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时态”:一战的政治遗产

  “自决”原则的普及,使一系列单一民族国家从俄奥土三大帝国的废墟中崛起,奠定了今天中东和东南欧地区国家、民族分布的新版图。

作者:刘怡 现代国防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12-13
  20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满一个世纪。在巴黎凯旋门前举行的纪念仪式上,唱主角的是来自英、法、德等西欧参战国家的领导人和英联邦成员国的代表。美俄两国总统缺席了步行前往凯旋门的集体活动:在1919年那次商讨战后世界秩序的和会上,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就曾遭受冷落。
  同样是在这一天,效力于英超的北爱尔兰球员麦克莱恩和塞尔维亚球员马蒂奇,拒绝在比赛中佩戴象征哀悼的红色虞美人布章—在他们的祖国,对大战的集体记忆并不关乎对阵亡者的怜悯,而是和血腥的“复活节起义”以及南斯拉夫统一事业的沉浮连结在一起。
  而在更遥远的中东,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与以色列国防军开始了新一轮例行公事式的冲突。双方仇恨的根源,同样可以追溯至“一战”末期;或者说,那场大战依然在中东继续。
  整整100年过后,世界对那场战争的理解依然可以归入两个大相径庭的阵营。西欧诸国基于新的一体化共识,已经可以坦然接受大战作为集体悲剧和集体教训的结论。但在中东、东南欧和亚洲,那个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开创的历史“时态”,以及它的不幸失败所造成的伤痕情结,影响甚至更加深远。
 
  超越传统欧陆政治
  不是每一个历史时刻,在不同族群那里都能建立相近的集体记忆。巴黎时间1918年11月11日中午11时,当最后一轮炮火齐射的轰鸣声在整个西欧战线静寂下来时,更激烈的纷争和杀戮仍在世界其他角落继续进行着。
  这一天,意大利军队正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势如破竹地推进,试图抢在塞尔维亚人抵达之前,占领克罗地亚南部和整个斯洛文尼亚。布科维纳的卢塞尼亚人游击队宣布,该地区已经并入一个月前成立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却遭到了罗马尼亚军队的炮击。
  在爱沙尼亚,刚刚领到武器的独立派游击队和尚未撤走的德军一起构筑阵地,准备迎接来自苏俄红军的第一波攻击。重获独立的波兰共和国,则异常活跃地向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派出了志愿部队,试图利用东欧混乱不堪的局势,恢复16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版图。
  在相隔5个时区的美国东海岸,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直到早餐时间,才得到关于西线停战的消息。当天下午1点,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战胜演讲。当议员们听到德军即将撤出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字时,全场响起了空前热烈的掌声和欢呼;但当威尔逊提及美国需要为欧洲和平承担的责任时,人们只是敷衍性地摇一摇手。
  在巴黎,威尔逊总统最亲密的顾问爱德华·豪斯接到了一份电报,得悉威尔逊将亲自率团前来欧洲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并企图主导整个议程。这位小个子谋士的心头突然涌起一阵恐慌,他第一次意识到了:在美国总统和西欧诸国领导人心目中,同一场“和平”的内涵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分裂将与停战同时到来。
  尽管威尔逊最初主要是基于美国的利益诉求,提出了他的“十四点”和平方案,但其中包含的贸易与航行自由、民族自决、公开外交等全新理念,展现出了迥异于传统欧陆政治的特质,也使“欧洲中心”秩序下的受支配者获得了新的正当性来源,以支持他们在世界历史中建立主体性的抵抗。
  尤其是“自决”原则的普及,使一系列单一民族国家从俄奥土三大帝国的废墟中崛起,奠定了今天中东和东南欧地区国家、民族分布的新版图。而“欧洲中心”时代的残留痕迹,与“威尔逊时态”之间的碰撞,则成为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全球政治观念和安全冲突的动力,迄今未绝。
 
