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龙头的危机感

  要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动机,上海亟需一个资源集聚和分发的抓手,要从长期由北京中央部委垂直监管的金融市场中实现某些突破,这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必要改革。
作者:本刊记者 谭保罗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9-01-08
  2001年开始,上海经历了1990年代浦东开发之后的新一轮兴奋。这座曾被称为“东方华尔街”的城市,有望很快恢复昔日荣光,成为21世纪的国际金融中心。
  因为,按照中国加入WTO的承诺,银行业将实现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将大举进军上海并设立总部。怀揣着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上海的这种兴奋持续了数年,并于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上海总部达到高潮。
  但时至今日,上海和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距离,依然不短。曾被视为这一地位标志性符号的外资银行,发展现状更远远低于预期,其在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盘子中,根本不具有系统重要性。
  除了引以为荣的金融业之外,这座工商业第一大市的经济总量增速也开始落后于竞争者。2017年,上海在一线城市中的经济增速只排第三,次于深圳和广州。此外,GDP按照人均数字计算,上海更大幅落后于深圳。
  现在,上海的机会正在到来。长三角一体化,正成为上海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新一轮发展契机。但要当龙头并不容易,上海需借大势而为,并在中国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中实现某些突破。
  这种突破,既关乎区域整合,也关乎金融市场的全局。 
 
  不要低估科创板的改革意义
  科创板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可能带来注册制。如果注册制得以推行,上海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将有所改变。这是数十年来的难得机遇,上海必然全力以赴。
  改革开放之后,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梦想,始于1990年上海交易所的创建。彼时,深交所和上交所甚至为了谁是“第一家”而有过争论。这种争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证券市场有着明显的“地方竞争”色彩。
  1990年代中期,中国推动了财金领域的大改革,与分税制差不多同时,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审批权也从交易所大幅上收至中国证监会,沪深两个市场的“地方竞争”基本上销声匿迹。此后,企业上市经历了审批制与核准制两个阶段。从本质上讲,两者差别并不大,依然需要“审”。差别在于,审批制之中,地方政府和主管部委有一定的“推荐权”,而核准制则将权力全部收回中央政府直属的证监会。
  因此,上交所尽管有主板市场作为凭借,是中国大型企业的上市首选地,但它在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最重要环节IPO上,话语权并不大。换句话说,上海是市场所在,但市场监管则在北京,而后者更大程度决定资源的集聚。
  除了股市,这种“市场在上海,监管在北京”的情况也存在于金融市场的其他领域,比如外汇和黄金市场。
  1994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成立,总部设于上海。2002年,上海黄金交易所开业,它是中国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此外,2002年成立的中国银联也在上海。三者的共同点是总部都在上海,但都由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2005年,央行在上海设立了上海总部,此举便是一定程度考虑了要改变这种“市场和监管分离”的现状。成立后的央行上海总部,其管理或协调管理的单位就包括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银联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等。
  但在股市,上海依然缺乏真正的话语权。对中国的股市参与者来说,最丰厚、最稳定的收益来源是IPO上市所赚得一级二市场差价,而决定谁可以获得这个差价的,并非市场,而是位于北京的发审机构。至于交易所,更多是侧重于对二级市场交易的监管。
  数据显示,二级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的确是上海占优。Wind统计数据显示,到2017年底,北京22家公募的基金管理规模为1.7万亿元,上海53家公募的管理规模为3.8万亿元,深圳27家公募的管理规模为2.8万亿元。不过,这个数据也说明,上海的公募相较于北京和深圳,平均规模更低,实力更弱。
  但是,科创板将可能颠覆中国资本市场过去的玩法。
  按照目前的构想,科创板将要实现注册制,注册制意味着资本市场将摆脱审批的枷锁。对上海来说,注册制和现行核准制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将给这座城市带来真正的“市场力量”,使得资本市场的天平从北京向上海有所倾斜。
  不过,在高层宣布建立科创板之后,上交所依然很谨慎。于各种表述中,上交所都不断强调了中国证监会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用词很考究。
  2018年12月,上交所副总经理阙波曾在一个会议上谈到科创板改革,对证监会的作用,用了“指导”二字。“上交所将在证监会的指导下,针对科创企业的特点和需求,提高对企业盈利情况、协议控制和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包容度,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科创企业的能力。”
  之后,上交所在官微还表示,“全面落实总书记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重要指示,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高效平稳推进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重大改革工程,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新力量、新形象。”
  在这里,上交所对证监会的用语是“部署”,而并非“领导”。而且,上交所的表述显然突出了科创板的创建是一种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上海有这个底气,其他城市就少一点。
 
