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的突破已经发生

  当人成了躲在角色后面的孤立自我,什么能吸附他呢?答案是,更大的抽象实体,以及更具体的圈层。

作者:本刊记者 石勇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1-08
  我还记得2017年写社会结构演化年终盘点的时候,曾经写了一句很模糊的话:“跟时间加速一样,机会与风险也在加速。”
  加速后,就会把人带离曾经熟悉的社会背景,一些原本只是在地下潜行的东西会露出模糊的棱角,人们的视野,在倏忽而至的变化面前会豁然打开。
  如果要概括一下2018年的动力特征,那就是内部变化很剧烈,外部冲击很强烈。这种社会结构演化和国际格局改变的力量,似乎是这些年来最强的,像是要启动另一个时期。
  2018年,新的突破已经发生。
 
  被痛批的“霸座”
  每一年,都有很多人,在为一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作出担当。但他们所做的事,越来越少地能够冲击从社交媒体上所能看到的公共领域。所以,他们给别人的印象,反而不如一些“反公共利益”的人。
  我问了一些朋友,他们对2018年所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有什么印象。答案几乎出奇一致,不同层面的“好人好事”听得不多,但是对“反公共利益”的人物和事件,倒是印象相当深刻。
  比如,2018年8月21日,韩国圆光大学在读经济学博士孙赫在从济南西站开往北京的高铁G334次列车上霸座。在被霸座的女孩和工作人员找他说理时,他极其冷静地阴阳怪气,胡搅蛮缠,最终霸座成功,维护列车秩序的相关人员没对他怎么样。
  下车后,孙赫得意洋洋,炫耀战果:“今天上午我又把一车厢的人耍得团团转。包括列车长,警察,一车厢的乘客,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说完,他配上了一个呲牙的表情。
  但他霸座的事迹被拍了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于是引发轩然大波。
  公众的痛点被击中:买了座位,在一个无赖面前居然都无法得到保护。
  孙赫的一系列事迹随之被扒了出来,包括抄袭、作弊、伪造房东委托书骗钱、参加各种相亲会发具有流氓性质的传单,可谓劣迹斑斑。
  最终在舆论压力下,“霸座男”孙赫被治安罚款200元,并在一定期限内不能购票乘坐火车。处罚和事件的恶劣,并不对等。
  于是,恶劣的后例络绎不绝。9月17日,在D353列车上,一个60岁左右的大妈持无座票强占他人座位,抓伤劝阻的乘客;9月19日,在G6078列车上,“霸座姐”周某持过道车票,理直气壮地强占车窗座位。而她们一样耍赖得逞。
  并不是说2018年才出现了“霸座”现象。但当它凸显在公共领域时,却显示了权利保护体系的脆弱,那么多的人,看上去强大的机构,却拿一个无赖无可奈何。耍无赖不仅有利于资源向自己分配,而且可以成功地侵犯他人权益抢夺资源,并且即使造成重大影响,所付出的成本也极低。
  从传统思想上看,是“素质”这个老大难问题,但深刻一点的话,它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注意社会结构内部正在发生的嬗变。
 
  闹剧的句号
  在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多少地方,可以用“熟人社会”去解释了。整个社会已经被整合成一个典型的陌生人社会,从宏观层面说,由一个个分布在不同社会位置的、彼此拉开了心理距离的原子构成。
  这好像没有问题,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但是,在延续至今的社会经济周期里,社会进步本身预设了人与人之间强烈的利益和心理竞争;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使人在公共生活中多多少少保持着一种角色性的防御。而其中一些人,还会透支人与人之间宝贵的自然情感来牟利,从而造就一定程度的社会冷漠。
  于是,人们的自我收缩到了角色的后面,公共担当日益稀缺。这是近两年的一个背景。
  而要维持陌生人社会的运作,就必须划分好权利边界,并提供强大的保护体系,在人们已躲在角色后面时更是如此。保护体系弱化,人们在获取资源上必然相互冲撞。而胜出的,恰恰是不遵守规矩、侵害他人权益,但似乎又具有闹事能力的人。
  无论是“霸座”,还是其他侵害别人权益的事,都发生在“社会内部”。权利保护体系对此似乎并不敏感,其注意力似乎是在别的事情上,尤其是在总体秩序的控制上。
  这说明,到现在为止,社会结构的演化,已经到了从对总体秩序的控制,“下沉”到为人们基于权利边界进行的社会互动提供坚实基础的阶段。
  2018年年末,又发生高铁霸座事件:在从上海虹桥开往北京南的G170次高铁列车上,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妇女(暗示并不是社会底层)强行霸占他人座位,声称“我想坐哪就坐哪”“你有本事把我打死”,拒不配合列车工作人员,并与周围旅客发生肢体冲突,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结果,这位妇女被行政拘留7日。
  这应该是对2018年所发生的闹剧的一个句号。
 
