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沸腾

  经验告诉我们,一些看似出格(但不突破社会底线)的趣味倘若得到主流的宽容、接纳,很可能就孕育着希望—尤其是亚文化中的青年亚文化。

作者:本刊记者 李少威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8-12-13
  2017年、2018年的中国流行文化,收获了三样东西:街舞、说唱和电竞。
  它们存在的时间都已不短。街舞、电子游戏在中国有30多年历史,说唱则将近20年,过去它们也曾局部职业化。
  这两年不一样的气象在于,人们谈论它们时,不再纠缠于价值讨论,你喜欢就好,作为娱乐或者作为职业,都大有可为。
  就像人类第一次吃螃蟹时涉及生死问题以及神秘主义,而今天,那就是一道菜而已。现在,街舞、说唱和电子游戏都被堂而皇之地印在“菜单”上。
  这样的情景并不陌生,在过去40年的历史里一直反复上演。经验告诉我们,一些看似出格(但不突破社会底线)的趣味倘若得到主流的宽容、接纳,很可能就孕育着希望—尤其是亚文化中的青年亚文化。
  新诗、摇滚、爵士、动漫、涂鸦、DJ、滑板,还有极限运动,莫不如此。每一次从“地下”到地面的转化,都意味着观念的革新。
  新观念带来新生机,新惊喜。
  所谓“地下”,指的不是非法,而是非主流。
  主流意味着常态,所以它永远是乏味的代名词,而亚文化则是拒绝乏味的各色旗帜。街舞、说唱和电竞在这两年一股脑涌入主流文化,说明人们已经受够了乏味,很想问问:“有freestyle吗?”
  改革开放史,从生物角度看是人类对抗饥饿史的高潮。乏味也是一种饥饿,精神上的饥饿,反映着人类寻求新鲜、刺激的本能。
  在后物欲时代,对抗乏味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在活下去不成问题之后,活下去的意义成了问题。
 
  “元年”的意义
  2017年,因为《中国有嘻哈》火到爆炸,被称为“嘻哈元年”。
  2018年,因为《热血街舞团》《这就是街舞》红极一时,被称为“街舞元年”。
  2018年,王思聪投资的IG战队电竞夺冠的消息在微博和微信上刷屏,由于“电竞元年”的桂冠已经戴在1999年的头上,这一年只得被称为电竞“黄金元年”。
  “元年”是断代史的传统,所以每当一个事件把一个领域的“元年”确定下来时,总是意味着新的历史开始谱写。对于亚文化而言,今日所说的“元年”,可以理解为真正主流化的历史启动了。
  这意味着“名利双收”具备了大背景上的可能性。
  亚文化不是次等文化—文化无高下,它是属于特定同质人群的小圈子文化。
  可以把常见的亚文化概括为三类。
  第一类是新生的,在发展阶段上就自然小众,比如1990年代末期的“网友”。
  第二类是存量的,只是自身特点决定了它暂时或始终不具备大众化的条件,比如汉服、手办、二次元。
  这两类基本上人畜无害。
  第三类是与主流文化存在价值冲突的,正如亚文化概念的提出者大卫·雷斯曼所说,亚文化有一种颠覆精神。这一类又可以细分为两种:A.冲突是观念性的,只是由于与主流之间尚未互相理解,需要在博弈中彼此适应和让步,说唱、街舞和游戏都属此类;B.冲突是根本性的,注定永远无法与主流融为一体,比如黑社会、虐恋、吸毒等群体。
  说唱、街舞和游戏都属于第三类中的“A”,即与主流文化存在观念冲突,有待调和的。事实上,每一种具有“元年”潜力的亚文化,都属于这一种。它们中的任何一员实现了主流化,都暗示着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变迁—这正是我们观察2017年、2018年亚文化动向的意义所在。
  大部分的亚文化—除了“B”之外,都天然地具有寻求与主流融合的冲动。表现最为明确的是同性恋,在公交车上求支持,在毕业典礼上索要校长拥抱,都是有代表性的行为。
说唱、街舞和游戏,还有更早前的摇滚、涂鸦,同样如此。“A”中的一部分包含对抗、反叛的因素,摇滚、说唱就是代表。它们的反叛一方面来自人文关怀,一方面来自对自身处境的不满,这两方面都是可妥协的。
  人文关怀本身是从主流社会学习而来,只是被片面化和极端化了。比如说唱会呼吁心灵自由、不受干涉、反对虚伪,对这些领域的思索,在主流文化谱系里早已全面而深刻,说唱只是把这些道理抽取极小的一部分,用通俗乃至粗鄙的语言重新叙述。
  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则是更普遍的叛逆动因,嘻哈文化就是纽约黑人的愤怒宣泄,反抗是因为处境窘迫和不被认可,这来自“人欲”,因而很容易被改造。只要处境改善,被接受被认可,“骂娘”的必要性就会削弱。
  故而,属于“A”的所谓反抗,相当程度上是自以为在反抗,很容易和主流达成妥协。而正因为“B”不寻求妥协,事实上也无法妥协,所以它就不在融合的考虑范围之内,主流对于与亚文化融合的防范心理,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基本上只需考虑它对未成年人可能带来的外部性,而这只是规范问题。
  比如,说唱歌手PG One因为桃色事件和歌词肮脏而出局,只是个别越轨的结果,而不是主流对说唱的否定。
 