  “工商第一城”的压力和动力
  实际上,沪深两大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之间的关系演变,基本上折射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某些隐秘逻辑,以及未来走向。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100名为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其中一位是深交所主要筹建者禹国刚。“改革先锋”这一称号是改革开放参与者的极高殊荣。
  紧接着的 12月22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中国证监会致禹国刚同志的贺信》,向禹国刚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
  禹国刚个人的仕途基本上就是中国交易所地位演变的写照。19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着证监会对交易所权力的上收,禹国刚也从深交所法人代表的岗位上退下来,转做研究工作。之后,他曾公开表示,中国证券市场的寻租行为和这种上市审批的垂直管制有关,而交易所的应有作用,并未发挥。
  那么,本次禹国刚获评“改革先锋”殊荣,是否是一个交易所地位改变的信号?外界不得而知。
  但梳理这些年两大交易所的主要负责人行政级别的变化,可以看出端倪,即交易所的地位的确在慢慢提升。比如,两大交易所的理事长目前已明确为副部长级。
  2018年5 月 ,证监会官网发布了一则消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任命上海证券交易所主要负责人。”可以看出,交易所的主要负责人任命早已不是证监会,而是党中央、国务院。再对比当年深交所主要创办人禹国刚离开交易所,只能进入证监会下属厅级单位政策研究室工作,让人不能不感慨时代之变。
  注册制被不断推迟,而上海的科创板重开了它的加速之门。但可以想象,科创板和注册制的最终推出,必然是位于北京的中国证监会和位于上海的上交所一次权力和职责的重新划分。在利益盘根错节的资本市场,这种触动根本利益的变革,阻力太大,唯有高层的决心和担当可以推动。
  在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推出的“注册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注册制,基本上可以判断资本市场改革的走向。
  但不论如何,上海太需要科创板这样一个抓手了。作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长期逊色于北京。作为中国金融资产的核心板块,银行资产主要集中于北京的国有银行,上海引以为豪的外资银行这些年发展极为缓慢。它们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真实地位和陆家嘴豪华的办公楼、外滩充满历史感的牌坊形成强烈反差。
  2018年上半年,上海外资银行资产总额1.53万亿元,这个比例仅占上海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为10.2%。对比全国,差距更加明显。2018年上半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为260.19万亿元,就资产总额占比而言,上海的外资银行显然不具备“系统重要性”。
  此外,在经济总量上,上海也有着危机感。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时,上海的GDP为1991亿元,同期北京为1145亿元,北京GDP占上海约为57.5%。而在2017年,上海GDP为3.01万亿元,北京为2.8万亿,北京GDP占上海已经达到93%。换句话说,北京的GDP已逐渐追平上海,而且由于央企、大型民企的不断向北京集聚,上海被赶超也不是没有可能。
  此外,其他一线城市也正在对上海形成压力,以深圳最为典型。2017年,深圳GDP为2.24万亿元,上海约为深圳的1.5倍,但上海的常住人口是2418万,约为深圳的两倍。这意味着如果计算人均数字,深圳早已大幅超越上海。
  危机感,正是上海思变的动力。
 
  市场和政府,一个不能少
  作为长三角传统的龙头,上海在主要经济数据上的优势也不再明显。苏南地区的人均GDP正在赶超上海。按照常见的“苏锡常”为苏南的说法,三座城市的GDP总额已经达到3.4万亿元,而三市常驻人口约为2200万,其GDP的人均超过15万元,已高出上海不少。
  此外,杭州也在直追上海。2017年,杭州实现GDP1.26万亿元,杭州同期常住人口946万,人均为13.31万元,也不低于上海。
  不过,从积极的角度看,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对上海来说是一个好事,它奠定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条件。龙头要发挥作用,也需要这条龙的身体和四肢变得强健才行。
  作为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工商业第一大市,上海的地位从未改变,它的底蕴和优势依然明显。首先,上海是长三角不可替代的科教文卫中心,在全国的资源集聚能力仅次于北京。更重要的是,在长三角的产业链上,上海正成为名副其实的龙头,位于产业链的高端,掌控着链条。外资快消品、制药业行业就是例子。
  因为客观原因,上海的外资金融业发展落后于当年的预期,但以上海为总部的外资快消巨头、制药巨头则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快速扩张。苏南地区尽管制造业强大,但在很多行业,和上海相比,很大程度是一种“厂”和“店”的关系,即上海是品牌、资金和研发总部,而苏南地区则是制造环节所在地,两者有着明确的分工,也有着不同的产业链地位。
  此外,尽管中国的金融业一直存在垂直监管,但也不要忽视市场的力量,以及资本对未来某些趋势的预期。这些年,不少国字头金融机构、民营大财团开始重新将目光转移到上海。2014年,中民投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500亿元。
  2015年,上海迎来了金融总部机构落户的一轮高潮。这一年,中国保险投资基金在上海注册成立,它由27家保险公司、15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及4家社会资本共46家股东单位出资设立,未来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同一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也在上海开业。此外,新兴巨头,阿里系的超级独角兽、第三方支付龙头企业—支付宝也迁址上海。
  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上海承担龙头的角色,既需要“借大势”,也需“靠市场”。所谓“大势”,即国家治理变革正对地方的改革创新提出新要求,区域一体化正是一个突破口。
  实际上,改革开放正是始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财金大改革将地方财金权力大幅上收,有效地整合了全国市场,奠定了中国近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架构。
  但这次改革也遗留了一些问题,除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之外,至少还有两个方面:一是地方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可以操作的空间很小,越发趋于保守。二是,全国市场在省级行政区之间依然没有完全整合,要素流动依然存在分割。比如,关系到人才流动的社保就依然是“省级统筹”,极大地制约了人力要素的跨省流动。而社保互通,也正是本轮长三角一体化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改革的启动,它需要个体的担当,而改革的持续和深化,则需要市场的力量,这是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我在浙江工作过很长时间,在江苏也工作过很长时间,对安徽也不陌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的这句话曾被媒体广泛报道。为加快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落实,2017年李强就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久,便带领上海党政代表团到另外三省不断“走亲戚”。李强曾先后在浙江和江苏两省担任省委书记,这种长期主政经济发达地区的经历,让他更具市场眼光和企业视角。
  2018年6月,李强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共识成果的思路、目标、部署和举措,接受了“三省一市”媒体联合采访。
  李强说:“企业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更敏感,政府要积极协调,关键时刻推动一把,企业往往就能闯出一片全新天地。要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契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长三角地区出现更多的世界级大公司。”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市场和政府两者得以各司其职的结果。
  未来,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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