  “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尽管从未有过军旅生涯,爱德华·豪斯却经常被人称为“上校”。他是个清瘦的小个子,面色沉郁,在纽约银行界颇有人脉。1912年和1916年,豪斯曾两次作为顾问帮助威尔逊赢得总统大选,但因为不愿抛头露面的个性,他拒绝进入政府,而是主动承担了一项更加艰巨的工作:以白宫“行政代办”的身份前往欧洲,与两大阵营的代表做私下接触,评估双方对战后和平的看法及其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并直接向总统本人汇报。
  在豪斯初次抵达欧洲的1915年,美国已经成为交战双方共同的工业制品、农产品和信贷供应商,但在欧洲外交家眼中,这个信奉域外主义的孤立大国,不过是国际政治中的小学生。德俄两国外交大臣仅用几分钟时间,就打消了美国人充当调停者的念头,同时却以陶醉的口气谈论起肢解对手的各种方案,这使豪斯获得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如果协约国获胜,欧洲大陆将被俄国统治;而如果德国获胜,未来的几代人必将被显而易见的军国主义专制笼罩。”
  相比之下,英国政府对恢复战前国界和航行自由的坚持,无疑更合美国人的胃口,但他们对欧陆均势(Balance of Power)的执念,同样令豪斯感到抵触:均势在1914年未能制止战争爆发,但为了恢复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平衡”,却需要上千万人付出生命作为代价。它不仅是谬误,更是邪恶。
  和威尔逊本人一样,豪斯是虔诚的新教长老宗信徒,信奉道德普遍主义和法理至上论。在他看来,人类本性向善,不好争斗,但这种本性只有在民主制下方可获得保全。倘若民主制度能在全球普遍建立,持久和平就有了保障。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冲突不断的主因不是均势遭到破坏,而是不道德的均势观念对民族独立权利的压制。必须使一切民族获得平等的地位去决定其政治前途;在这个基础上,各国结成类似议会的共同体,按照白纸黑字的法条,评判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是非曲直,惩戒违规者。唯有如此,“民主在世上方得安存”。
  以此观之,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从起因到目的都是邪恶的,美国要加入的绝不是这样的旧式战争。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了题为“没有胜利的和平”的演说,阐述了他心目中的和平理念—无分胜者与败者,不以领土兼并或金钱赔偿作为基础。重要的是厘清冲突的前因后果,惩戒作恶者,并对潜在的矛盾进行疏导,以建立稳固的战后秩序。
  1918年1月8日,以总统智囊团“调研会”起草的报告作为基础,威尔逊正式公布了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豪斯对此的评价是:“它要么让您青史留名,要么让您堕入地狱。”
 