  游戏商业化
  在主流化、地面化之前,一般情况下亚文化都属于某种游戏。
  荷兰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是研究游戏与文明之关系的权威。他总结游戏的形式特点时,说得非常精彩。
  “(它是)一种自由活动;作为‘不严肃的东西’有意识地独立于‘平常’生活;但同时又热烈彻底地吸引着游戏者;它是一种与物质利益无关的活动,靠它不能获得利润;按照固定的规则和有秩序的方式,它有其自身特定的时空界限。它推动社会团体的形成,这些团体倾向于以秘密色彩笼罩自身,并通过化妆或其他手段与普通世界相区别。”
  概括一下,游戏在形式上包含几个特点:自由自主,别乎日常,有狂迷性,非功利性,范围较小,形成群体,并自赋价值。
  把这些关键词一一套用在说唱、街舞身上,就会理解它们就是一种游戏,电竞则直接省去了套用的工夫。
  所谓主流化,就是瓦解游戏特性,丢掉这些关键词。
  兹有钢化玻璃一块,看上去非常坚固,砖砸不破,脚踹不烂。瓦解它的最省力方式,是用坚硬的锐器,击打它的边角。
  这个锐器是商业,它的边角就是非功利性。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再回头看这两年来说唱、街舞、电竞主流化的路径,就变得异常清晰:被商业击中了非功利性这一软肋。一旦它不再是非功利的,其他的特点也不能维系,或者只能部分维系。
  于是我们就会感觉到,它的反叛性马上就衰退了。
  比如摇滚,今天没有崔健、窦唯、何勇、张楚了,许巍基本不露面,大部分摇滚歌手都在高唱生命、爱情与咖啡。
  比如说唱,从《中国有嘻哈》到《中国新说唱》,脏话当然要扔掉,家国情怀自然加进来,拥军爱民跟着Rap起来。
  比如街舞,它从舞者与观众无分彼此,回到传统舞蹈“表演—观看”的相对位置中去了,街舞进入了艺考,成为了专业,街舞界有了政协常委。
  最后,比如电子游戏,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分歧基本消失了,玩游戏不见得会毁掉未来,反而可以玩出未来。
  它们都已经或开始职业化。
  这不是在谈论商业的破坏性,相反,是在研究它的建设性。商业力量的介入,改变了亚文化的原初形态,同时把它从青黄不接、随时玩完的处境下拯救出来,赋予了它长存的生命力。地下时代的说唱歌手,常常是很难在经济上独立生存的,很多人还有别的职业或生意,否则往往半途而废。而当它被商业化之后,就可以成为一种职业,得到市场的供养。
  今天的中国,有两种过剩的资源,一是网络技术,二是资本;有一个缺失的能力(或曰空间)—讨论严肃、形而上的问题。
  网络技术的过剩,会让人们把一切可能的应用领域都开发出来,典型如广场舞教学平台,大妈们的钱是世上最难挣的,但还是有人运用网络技术努力去挣。原本分散的街舞舞者、说唱歌手,也被网络技术集结起来,从全国城乡,奔赴优酷和爱奇艺。
  资本的过剩,则让亚文化的商业化有了强大的物质力量支持。
  讨论严肃、形而上的问题的能力(空间)缺失,我们就煞有介事、乐此不疲地讨论娱乐,因为在这个地方,看门人要少得多。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三者结合,亚文化成群地开启了主流化之门。主流的意思是良性的、有益的,寻求最大公约数的,那么进入主流的亚文化,就会变成其本相的“删减版”。
  一个完整的板栗果实,长得像刺猬一样,很少人愿意去碰,而把板栗仁取出来放在桌面上,愿意吃的人就多了。
 