  新希望的生长
  当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都具有防御性时,一个人平时将退回到自我,隔着角色去看这个世界,但在一些可以让他进行心理投射或发泄心理能量的事件中,他倾向于把自我投射出去。
  这就是我们在社会中,以及社交媒体里所看到的日常景观。一件事情,如果不刺激到人们的恐惧、愤怒等高行动力情感情绪,无论它多么重要,关注度都越来越弱。而如果它能刺激出这些高行动力的情感情绪,又具有可群体参与的公共背景,则很容易刷屏。比如疫苗事件就是如此。
  换句话说,“头部事件”分配到的注意力资源越来越多了。而头部事件之外的事件,注意力资源大幅下降。它们已经圈层化,就一小帮人在关注。而这一小帮人和那一小帮人之间,对对方所关注的东西毫无兴趣。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人际隔离,但起码是一个暗示,暗示社会的圈层化。
  好像从逻辑上来说,这也很简单。在过去,人们会想象自己和所有人构成一个整体,社会中所发生的很多事件,在这种思维中也因此具有整体的特征。这可能是对应于纸媒和广播、电视媒体的思维方式。但当“阶层固化”这个词被频频提及,“阶层”的区别也不时在提醒人们的时候,人们获得了从阶层去看一些事情的视角。但很快,“同层踩踏”以及原子之间的碰撞,使得这种视角退化成背景。
  当人成了躲在角色后面的孤立自我,什么能吸附他呢?答案是,更大的抽象实体,以及更具体的圈层。
  原子化、圈层化、成为更大的抽象实体的一部分,大概是现在很多人的特征;也相当于存在的三个层面。
  所谓的圈层化,就是人们在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判断、人际关系、利益结构等方面,形成了一个小范围的认同性群体。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圈层之间相互没有关注的兴趣,无法对话,信息和资源的沟通、交换减弱。
  这意味着这样一个结果:大家会失去对某些东西的认同,或失去可望获得一致性的理解—比如,在文化、生活方式、伦理判断上的价值标准。就此而言,除了更大的抽象实体,圈层之间的社会整合能力很弱。
  这折射出整体社会信任度的下降。而如果在人际之间,资源和信息的沟通更多是在圈层里,形成一种“圈层隔离”,缺乏人与人之间作为社会主体、经济主体的连接,那么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活力,至少会影响到社会合作—包括消费。
  这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社会基础建设问题。
  我更愿意把这一切,视为一个社会时期的结束,以及一个新的社会时期的开端。
  从历史看,中国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陌生人社会,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如果从以“单位”为特征的熟人社会的社区结束(福利分房结束)算起,那就是1998年,迄今20年。
  有人说,这和房地产、互联网的周期大致重合。
  这也意味着,社会时期和经济周期虽然不一定重合,但有很强的联系,毕竟“动力”“需求”“消费”是从社会结构内部来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它的社会基础,两者的关系非常紧密。
  从1998年到2018年的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太多的演化,讲了很多故事,至于希望、焦虑、沉闷、烦闷,各种社会情绪都有。这都是一个社会发展时的常态。但它也越来越显示出,当“公共善”变得稀缺,社会流动降低,社会信任不强,资源、信息交流有限,要获得整体的社会进步,就需要一种新的突破,一种对社会运作基础的强化。这种突破,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2018年,希望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
  2019年,希望会生长,新的社会时期会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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