  “民族自决”的陷阱
  若自突破性角度观之,“十四点”中载入的航行自由、限制军备等条款,在战前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缔结的协议中,已经有所体现。德军撤出比利时、俄国和阿尔萨斯-洛林,则是协约国方面一以贯之的诉求。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威尔逊认定俄、奥、土三大帝国对其境内各少数民族的不公正统治,是造成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
  为此,威尔逊认为应当承认这些民族拥有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权利,允许其自由选择是建立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还是继续留在多民族帝国的框架内。巴尔干和东欧的国家边界,也需要依据这种民族自决的结果重新作出调整。自决原则还应当被进一步适用于一切殖民地,使其人民的利益能获得公正对待。
  尽管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民族主义已经成为西北欧和美洲最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但在均势原则重视调控成本的考量之下,俄奥土三大多民族帝国的正当性依然获得了约定俗成的承认。而在19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浪潮中,欧洲列强同样承认彼此在非洲和亚洲所建立的殖民地的合法性。
  威尔逊在此时倡导自决原则,无异于与欧洲当时的绝大多数主权国家为敌,可谓以寡敌众。更何况,美国政府对东南欧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历史纠葛以及彼此间诉求的冲突,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以为那是一个道德问题,实质却是极琐碎的技术问题。
  按照威尔逊本人的设想,对各民族自决诉求的考察,应当留待欧洲停战后再付诸落实。在一种超越胜负的政治真空环境中,主要大国通过形成集体决议,为一系列“继承国家”出具“准生证”。然而,实情却来得远为复杂:几乎所有参战国都曾经尝试利用敌方阵营中的自决倾向分化其力量,并开出一系列无法兑现的清单。
  英法两国在通过《赛克斯-皮科协定》秘密瓜分在阿拉伯半岛的势力范围的同时,也承诺会让加入对土战争的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国家。德奥俄三国都曾经半心半意地支持过波兰人的自决主张;在1918年3月苏俄与德奥签署的《布列斯特和约》中,更是一口气承认了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一连串新政权的独立地位。这类安排是否足够“公正”,美国人根本无法做出评判。至于让协约诸国放弃既有的海外殖民地,更是异想天开。
  不仅如此,那些通过援引自决权获得独立的新国家,往往也是民族主义野心的汇聚地。为了多争得一寸领土,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美国人所无法理解的“历史依据”。在巴黎,波兰代表拿出一张欧洲地图,宣称其中的大部分领土在历史上都属于波兰。重获独立不过40年的罗马尼亚,摇身一变成为巴尔干胃口最大的侵略者。被威尔逊视为边界问题受害者的意大利,单方面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开始了入侵行动。就连此前一度偃旗息鼓的苏俄,也宣布废止《布列斯特和约》,重新向波罗的海和乌克兰进军。
  到头来,反而是威尔逊最厌弃的帝国主义者,成为了自决成果的捍卫者—那些幸运维持下来的东欧“继承”政权,几乎都托庇于法国为对冲苏俄而提供的军事援助。第一批新的阿拉伯国家,则是通过和英国的妥协而诞生。美国再度变成了局外人。
 
  从欧洲中心到大洲时代
  “一战”结束之际的西欧,处在一种未能自省的虚弱状态中。
  到1916年底为止,始于拿破仑战争的传统欧陆冲突模式,已经穷尽了其资源极限。无论是制造业规模可观的德国,还是拥有海上优势的英国,受困于中等国家的人力和资源限度(英国虽有海外殖民帝国,却未能建立可靠的动员机制),都无法扭转僵局。
  英帝国海外诸领土和域外国家日本、中国相继被卷入战事,正是欧洲中等强国坐困于战争潜力枯竭的直接映射。唯有在美国这个具备海量人口和资源优势,同时又具备远距离投送能力(制海权)的大洲级强国投入战事之后,两大阵营方能分出胜负。
  美国在1917—1918年扮演的角色,几乎可以视为20年后下一场大战的预言。可就在1919年的战后和会上,全球仅有的两个具备大洲级资源潜能、同时与欧洲安全关系甚大的强国,一者缺席(苏俄),一者沦为陪衬(美国),隐隐已注定了和平无法长久。
  身为英国代表团成员的凯恩斯,在和会期间撰写了长篇论文《大战的经济后果》,直白地指出:欧洲若想在经济上迅速实现复苏,尤其是意图与大洲级国家竞争,势必不得不依靠其最强大的工业基地德国的重建。这正是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逻辑。
  然而,法国急于洗雪1871年以降40多年来的屈辱感,力主将对德和约变为单纯榨干中欧的工具,结果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德国经济在停战10年后已然陷于破产,法国终究无法全数获得原定的赔款,也无法再给予东欧诸国充足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一旦德俄这两个“修正”国家在1939年联手,虚弱的战后均势便再度宣告瓦解。
  而威尔逊的宏大理想,虽然未能在1919年的巴黎结出硕果,但西欧诸国终究也被迫承认全球已经出现多个力量中心。1922年,美国主导的西太平洋和亚太新秩序在华盛顿会议上获得确认,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第二个主要的区域国际关系体系。
  “二战”结束后,昔日的世界中心欧洲沦为美苏两个大洲级国家的附庸,新时代已然开启。而由威尔逊在100年前予以张扬的民族自决原则,在苏联解体之后再度被援引,成为波罗的海和东欧一系列“继承”国家二度复起的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依然生活在由威尔逊影响的历史时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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