  抵抗乏味
  主流会删减亚文化,但主流同时为亚文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莫西干发型原来只属于嬉皮士,后来它被主流所接纳,衍变为各种非常时尚的短寸,比如贝克汉姆的发型。这种删减版的莫西干,到今天仍然生命力蓬勃。一个男人,如果你理了一个短寸,想要保持好看,理发的频率就会提高,因而短寸养活了更多的发型师。
  所以,从目的论的角度看,主流接纳亚文化,其实是为了培育更大的经济空间。
  在中国,喇叭裤曾一度被主流嫌弃,但当它主流化之后,一朝成为时尚,就购买汹涌。无数类似的经验,塑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实用主义精神,相信一切都会向着好的方面转化,这是真正的开放态度。
  不过这种“好”,主要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好,这是个无底洞。
  萧伯纳说,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另一个是得到了。听上去是一句情感鸡汤,但社会学家郑也夫引用过另一个版本:“人的最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人的第二大不幸,是基本需求这么容易就解决了。”
  按照后一种版本,它就具有大视野的人文关怀。人的基本需求就是温饱,物质匮乏是最大的不幸,而在今天,温饱轻而易举就解决了,生活就开始变得空洞无聊,丧失意义。
  回顾中国历史,没有任何时代比今天更容易生存,物质更富足。即便是几个大名鼎鼎的盛世,饥饿也广泛存在。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就会尤其突出地面对生活乏味的问题。
  解决生活乏味主要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自杀,另一个是不断寻求新的刺激。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后一个。
  主流实在太乏味。电视已经不值得打开,新闻里极少有新闻,没有什么新的思想探索能让人醍醐灌顶,连“诗和远方”都已经被玩得无比的low。精英迷上了王林大师,仁波切不够用,PUA都能风生水起,许多人第一次吸毒只是因为那很新鲜。
  主流已经无力提供新鲜度,其能力不是在重复就是在退化。重复的代表是电视,音乐选秀从2004年的《超级女声》开始,层出不穷,到今天依然如故;退化的代表是报纸,从曾经风云激荡的观念刷新、文本创新、思想革新,到今天一份报纸里找不到一段值得细看的文字。
  所以我们今天是如此渴望新事物的出现。就像王思聪投资的IG战队夺冠以后,微信和微博都被一句话刷屏:“恭喜IG,虽然我不知道IG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会把“非主流”作为一个令人兴奋、标新立异、“不明觉厉”的概念。最典型的例子是《奇葩说》如此受欢迎—仅这个名字就已经是一面反乏味的旗帜。
  一名川菜美食家告诉我,为了寻找新的味道,四川的每一个地方,从地市到县城、乡镇、山村,都被翻了个遍,极为偏门的菜色都被搬到了成都的高端餐馆。道理相似,街舞、说唱、游戏都早已存在,今天的一朝火热,不是无数分子无规则地做“布朗运动”的结果,而是社会集体心理寻求出路在逻辑上的必然抵达。
  爱奇艺、优酷这样的社会文化组织平台,一开始在权利上就被赋予了非主流的身份,而其可选择性、非灌输性的特点,又非常便利于通过互动捕捉集体心理需求。街舞、说唱通过这些平台实现“地下沸腾”,也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三年河东三年河西,甚至可能不到三年。街舞和说唱,也要做好变得乏味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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