年代、式微于90年代的气功亚文化。
  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促成了新的文化阵营。BBS、电子邮件、博客,这些互联网工具的更新迭代,不仅仅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更深刻地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分享”成为一个热词,因为互联网就是一个强调分享的地方。门户网站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最重要途径的同时,文化文艺类网站如豆瓣等兴起,为城市文化从商业主义到新的可能性发展提供机会。“小清新”一词的流行,描述了城市文化中新的力量,它具有艺术、自然、人文等等因子, 80后年轻人是其主体。这个群体的青少年时期在互联网环境中形成,他们天然地更为开放,历史的负担更轻,他们的崛起,成为当代重要的文化构成因子,使1980年代以来沉重的理想主义叙事得到舒缓。
 
  走向文化自信
  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首次超过农村,学者将之誉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大城市病”和乡村凋敝同时出现。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在移动支付等高科技领域异军突起,使中国逐渐在局部有领军的能力。民族自信随着经济起飞而增长。人们对公平正义的美好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凸显。
  城市文化中,中国出品的原创影视作品逐渐取代进口产品成为主流,这为塑造新型城市文明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价值观到世界打下基础。Web 2.0时代,进入移动互联,交互性、去中心化的社群关系随着微博、微信的普及蔓延开来,这为新的城市商业文明、社会关系创造了机会。优秀传统文化被正式写入党的文件。
  具体来说,英雄主义和国家叙事进入主旋律电影,其中的佳作都表达出新的有别于往的艺术视角,不再是生硬的说教。部分作品在票房和口碑上表现不俗,如《湄公河行动》《战狼》系列,对于提升民族自信有重要作用。
  电视剧方面,《北平无战事》《琅琊榜》《灵与肉》让人印象深刻,反映中国的电视剧制作水平开始比肩美日韩,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历史面貌被塑造,是当下语境复杂性的反映。
  文学方面,《繁花》等作品真正反映出当代文学开始走向成熟,作家在向传统形式回归的同时,开始将真实的经过反思的当代人和社会现象带进作品,其中的重要之处是带着深刻的悲悯。
  可以说,“中国梦”和“中国故事”的文化传播战略卓有成效地开拓了建国以来主旋律新的表达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提升到民族复兴的层面,是深刻的和尊重现实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新的文化繁荣和文化复兴的到来,这和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对艺术家的尊重有很大关系;与此同时,群众文化的兴起,也将对弥合社会分歧、重建精神生活有重大意义。
  在这些方面,我们有理由更乐观。
版权声明

本刊及官网(南风窗在线)刊登的所有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声音、录像、图表、标志、标识、广告、商标、商号、域名、程序、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内容分类标准及多媒体形式的新闻、信息等)未经南风窗杂志社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违者必究。

合作垂询电话(020)61036188-8038研究部陈小姐或(8088)南风窗办公室

--
文章得分:
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